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昌文（速寫） 羅雪村繪

　　今年沈昌文先生82歲了。文化圈裏圈外的人，都好稱他為沈公，我們為他80歲祝壽時，王蒙先生開篇就説：“大哉沈公，無所不通；大哉沈公，無所不精；大哉沈公，隨心所欲；大哉沈公，嘻嘻松松。”王蒙妙語連珠，寥寥數語就點破了沈昌文的人生品質，點睛之筆落在最後四個字上。一位有大成就的出版家，各方面超群之處不勝枚舉；而他一生為人處世，“將身段降到最低點”的表現，卻讓王蒙用“嘻嘻松松”形象地概括出來。

　　沈昌文在上海出生長大。他祖輩家境很好，後來家道敗落，小時候連正常上學都很困難。他原名叫沈錦文，為了上學，頂替一位王姓親屬的孩子，起名王昌文，念完書又把姓改了回來，才有了現在的名字。對于這些往事，沈昌文從不隱晦，還常常挂在嘴上，説自己的正規學歷還不足小學，當年是上海的“小赤佬”，曾經在金銀首飾店做學徒，曾經伺候牌局，端茶送水。前不久，他還開玩笑説，早年的經歷使他養成習慣，最適合給作家、學問家、文化人做秘書，做服務性的工作。

　　在這樣的生活環境中，沈昌文勤于自學，最終成為出版家、學問家，贏得人們的尊重。他通過自學，通曉英日俄多種語言，譯著《控訴法西斯》、《列寧對全世界婦女的遺教》等。做出版，他一生努力，一直做到三聯書店總經理，《讀書》雜志主編，組織出版過《寬容》、《第三次浪潮》、《情愛論》等，還有策劃《萬象》雜志、“書趣文叢”、“新世紀萬有文庫”，最早引進金庸、蔡志忠、幾米等作品。

　　我曾向沈昌文請教：“您取得這樣的成就，最重要的經驗是什麼呢？”他説，我什麼都一知半解，要聽專家的話；我不是知識分子，最多只是一個“知道分子”；我讀書是為了冒充知識分子，雲雲。他還説，我如今成了“八零後”，耳朵背了，記性差了，成老頑童了，哪還有什麼經驗可談呢？聽到沈昌文這些話，千萬不要上當，這正是他低調做人、降低身段做事的表現。其實他個性十分鮮明，剝去雲山霧罩的外表，就會發現許多精彩的東西。

　　從沈昌文那裏總結出的第一條經驗，就是勇于向專家説“我不懂”。這一條對于做出版、做傳媒的人而言，顯得尤為重要。我們經常見到一些記者採訪時，壓著採訪對象説話，喧賓奪主；一些編輯把職務當成權利，熱衷于給作者“命題作文”。沈昌文説，這樣做不是不可以，但我們職業主流還是服務于作者。他説，一個編輯能拿到一些好稿子，往往不是因為他的學術水平高，而是因為他作為編輯的職業化精神做得到位。説“不懂”，是實誠，是角色定位，是學習精神的表現，也是對作者的尊重與檢驗。如果他也不懂，那就不適合成為你的作者；如果他懂得不夠，你可以通過交流，檢驗他的提升空間；如果他很懂，你組稿的工作目的就達到了。沈昌文時常會嘆息，現在最難的是人與人之間打開心扉，真心溝通。你約見作者，上來就擺出領導的架子，好像什麼都懂，那還談什麼？

　　沈昌文做出版，另一條重要的經驗是廣結人緣。這裏的核心是一個“廣”字。為達到這一點，沈昌文説，出版人最好遊離于各個學派之外，最好不要隨意得罪人，遇事最好不要急于站隊表態。這也是一種基本的職業訓練。另外，“廣”字還包含著對新人、晚輩，以及一般讀者的尊重。做《讀書》主編時，每天沈昌文最重視看讀者來信，從中可以獲取許多營養。

　　我分析沈昌文做出版的兩個特點：一是做出版要講五湖四海，形形色色的人都要結交。正面的，反面的，熱點的，冰點的，海內的，海外的，中國的，外國的……一次陸灝感嘆，沈先生真厲害。如果一個人火了，你給沈昌文打電話，問能找到那個人嗎？他常常會説，能啊，我前不久還與那人吃飯喝茶呢。二是做出版需要幫手，幫手分為上中下三手。上手是策劃創意的人，中手是操刀落實的人，下手是加工整理的人。

　　寫到這裏，我想起幾天前，請沈昌文為我的新著《可愛的文化人》寫序。他寫了一篇《文化囧》，其中説到出版行業日新，自言已經過時。我為其風趣所動，卻時時感嘆，看來沈公的身段還要一直低下去，直到永遠。

　　沈昌文，1931年9月26日生于上海。1951年至1985年，在人民出版社任校對員、秘書、編輯、主任、副總編輯。1986年至1995年，任三聯書店總經理兼《讀書》雜志主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