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三十年來，民間文學工作所取得的成就是不可低估的，但是在前進中也有不少缺點和錯誤，特別是遭到林彪、“四人幫”極左路線的嚴重破壞，這使我們積累了正反兩方面的寶貴的歷史經驗。

　　我國的民間文藝學是近代才産生的一門年輕學科，它在自己的歷史發展中走過了不平凡的道路。

　　六十年前，在偉大的“五四”運動中，在科學與民主的旗幟下，我國進步的知識界發起了搜集和研究民間口頭文學的學術活動。一部分進步的作家、學者提倡近世歌謠，成立了北大歌謠研究會，出版了《歌謠》周刊。中國最早的馬克思主義傳播者和中國共産黨的創始人之一李大釗和新文化運動的主將魯迅都曾經參與了這個運動。三十年代，在南方一些省份，民間文學和民俗學研究也曾有較大的開展，發起搜集歌謠以至提倡民俗學研究，是當時新文化運動中提倡平民文學、反對貴族文學的一個重要表現，是我國現代民間文學科學的可貴的開端。老的一代民間文學工作者如劉半農、朱自清、顧頡剛、常惠、鐘敬文、容肇祖、楊成志等，對在“五四”運動烽火中誕生的新的民間文學工作起了開拓的作用。在左翼革命文學運動中，中國文化革命的最英勇的旗手魯迅在關于文藝大眾化問題的文章及其他著述中，對勞動人民的口頭創作給予了極高的評價。魯迅對民間文學的一係列基本問題，包括民間文學的起源、民間文學的意義和價值、民間文學與作家文學的關係，以至搜集工作等問題，都作了精辟的論述。

　　黨在領導歷次革命戰爭的過程中，在各革命根據地也曾經對民間文學搜集工作給予很大的重視。特別是一九四二年毛澤東同志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指明了發展革命文藝的正確方向，強調作家要深入生活，並向民間文藝學習，高度評價人民群眾文藝創作的意義，從而為我國民間文學工作開辟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道路。

　　新中國成立以後，民間文學工作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發展。但我們也經歷了十分艱難曲折的道路。從開國到一九五六年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處在初創時期的新中國民間文學工作，克服了種種困難，開始呈現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繁榮景象。但是，在一九五七年的以及其他的政治運動中，我們也犯了一些錯誤。特別是把學術問題當成了政治問題，混淆了人民內部矛盾與敵我矛盾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傷害了一些同志，例如對鄭振鐸、鐘敬文等同志的批判都是錯誤的。一九五八年，在“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總路線的鼓舞下，廣大社員在開山劈嶺、戰天鬥地的集體勞動中，創作了很多新民歌，反映了我國人民要求迅速改變“一窮二白”面貌的壯志豪情。毛澤東同志倡導搜集民歌，掀起全國採風運動，大大促進了民間文學的普查、採錄和研究，對全面開展民間文學工作産生了重大影響，然而，經濟工作中的“瞎指揮”、“浮誇風”和“共産風”的錯誤，也影響到民歌創作。當時在文化中還提出了“人人寫詩”、“人人唱歌”的錯誤口號，命令工農群眾停工停産來放“文藝衛星”，大轟大嗡，攤派寫詩，弄虛作假，後來又提出了“寫中心”“唱中心”的口號，這些都違背了民間文學的發展規律，嚴重地影響了民間文學事業的健康發展。一九六○年以後遇到天災人禍，三年經濟困難，特別是在文藝界過份地強調意識形態領域的階級鬥爭，錯誤地解釋“厚今薄古”的口號，甚至提出“大寫十三年”的錯誤口號而簡單粗暴地否定其他題材，在這種形勢下，民間文學的處境每況愈下。雖然一九六二年，由于制定了《文藝八條》，民間文學工作曾一度出現了新的起色，但是一九六三年以後，“左”的幹擾日益嚴重，正常的民間文學工作步履艱辛，越來越難。從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六年的十年間，在林彪、“四人幫”的瘋狂破壞下，民間文學成為一個重災區，我們經歷了一場空前的浩劫。林彪委托江青炮制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顛倒黑白，肆意誹謗黨的文藝戰線，為從文藝界開刀篡黨奪權大造反革命輿論。林彪、“四人幫”和他們的那個“顧問”推行了一條極左的反革命路線，他們把《紀要》當做“法寶”，對文藝界實行了封建法西斯“全面專政”。黨的革命文藝路線被誣蔑為“文藝黑線”，黨對文藝工作的領導被誣蔑為“黑線專政”。革命文藝團體都被誣蔑為裴多菲俱樂部。民間文學界也不能幸免。許多優秀的民間文學作品被打成“封、資、修”毒草，許多歌手、藝人、民間文學工作者慘遭迫害，大量的資料遭到焚毀，機構統統被“砸爛”，隊伍被打散了，整個民間文學中斷了十年之久。

　　林彪、“四人幫”對民間文學的摧殘和破壞，是歷史上所罕見的，後果是極為嚴重的。但是，廣大人民群眾並沒有在林彪、“四人幫”的淫威面前屈服。就在林彪、“四人幫”逞兇的日子裏，也産生了和流傳著許多辛辣地諷刺林彪、“四人幫”的政治笑話；天安門前出現的悼念周總理、痛斥“四人幫”的革命風謠，表達了民心，極大地鼓舞了人民群眾對“四人幫”的鬥爭。在我們民間文學隊伍中也涌現出一些中堅分子，他們不懼怕林彪、“四人幫”的帽子、棍子，從沒間斷過民間文學的搜集、整理、研究和保護工作。有的同志，在“四人幫”把《格薩爾》打成“大毒草”，大肆焚毀《格薩爾》手抄本及民間文學資料的緊急關頭，冒著被打成反革命的危險，從火中搶救了近百本手抄本藏入地洞，使這一珍貴資料逃脫了“四人幫”的劫火而得以保存，這種不畏強暴敢擔風險的可貴精神，是廣大民間文學工作者與“四人幫”頑強鬥爭的一個范例。

　　今天林彪、“四人幫”這幾個反革命小醜已經被徹底地揭露了，但是，他們為了卑鄙的目的，仇視革命、仇視人民、公開毀滅民族文化的罪行，我們和我們的子孫後代永遠都不應當忘記。我們必須從這場浩劫中認真總結慘痛的教訓，決不讓歷史的悲劇重演！

　　有哪些經驗教訓值得我們吸取呢？

　　第一，必須徹底批判林彪、“四人幫”的極左路線，肅清極左思潮的流毒和影響。

　　林彪、“四人幫”一夥污蔑和否定民間文學的謬論之所以能夠猖獗一時，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其中值得我們引以為戒的，就是他們利用了我們民間文學工作中曾經存在過的某些“左”的錯誤傾向。過去我們的工作中長期存在著“左”的幹擾，諸如，在如何認識民間文學的精華與糟粕問題，如何對待遺産問題，如何對待民間文學的今古問題，如何對待提供文學讀物和進行科學研究問題，特別是如何理解文藝與政治的關係，如何正確區分學術問題、思想問題和政治問題的界限等，在這樣一些帶有根本性的涉及到民間文學工作方針、政策的關鍵問題上，“左”的觀點、“左”的作法，都曾經給我們的工作造成不少的困難和危害。這種“左”的觀點，用革命的詞句裝璜起來，有一定的欺騙性。早在一九六二年周總理就曾經批評過“五子登科”的錯誤，強調實行藝術民主。然而在很長一段時期，“左”的幹擾受不到批判，相反卻愈演愈烈，以致一些“左”的口號和簡單化、公式化的東西到了林彪、“四人幫”的手裏，發展到登峰造極的地步，變成這幫反革命分子篡黨奪權的武器。我們必須從中記取應有的教訓。

　　今天，應當清醒地看到，經過“四人幫”所造成的長達十年之久的浩劫，思想上、理論上的混亂和人們的心有余悸，至今還在群眾中留下極其惡劣的影響和陰影。我們必須繼續撥亂反正，正本清源，恢復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本來面目，恢復革命傳統，堅持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執行黨的方針政策。而撥亂反正，首先要為那些慘遭迫害的民間文學工作者、民間歌手、故事家落實政策，一切冤、假、錯案都要平反昭雪，不留尾巴。同時，還必須進一步徹底批判林彪、江青合夥炮制的那個臭名昭著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這是一個陰謀文件。它是林彪、“四人幫”大興文字獄篡黨奪權的反革命綱領。只有徹底揭露和批判《紀要》，才能徹底解除“四人幫”　及其幫派體係的反動理論武裝，才能明辨是非，批倒極左路線。我們必須堅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馬克思主義原則，不斷同極左路線的奇談怪論作鬥爭，肅清極左思潮的流毒和影響。

　　第二、必須正確理解文藝與政治的關係，從民間文學的特點出發，按民間文學發展的規律辦事，才能使民間文學真正地為無産階級政治服務。

　　長期以來，在文藝和政治的關係上存在一些片面的、狹隘的、庸俗的和機械的理解。這種錯誤的“左”的理解，危害極大，在民間文學方面的主要表現是：

　　1.只強調民間文學的教育作用，而否定了它在無産階級革命事業中的其他多方面的作用，包括它的認識作用、美學作用和娛樂作用。即使談教育作用也把它理解得很狹窄，認為只有反映社會主義思想的新作品才能為社會主義服務。然而這恰恰是與民間文學的特點及其在人民革命事業中所能發揮的作用相違背的。簡單、庸俗地理解民間文學的思想意義和作用（包括為無産階級政治服務），並據此對它提出種種苛求，就會使它喪失為無産階級政治服務的優越條件。

　　2.要求民間文學不斷地以配合各個時期的中心工作為自已的任務，或者竟以政治運動來代替民間文學工作，這就很難使這門學科根據自己特有的規律和要求，有計劃、有步驟地向前發展，以建立我國的無産階級的民間文藝學。當然，對民間歌手、民間詩人來説，希望他們更多地創作新的作品，宣傳黨的政策，這是需要的，也是他們的光榮職責。但是，如果把民間文學工作僅僅限制在這個范圍裏，那就會削弱以至取消民間文學工作。我們的工作既要注意當前的現實鬥爭需要，也要注意為無産階級革命的長遠利益服務，這兩者是一致的。至于不斷地搞運動，而且以政治運動來代替民間文學的科學研究工作，這就以僅妨害了以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建立研究勞動人民的文藝創作的這門新學科，而且也容易混淆政治問題與思想問題、學術問題。不徹底改變過去的不正常的狀況，我們就不可能有計劃地開展民間文學的專業活動，就不可能充分發揮極其豐富的我國各民族民間文學應有的巨大作用，就不可能建立中國的馬克思主義的民間文藝學，就不可能使我們的民間文學工作沿著正確軌道前進。

　　3.林彪、“四人幫”出于篡黨奪權的政治目的，大搞陰謀文藝，一味地強調“突出政治”、“政治可以衝擊一切”，把“政治標準第一”變為“政治標準唯一”，以致把文藝與政治完全等同起來，並且鼓勵任意編造所謂民間文學作品，偽造民歌，以便假借民意推行他們的極“左”路線。這在理論上和實踐上造成極度的混亂，完全無視民間文學本身的特點，破壞了這一工作的特殊規律。

　　由此可見，狹隘地、片面地、機械地理解文藝與政治的關係，而不從民間文學的特點和規律出發來辦事，其結果恰恰是削弱了，以至取消了民間文學為無産階級政治服務，妨礙了人民群眾的民間文學創作活動正常地健康地向前發展，阻礙和破壞了民間文學的研究工作。

　　第三，必須發揚藝術民主，解放思想，堅持“雙百”方針。

　　三十年來的實踐證明，只有發揚民主，才能真正實行毛主席提出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集思廣益、明辨真理，使民間文學工作更好地活躍和開展起來。周總理曾經多次談到藝術民主問題，他要求黨的各級領導要尊重藝術規律，用民主的方法領導文藝，反對瞎指揮，反對對文藝統得過死，幹涉過多。

　　民間文學是人民群眾的心聲，任何個人都不能根據自己的意願去人為地滅絕它或者制造它。“四人幫”妄圖砍殺民間文學，但砍不完也殺不盡，他們要禁歌卻適得其反。他們偽造所謂“反擊右傾翻案風民歌”，結果他們自己和這些偽造品一樣都成了短命鬼。這種事例除掉在政治方面的深刻意義之外，還説明，民間文學有著自己的發展規律，這種規律可以認識，可以利用，但絕不能隨個人的意願而改變，絕不以個人的意志為轉移。

　　民間文藝學在我國因為是一門年輕的科學，很多新情況和理論問題需要研究。我們必須為民間文學研究創造一個良好的民主空氣。不因爭論問題而影響團結，也不因拘于情面而妨礙對真理的追求。對不同意見，包括錯誤意見，只能用民主的辦法、討論的辦法去解決，不能用強制的辦法、五子登科的辦法去解決。在這方面我們必須記取歷史的教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