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逸夫爵士突然離世，讓大家不知所措。一方面，邵逸夫已經107歲高齡，應該説，所有人對這個消息都應該早有心理準備，也不能算晴天霹靂；但另一方面，對邵逸夫這代香港商人的復雜感情，不是一兩句話能説清楚的。他們是在冷戰時代崛起的香港富商，在夾縫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很難給他們準確的定位，説他們是商人或者政客大概都可以。而且，他們的顏色也含糊不清。他們自己或許也説不清什麼是黑，什麼是白；什麼是中國紅，什麼是英國藍。他們的個人故事勵志感人，而他們制造的電影、電視、地産、商業，造福並毒害港人每天的生活。最讓人百感交集的，是他們寫了滿臉的“大中華”情懷。一旦人們説起他們，往往就開始慨嘆今天的香港人，怎麼缺失了最珍貴的“我的中國心”。真的嗎？

　　絕不輕率慈善的“邵跑跑” 

　　邵逸夫當然是值得紀念。你看，他去世的消息傳出才幾個小時，網上關于他的微博就已經被轉發了好幾萬次。這條微博説的是，在百度地圖上輸入“逸夫樓”四個字，跳出的結果密密麻麻。由此可見，邵逸夫對中國的奉獻精神。

　　邵逸夫在香港人的生活中幾乎無處不在。我猜沒有香港人，沒有看過邵氏電影。早前身體好的時候，邵逸夫每年都出現在電視直播的香港小姐決賽現場。香港的大學，也同樣到處都是“逸夫樓”。香港中文大學，更有一所“逸夫書院”。Run Run Shaw這個看上去好像“邵跑跑”的名字，是邵逸夫的英文名。

　　“邵跑跑”的一生，真的是跑來跑去。內地改革開放後，邵逸夫到處去考察。據説邵逸夫對慈善投資極為認真謹慎，絕不道聽途説，一定要實地去看。一位朋友説，1992年在山東某酒店做暑期服務生的時候，曾經奉命去接待過邵逸夫，攙扶過當時已經85歲的老人。聞知邵逸夫去世，希望他一路走好。

　　邵逸夫是慷慨的。他不僅在全中國的高校捐贈“逸夫樓”，我們也不應忘記的還有“逸夫醫院”等。另外，他在晚年設立了有“東方諾貝爾獎”之稱的“邵逸夫獎”，表彰人類科技拔尖的人物，支持兩岸四地及世界其它地區的科學研究。邵逸夫的一生，累計捐贈的金額，已經高達超過100億元港幣。

　　不過當我們在緬懷邵逸夫，讚嘆他的時候，換個角度看，也證明邵逸夫的離世，隨之而去的，是邵逸夫所代表的那個時代。

　　最後的“原罪一代” 

　　前不久，內地一位學者在談論中國農村時問道：改革開放之初，香港不少商人都回到自己的農村投資，幫助故鄉發展經濟，可是後來內地從農村走出來的富人，為什麼不回去農村呢？這真是個值得深究的有趣的問題。

　　1980年代，內地東南西北，似乎到處都是港商的身影，尤其是嶺南和華東地區。邵逸夫，連同包玉剛、霍英東、李嘉誠等等，以及他們的同一代香港商人，確實表現出獨特的“大中華”情節。他們從殖民地“英屬香港”出發，北上，用大筆大筆的財産證明自己的“中國人”身份。説白了，那時候在香港，無論經商還是從政，都背負了天然的原罪。這原罪是：你身在殖民地，天生不了解祖國，無論你花再多心力、金錢，也是個局外人。或許正是因為背負了這樣內心深處的原罪感，我們看到，邵逸夫一代那麼努力地往祖國靠攏，做再多也覺不夠。

　　然而，這種局面在回歸後發生了大逆轉。1990年代以後出生的香港人，已經不再有天生的原罪感，他們一出生，香港就已經不是“英屬香港”，而是“中國香港”。所以，他們沒有必要去強調自己的中國人身份。情況和過去相比，簡直有種歷史的吊詭。現在恰恰是，即便香港的少年人再不了解中國，也擺脫不了“中國人”的標簽。是故，他們可以理所當然地不去關心中國，卻不需要有愧疚感。而可以想象，這代人長大以後即便從商，情況可能也與邵逸夫不一樣。

　　從這個意義上説，邵逸夫作為他那個時代的標志性人物，其去世具有別樣的象徵意義。他走了，一個時代也終結了。他不用面對的那個未來，處處留給了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