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森藝術史》採用組合譯法，並不是因為組合譯法有什麼特別的學術上的優點，而是因為組合譯法有重大的作用。這個作用就是迅速彌補漢語中知識的含量和世界通用語言知識的含量之間的差距。

　　世界通用的語言目前是英語。今天世界的知識和信息主要是以英語來承載的。任何非英語國家都存在著要把這種目前的“通用語言”中的知識和信息含量轉化為母語的工作。我們嘗試組合譯法做藝術史，只是一個實驗而已，根本的作用還是能夠調動成千上萬的人有計劃、有組織地吸收和轉述世界上的知識，並不僅限于英語為母語的國家。

　　“組合譯法”一定會成為今後國家的重大國策和國家工程。但是在這個工程啟動之前，我們利用了《藝術史》的項目來對組合的方式、組織的方法、檢驗的制度、操作的程序進行了一些實驗性的工作。《藝術史》的出版只是這個實驗性工作局部的成果。目前，由我所領導的北京大學視覺與圖像研究中心與北京大學英語係的翻譯研究所的教授們共同在推進組合譯法項目的進一步實施和對方法的進一步完善和改進。

　　組合譯法的最大困難，就是工作人員之間由于理解差異形成的矛盾—根植于人的自由意志和理解的差異。組合譯法永遠不能適用于藝術語言和思維語言的翻譯，即對文學和思想的翻譯，因為文學和思想的翻譯根本不是在翻譯，而是在重寫。

　　藝術史就是一門人文學科，但是這門學科和藝術與思想的邊緣接近。因此，用《藝術史》作為組合譯法的實驗，不僅在實驗組合譯法，而且在試驗和探索組合譯法方法本身的邊界。

　　組合譯法的根本骨幹作用是術語表。所以我們在做《藝術史》組合譯法實驗時，建立了大規模的專詞表和術語表。

　　這種術語表對于中國語文有著重大的推進意義，因為漢語語詞的“詞源”在進入現代漢語之後，主要的概念和術語其詞源並不源自古代漢語。過去所編輯的《詞源》，其實只是中國現代漢語的部分詞源，而作為整個世界文明的淵源之一的中國語言，正在吸收世界文明而迅速擴大，必須通過“術語表”工作中對于每一個術語的“詞源”加大追索和研究的范疇。對許多漢語語詞的英文（世界通用工作語言）的追溯，進而對于其語言來自于各自的民族語言的追溯。各種“母語”有可能來自于西方的語言，也可能來自于非洲、阿拉伯、印度和南美，或者東亞地區；再進一步，對上述各種語言的語源的探索而獲得，這些語言可能是拉丁語、希伯來語、敘利亞語或者梵語。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夠確切理解這個中文的概念的準確內涵和外延。對這些語詞，還有一個重要的工作，就是要檢驗其第一次譯成漢語的情況：是出自中國哪個時代哪種人的手筆，還是由日本漢字譯出，還是外國傳教士利用中國漢字譯出。同時還要考察譯者當時採取這種譯法所依據的文本的上下文、他本人及他周圍的思想環境。唯有如此，我們才能夠準確地把握一個術語的意義和應該確定的譯法。

　　這個工作雖然我們是從《藝術史》裏的術語追究開始的，但是絕不僅限于藝術史的工作，而是中國文明的建設重要的工作，需要很多人來做，要做很多年，或者説要永遠地做下去。而且這項工程未必是單向的，輸出意義也要求同樣的工作，也需要同樣的準備。

　　由此説來，一本《詹森藝術史》做了29年，當然是因為作為主持者我所能夠賦予的精力和能力極為有限，導致事情拖延，問心有愧。但是，如果讀者諸君意識到此件事情背負著“組合譯法”和“術語表”建立的意義，大家也就不會過多地責怪我們在工作的過程中間誠惶誠恐、步履維艱的狀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