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個文學被邊緣化的時代，人們似乎很容易得出這個結論。但現實的另一面是，依然有那麼多人，無論是田間地頭的農民，還是從農村到城裏的打工者，癡情文學並將文學作為精神支柱。這些寫作者，或許做夢都沒有想到，他們能夠進入中國現代文學館召開研討會，並接受中央電視臺等多家國家級媒體的採訪。這些寫作者也讓人們看到，文學之光可以照進現實的每一個角落。

　　在湖北，為了寫作，有人甚至賣了房子賣了牛，寫下的廢稿紙摞起來比人還高，父母抱怨、妻子不滿、兒女吵鬧，他們都絕不回頭。最終，在湖北作協的幫助下，這些農民作家不僅完成了小説創作，還結集出版了作品；在“苦甲天下”的寧夏西海固，有一位雙腿殘疾的農民王雪怡，在炕頭上堅持寫作20多年，被譽為寧夏的“史鐵生”；在吉林，48歲的打工者楊成軍在幹活之余，在工友們都進入夢鄉的深夜，他用手機代替自己陳擱多年的筆，在被窩裏用汗水、淚水、甚至血水，寫下了許多農民工想説、想要表達的文字，然後用手機發給妻子閱讀……

　　其實，我不讚成農民作家、農民詩人，打工作家、打工詩人的説法，拿起筆，大家都是一樣的寫作者。但是，加諸作家之前的這些身份標識卻在提醒著人們，當一個非專業的文學工作者激情澎湃地投入文學創作，或者一個連基本生存都難以保障的農民、打工者將文學看做是生活的必需時，這個社會文學金字塔的底座有多麼堅實厚重。只有有了這樣的文學土壤，才有可能誕生更多的文學精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