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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目共睹的是，中國社會的光榮成長，不僅體現在經濟層面，更見諸社會與人心的成長；不僅體現在“兩會”之中，更在“兩會”之外的“社會”。每年“兩會”再牽動人心，終有結語。與此相比，“社會”卻永無閉幕之時。
今年的“兩會”結束了。認真想想，“兩會”不僅見證中國三十年的改革開放，同樣是中國三十年改革開放的重要窗口或者縮影。每年全國兩會都會有一些關鍵詞或者熱詞。回顧既往，從中不難看到中國社會與政治的點滴成長。
上世紀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當時“兩會”的熱點多是“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多種經營”、“票證供應”、“經濟特區”、“個體勞動者”等。無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和個體戶的生生不息，在一定程度上見證了中國人逆境求生的草根智慧與百折不撓。前者被視為中國改革開放的先聲，而個體戶的興衰沉浮，更濃縮了近三十年中國經濟與社會的歷史。人們時常提及的一句話，是寫在1981年國務院文件裏的一句“老實話”：個體戶也是勞動者。“也是”二字，雖是進步，但也從另一側面道盡那個“一大二公”時代非公經濟的千種辛酸。
與中國個體戶恢復生機相伴的是一係列漸進的改革。當改革開始加快速度，在“兩會”上有關“鄉鎮企業”、“沿海開放”、“外資”、“微觀搞活和宏觀控制”、“價格杠桿”、“國家與企業”、“計劃與市場”、“社會主義有計劃商品經濟”等“新詞語”或者“新概念”的討論也日益增多，市場經濟的價值從此被重新發現。正是這一切，使中國社會漸漸解放，不僅復蘇中國人的創造力，也為中國其後二十余年間的高速經濟成長奠定基石，拉開序幕。
中國革命經歷了“農村包圍城市”，中國改革似乎同樣遵循了這一規律。如果說上世紀80年代初期的改革主要發生在農村，那麼從80年代中期起，改革同樣開始向城市轉移，改革由此貨真價實地成為全民的事業。與城鎮相關的“兩會”關鍵詞開始交織著“鐵飯碗”和“下海”。伴隨著國企改革的進行，許多手持鐵飯碗的人開始走出單位體制，尋找屬于自己的事業與人生。在這種有意無意用腳投票的過程中，一場即將改寫中國人財富路線與心靈圖譜的風暴正在醞釀，隨之而來的是開放社會的時代精神應運而生。改革開放，歸根到底就是建立一種屬于開放社會的新秩序。
“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在上世紀90年代取得了立竿見影的效果。雖然在這個10年之初，中國已經結束了有關計劃與市場的爭論，國有企業改革和金融證劵領域的建設陸續展開，但在“農民工”、“下崗”、“入世”、“住房改革”、“反腐敗”等成為“兩會”關鍵詞的背後，是中國改革漸漸進入深水區———社會差距日益拉大，環境污染日益嚴重。當“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之後，追求效率，“兼顧公平”的改革思路開始引發爭論。
2003年以來的全國“兩會”熱點開始轉向“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科學發展觀”、“和諧社會”、“節約型社會”、“看病難”、“看病貴”、“教育公平”、“就業和再就業”、“物價波動”、“公共安全”、“食品衛生”、“環保風暴”等。與改革相伴的挫折與困苦，只有通過不斷地深化改革才能解決。顯然，維護社會公平正義，促進經濟與環境的可持續發展是確保“改革開放不動搖”的當務之急。
應該說，三十年中國改革，每一年都有當務之急。雖然它有時會讓“只爭朝夕”的人們覺得緩慢，更不忍心看到那些近乎于常識的議案、提案被反復提及或擱置。然而不可否認，從舊體制走到今日的開闊之境，過去三十年雖有風雨沉浮仍不失為“光榮三十年”。
有目共睹的是，中國社會的光榮成長，不僅體現在經濟層面，更見諸社會與人心的成長；不僅體現在“兩會”之中，更在“兩會”之外的“社會”。如我們所知，每年“兩會”再牽動人心，終有結語。與此相比，“社會”卻永無閉幕之時，而且它向所有人開放，號召所有人參與，它是一場打通了時間、空間和“人間”的永不打烊的三維盛會。(熊培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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