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未至，關于青年“半日閒”的休假安排，卻變得莫衷一是。據4月23日《新聞晨報》報道，此前消息均稱休假安排“經國務院法制辦同意”，但國務院法制辦工作人員明確表示，青年節放假半天的決定，法制辦只是負責公文文書的往來答復，並不負責執行和監督。

    現在看來，此次休假安排出現的尷尬，其實是公共行政的尷尬。就像警察機構提供公共安全服務，教育機構保障公民起點公平一樣，任何公共行政，都傳遞著相應的價值理念。而就休假安排本身而言，不論是國慶節，抑或勞動節，其對公共價值的表達已是當然之義。即以清明、中秋等傳統節日放假而言，也都同樣在傳統文化與現代精神的互動中，表達一個民族相應的價值理念。至于五四青年節，係起源于上個世紀初那場反帝反封建以及追求“德”“賽”二先生的愛國運動，這樣一種精神與價值，同樣是不應被剝離與無視的。

    如果一種公共行政缺乏對公共價值的承載，必然淪為單純的效率主義。這就像學者汪明候在其《危機與重建》一書中指出的，效率主義“把公共行政簡約成技術，與量化的方法化，而對于有關公共生活的根本價值、目的、倫理、甚至理論，均缺乏反省”。此種情狀，也反映出當下一些休假制度呈現的一種傾向。以前的“黃金周”安排，經濟的概念取代了對公共價值的紀念。就五四而言，可以說上世紀初那些青年們的奮鬥，決不只是為了給一個世紀後的青年謀取半天休假的福利，更重要的是體現青年對于民主與科學的不懈追求。

    公民的休假權應依法受到保障，但是紀念日畢竟不同于正常的每周休息日，它們有著必須的價值承載。與此同時，只有當紀念日僅僅具有“休假”的意義之時，它才必然因為休假權利分配的不公而受到爭議，這恰恰是一種本末倒置的結果。其實，有關五四放假的年紀之爭，說到底並未觸及問題的實質，即使上限擴張到60歲，滿足所有自以為青年的人“半日閒”的放假需求，對于五四精神的價值追求與創造就自動實現了嗎？而對于現在的青年來說，五四精神與休假權到底孰輕孰重？若五四精神之皮不存，五四放假之毛又將焉附？———這才是問題的關鍵所在，也是歷史與現實對公共行政怎樣體現公共價值與公共品質的追詢。（楊耕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