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肉搜索”的對象林林總總，不一而足，但其中最具爭議的還是對人的搜索。來自五湖四海、成千上萬個人通過不同途徑從不同角度對同一個人進行搜索挖掘，很快就能掌握這個人的所有信息。“網絡偵探”們在尋找事實真相的同時，往往也“人肉”出了當事人的照片、身份證號碼等個人隱私。

    “人肉搜索是網絡優勢的體現，這是一種不可控的自由”，“網絡環境比較寬松，體現的是信息的零距離，每個人都可以隨意的表達自己觀點”，“之所以拼命的去爆別人的隱私其實就是為了正義”，“很多時候那些不道德的事情讓人感到氣憤，之所以要把他找出來就是想給他點教訓”，一位曾經參與過“人肉搜索”的網友說。甚至有網友說，“誰能把握人肉搜索，誰就能超過Google”。記者採訪的上海網友中，不少人對于這種方式都持一種支持的態度。

    一位在外資企業長期從事網絡管理的潘先生則說，“有些人肉搜索可能從法律上來說不一定合法，但是從道義上說未嘗不可，很多時候也是維護正義的一種行為。而且人肉搜索有時候也不僅僅是普通網民才參與的，網站的管理員也會參與進去。作為時刻監控網站的網管，當一些不道德的事情發生時，他們也會利用自己的身份之便協助其他網民進行人肉搜索。”

    “‘人肉搜索’一方面能夠幫助有困難的人很快找到解決問題的辦法，但是另一方面毫無顧忌的公布別人的隱私甚至影響到當事人的家人朋友，這確實讓人感到恐怖”。在一家美國公司供職的王曉巍說。

    但北京大學社會學係的夏學鑾教授認為，從虐貓事件的整個過程來看，網絡倒是發揮了正面的輿論監督的作用，網絡對虐貓者進行了一場道德審判，既促使了當事人良心上的覺悟，也對社會其他人有一定的觸動約束作用。

    對此，復旦大學社會學教授于海認為，網絡一方面給我們提供了信息便利，但另一方面因為它的匿名性也存在很多問題。但不能因為網絡的匿名性就動搖了我們日常生活的規則。無論是在網上還是日常生活中，錯的就是錯的。即使以一個好的名義去追究別人的過錯，也不能越穿道德界限，因為大家在執行一種正義的過程中是在執行一種私刑，也很可能就違反了另一個更大的正義，這是互聯網上經常發生的事情。人人都可以來做道德評價，但是不能人人都來當警察。對于網絡來說，抵達面是公共的，但是執行者都是個人，所以造成了我們現在的這些困惑。

    那麼，“人肉搜索”能不能夠成對相關當事人隱私的侵犯，法學博士後李建偉認為，從法律的角度來說，主要還是看公布的信息屬不屬于個人隱私的范疇，“而這個界限其實很難界定”，李建偉說，“只要法律上沒有明文規定禁止的，一般都不屬于違法”。 

    道德準繩能否約束“搜索暴力”

    不可否認，“人肉搜索”很多時候是一種無奈。許多明顯違背社會道德的事件，但未必違法違規，很難得到懲戒，于是網友就利用互聯網的特性，自發進行“偵破”，目的還是希望用社會道德評判來約束不道德行為。

    比如虐貓事件，如果不是網友參與“搜索”，社會對虐待動物的認識度不會如此之高。但是，北京的女學生因為一句話就遭遇了人肉搜索並被惡搞，已經嚴重傷害了這位中學生的身心健康。這似乎是不該出現的局面，可見“人肉搜索”強大的力量背後還是會有一些失控、過火的局面出現。

    “‘人肉搜索’是互聯網發展的趨勢，從某種角度說是不可避免的”，復旦大學歷史學教授顧曉明說，“它好的一面當然不必說了，對于它不好的一面，我們首先需要的是研究它，把它作為一種新的文化來研究，而不是凡事‘一刀切’。對于新技術背後違法的可能性，可以通過監管、立法來打擊、處理，要把它的違法性和自身合理性區分開來。對于‘人肉搜索’，一方面不要出現“滯留”，另一方面也不應喪失了發展的機遇，畢竟它還是一種可利用的社會資源”。顧曉明老師說。

    “其實我們可以考慮從技術上來區分各種網絡行為，使那些最容易發生權利侵犯的、對他人的生活造成幹擾的或者一些明顯會造成嚴重社會後果的網絡行為可以通過技術手段去辨認。另外，網絡也應該加快自身的法律進程。互聯網應該有一些法律準繩，法律也要對網絡的一些行為有一些區分，某些時候要進行一些幹預，讓大家知道在網上還是有可能違法的，這樣或許可以使“人肉搜索”的負面作用少一些”。社會學教授于海說。

    對此，法學博士後李建偉認為，從法律層面來講，如果一個人的某些信息可以讓身邊的朋友知道，那就不屬于隱私，而且互聯網這種方式也很難去追究相關當事人的這種發布和傳播行為。因此，“人肉搜索”更多的是道德領域的問題，對于其不利的一面，更多的是需要道德機制而不是法律機制來約束。

    上海社科院網絡研究中心的一位負責人說，互聯網改變了生活方式，同時也在潛移默化改變一些社會規范，但必須承認，互聯網使用也應有道德底線，“網絡暴力”方式只會毀壞我國的互聯網環境，但怎樣正確引導網民用好互聯網，是一個很大的課題。  (記者 張磊、陸文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