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各地近300位城市管理執法局長向社會發出“文明執法”承諾，希望以實際行動重塑公眾心中城管執法人員形象———全國城管執法局長聯席會第二屆年會、第三屆城市管理行政執法經驗交流研討會日前同時在山東聊城舉行，全國城管執法隊伍形象建設年活動正式啟動。（4月27日《新京報》）

    雖然我樂于相信局長們的自知之明，更樂于監督城管局長的文明承諾。問題在于，拿什麼去監督城管局長們的文明承諾呢？

    各市輪流坐莊的全國城管執法局長聯席會，既不像是一個正式的組織，因為城管上面並沒有一個明確的中央部委來管；也不算一個民間組織，因為無論是參會人的工資還是開會的經費都是由納稅人支付。那麼，這樣一種“年會”，除了“經驗交流研討”的意義之外，其“行業自律”的價值很難以一種穩定有序的方式展現。換言之，看上去整齊劃一的聯合承諾，背後卻缺乏實質性的約束力量。

    幾個月前的第一屆年會上，城管局長們曾對“天門城管打死人事件”進行了“深刻反思”，並引發了“鷹派”與“鴿派”的大討論。但是，城管粗暴執法並沒有因此發生任何改變，諸如“南京市民諷刺城管執法被圍毆致大便失禁”之類的事件時有發生。原因正在于，各地城管不用對“全國城管執法局長聯席會”上的承諾負責，而只對本地的有關上級政府部門負責，自然該怎麼幹還怎麼幹。

    如果組織這樣的城管局長聯席會有助于約束城管倒也罷了；可是，如果只是“光說不練”，或者只是“研究”如何對付小商販，那還真不如為納稅人省點錢。缺乏獨立的社會監督和法治問責的所謂承諾，到頭來只可能成為擺設。既然近300位城市管理執法局長已經向社會發出“文明執法”承諾，就應該“歡迎社會監督”這一承諾；而要讓社會監督這一承諾，就應該先將諸如官帽之類的東西抵押給公眾，以之作為監督的手段和問責的依據。

    本質上，文明執法承諾應該是一種權力自縛行為———權力自己把自己綁好了交到公眾面前，隨時準備讓公眾用鞭子抽打違背承諾的行為。現在，對于全國近300位城管局長的“文明執法”承諾，請先告訴公眾，如果違背承諾了，該向誰問責？（書生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