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肇基工作照

　　走進著名攝影家張肇基的家，書櫃擺滿了小山般的各種畫冊、雜志和書籍，“這些書裏都有我的作品，”張肇基介紹道，隨後又幽默地補充了一句，“當然，這其中相當一部分書籍在使用我的作品時，我自己都不知道。”

　　張肇基自上世紀五十年代參加工作後，照相機便始終伴隨著他。其中，1980年起他拍攝的反映北京古建園林、城市新貌的攝影作品曾先後共19次由文化部、北京市委、市政府等選送至世界多個國家參加攝影圖片展覽。他鏡頭中的影像，記錄了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特別是北京日新月異的變化，留下了大量珍貴資料，具有較高的文獻價值和藝術水準，而這些得意之作，也成為被侵權和盜用的“重災區”。

　　從前根本沒有著作權的概念 

　　張肇基回憶道，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根本沒有著作權的概念。那時候使用的攝影器材都是單位所有，拍攝的膠卷也全部交由單位存檔。後來，自己能夠買得起膠卷了，在工作之余也開始進行創作，當時只是覺得作品能夠發表就非常高興了，沒有想到索取稿酬，甚至很多時候作品都沒有署名。有一次，一位香港記者來到北京，專門到單位找到張肇基，稱其所在的雜志使用了張肇基的攝影作品，按照慣例，將100美元的版權使用費如數奉上，並希望能夠開展更多的合作。面對這樣一筆本應屬于自己的“巨款”，張肇基卻不敢收。對方很是執著，認為使用照片一定要給作者支付報酬，這是對創作者的尊重。最終和同事們一起協商的結果是，香港記者將美元兌換成人民幣後，由張肇基上交給單位，大家這才松了一口氣。現在看來這已成為一個笑話，但類似的故事在當時法制不夠健全，版權概念幾乎沒有的大背景下，卻十分普遍。

　　維權成本高而判賠標準低制約著攝影維權 

　　上世紀90年代《著作權法》等相關法律相繼頒布，與此同時，像張肇基這樣的攝影家也開始拿起法律的武器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從1988年開始，在有關部門的組織下，張肇基開始乘直升機航拍北京，“當時飛機一離地就算一個架次，1個小時需要2萬元，一個架次需要4小時。航拍的成本非常高，好作品得來不易。”張肇基談到。但很多時候攝影家卻必須面對這樣的尷尬：侵權、盜用這些作品非常容易，即使法院有了判決，賠付額往往也很低，而攝影家維權的成本卻非常高。他認為：“盜用之所以如此猖獗，是因為很多人懷著僥幸心理——逮著我，反正法官判不了多少錢，很多時候，賠償的款項連攝影師取證的費用都不夠。”張肇基介紹到，他曾經打過攝影作品侵權官司，簡單來説有三個步驟：首先，證明自己是作者；其次，證明對方侵權；第三，證明侵權者應當賠付的金額。第一階段和第二階段問題不是很突出，矛盾主要集中在第三階段，我國現行著作權法體係對于侵權，採取的是補償性原則，而非懲罰性原則，此外同類案件賠償標準也沒有統一。作為法官，雖然法律規定了50萬元以下的賠償限額，但他們不是攝影圈的人，往往不了解航拍等特殊攝影作品的拍攝成本和價值，有的時候在沒有有力證據的情況下，不同法院和不同法官間自由裁量的數字差異都很大，這些都給攝影家維權增加了難度。張肇基呼吁，應當參考歐美、日本這些國家關于侵權案件的判罰，他們對侵權案件的判罰金額都是相對比較高的，而且法定賠償標準還會綜合考慮諸如作品的拍攝成本、歷史、文獻、資料性和藝術性價值，以及侵權人乃至連帶責任人的財産情況進行判罰。“解決維權成本高，而侵權代價小這個矛盾，應是當前文藝維權部門重點關注的問題”，張肇基堅定地認為。

　　機構維權是未來攝影維權發展的方向 

　　在溝通中記者了解到，目前，對于攝影作品的維權，如果總以個人為主體，不僅調查取證直至訴訟調解的時間和周期較長，而且成本較高，對法律的專業知識也有一定要求，這些對于個體藝術家來説，都是不小的負擔，這也是很多人在面對侵權時猶豫不決甚至放棄維權的主要因素。“中國攝影著作權協會和中國文聯權保部的成立，讓我們找到了娘家。”張肇基介紹到，近期，他的很多侵權困擾都在中國攝影著作權協會的幫助和調解下，得到了較為滿意的處理結果。“他們了解攝影家的所思所想，同時，比我們更具有法律專業性，並能夠變零為整，整合不同作者的作品對同一侵權主體進行集中維權，所以機構維權才是以後維權發展的方向。”張肇基同時希望，作為文聯的權保部門，權保部能夠發揮優勢，參與到我國的法律建設中來，在制度層面上推動藝術家維權的體制和機制不斷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