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日，《政府信息公開條例》將正式施行。這標志著我國各級政府將邁向一個信息公開的新時代。

    保密多、公開少，曾是中國政治生活的一大特點。長期以來，我們只有保密法，而沒有信息公開法，致使公民無法了解政府信息，因為“不公開是慣例，公開是例外”。在改革開放之前，即便是像唐山大地震這樣的重大自然災害，公開發布的信息也僅限于抗震救災。

    然而，一個國家的秘密越多，並不意味著就越安全。因為在信息化社會，公眾的信息越閉塞，行動的風險就越大。讓一部分國家秘密進入公共領域，反映了政府的開放與自信，體現了對人民的信任和尊重。一位名人說過：“讓公眾了解事實真相，國家必然安然無恙。”盡管任何國家的信息公開都有一定的范圍和限制，但是，作為人民的政府，在保證國家安全的同時，也應該保障人民的知情權。

    從本質上說，政務信息是一種公共資源和社會財富，而不是一種壟斷資源。在一個封閉的社會，政府往往將政務公開作為行使權力的一種方式，公民完全處于被動地位，沒有人敢要求政府公開什麼；而在一個開放的社會，政務公開是政府的一種法定義務，也是公民的一項基本權利。除了政府主動公開的信息外，公民可以依法申請公開其他公共信息，政府無正當理由不履行義務要受到追究。因此，“公開是原則，不公開是例外”，將從根本上改變政府部門的工作思路和方式。

    《政府信息公開條例》的實施，擴大了公眾了解政府信息的深度和廣度，從而擴展了公民的知情權。人民行使管理國家的權利，是以對政府信息的知情為前提的。只有政務公開，讓公眾獲取充足的信息，才能激發公眾的社會主體意識和參與意識。過去，有的官員擔心公眾知情太多，會引起社會恐慌和混亂。例如，在非典災難、松花江污染等突發公共事件中，有的官員錯誤地隱瞞事實真相，結果引起了更大的恐慌。事實證明，政府只有最大限度地公開信息，重大事情讓人民知道，才能喚起民眾的力量。

    信息公開也是最好的政治“防腐劑”。政府秘密越多，信息越壟斷，權力尋租的空間就越大。官商勾結、權錢交易、欺詐失信等腐敗現象，大都是“暗箱操作”所導致的。過去，很多官員習慣于能不公開就不公開，原因就在于此。而根據《政府信息公開條例》，除了國家秘密、個人隱私、商業秘密以外的政府信息，原則上都應向社會公開。這就意味著，在政府決策的過程中，所有陰暗的角落都將被陽光照亮。這是政府轉變職能的重要契機，在法治力量的推動下，我們的政府向透明政府、責任政府、服務型政府邁進的步伐將更大。

    當然，信息公開只是邁向民主政治的第一步。如何在保障公民知情權的基礎上，更好地實現公民的參與權、表達權、監督權，才是我們追求的目標。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才剛剛上路。(白劍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