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睿鶇 作者文集

    2008年，雲南昆明行政審批事項從506項精簡到96項，成為全國行政審批項目最少的省會城市；172項行政事業性收費項目，僅保留95項；審批時限壓縮了2/3。（《人民日報》1月7日）

    應當說，昆明市大規模地減少行政審批事項，不僅能約束政府權力，提高政府辦事效率，更能大大減輕公眾和企業的經濟負擔。但在肯定行成效的同時，筆者認為還存在一個問題。被精簡的行政審批事項，大多是不收費的，或者是收費極少的。而收費多，使用頻率高的行政審批項目大多被保留。

    無論是去年上海、黑龍江等地的行政審批事項的精兵簡政，還是最近昆明向社會公布的精減清單，都存在類似問題。去年6月份上海決定取消和停止徵收148項行政審批事項中，仍保留了不少行政事業收費的“大肥肉”。其中，由市房地資源管理局下屬的市建設用地事務中心收取的各類用地管理費，每年達5000余萬元；由勞動和社會保障局下屬的市徵地勞動力事務中心收取的各類勞動力管理費，每年超過1億元。

    究其根源，是涉及到部門利益多，受到阻力過大。由此，便牽扯出我們不得不面對的一個現實問題，當前我國中央包括各級地方政府的行政審批事項精減中，收費多且頻率高的行政審批事項還有多少仍舊被保留？

    國家發改委公布的數字稱，僅2005年，全國行政事業性收費總額就高達4000多億元，加上各種基金徵收總額2000多億元，人均約為500元。顯然，清理行政性事業收費，依然路漫漫其修遠兮，讓收費高的行政審批事項立即叫停，更是難于上青天！

    筆者認為，要想杜絕政府為了政績而精減行政審批，關鍵要建立行政審批事項公示制。各地政府要對每個行政審批事項的減少收費情況，必須公布于眾；需保留行政審批事項的具體收費明目和詳細數據，以及保留原因和期限，都要向社會公布。

    與此同時，應加快行政收費法的立法進程，給地方政府精減行政審批事項行為帶上法律的籠頭。盡管早在1999年，全國人大就醞釀起草過行政收費法，之後一再重申要加快制定，但十載過去了，行政收費法仍未出臺。正因為其阻力和困難大，國家更應排除萬難，破除部門利益，讓規范行政收費的法律早日出臺，以提高行政審批事項精減的含金量，使民眾真正得到實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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