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演員，濮存昕算得上圈裏的異類，他身上承續著北京人藝老一輩藝術家為人為藝的傳統，低調、平和、戲比天大。近年來他逐漸遠離曾令他獲得巨大聲名的電視圈，以一種近乎虔誠的姿態在戲劇舞臺上演繹著人生百態。

　　另一方面，濮存昕又有非常高調的一面，自從2000年11月接受衛生部邀請成為第一位“預防艾滋病宣傳員”，十一年時間他持續活躍在艾滋病宣傳以及救助艾滋病致孤兒童的公益活動中，並陸續擔任“中國禁毒宣傳形象大使”、“無償獻血形象大使”等公益代言人，可以説“公益”早已成為濮存昕演藝事業之外最鮮明的標簽。當下中國，各類公益活動都在如火如荼地開展，既有廣大民眾參與公益的熱情，一些慈善機構的公信力也面臨各種質疑。公益，更加需要腳踏實地的努力和理性的思考，所以特別採訪濮存昕這位中國公益事業的資深參與者，請他聊聊十余年來公益路上的思考、轉變與領悟。

　　把我生命的幾秒鐘給你

　　第一次在公益活動現場見到濮存昕，還是去年7月濮存昕愛心教育基金資助的“北大荒——北京希望之旅夏令營”開營式上。在一間賓館的會議室，沒有主席臺，只是整齊地擺著十幾排木椅，前面空出一大塊兒活動區域。在場內忙碌籌備著的都是年輕時到過北大荒插隊的老知青，彼此間很是熱絡熟悉。置身其中好一會兒，才注意到濮存昕，他頭戴棒球帽、穿一件普通的灰色T恤，隨意地坐在靠近過道的位置上。除去一雙發亮的眼睛，整個人明顯卸去了舞臺上的光芒，正和身邊人聊著家常。這兒就像一場普通的老友聚會，一點兒也沒有慣常公益現場的儀式感。

　　晚7點活動開始，來自黑龍江寶泉嶺農場的幾十名優秀初高中學生們蹦跳著進入會場。一些活潑的孩子好像早知道會經過濮存昕的座位似的，有直接撲上去擁抱的，也有伸出手掌來個響亮的擊掌的，濮存昕瞬間來了精神，滿面笑容地一一互動著，這份兒熱情與熱鬧讓原本簡單的會場頓時有了氣氛。

　　孩子們是當晚絕對的主角，他們坐在最靠前的位置上，輪流上前或表演或參與遊戲。3個多小時裏濮存昕始終腰桿挺直地坐著，不時地大聲叫好鼓掌，即便大多數時間裏沒人會留意，可絕不敷衍，心神都聚集在孩子們身上。

　　活動接近尾聲，所有孩子幾乎是一擁而上要求合影簽字，只見濮存昕被一大堆小腦袋擠在中間，一邊龍飛鳳舞地在筆記本、T恤、背包上簽著字，一面還隨時照顧著拿著相機的孩子的鏡頭，“看這裏，看這裏。”一個孩子叫著，他就努力將臉從身邊孩子的包圍中探出去，衝著鏡頭給個大笑臉。和孩子的合影更別提了，有要求配合姿勢擺造型的，有兩三人合照完了再單獨照的，有求必應。

　　眼看著一個個孩子舒展著小臉兒，心滿意足地拿著簽名回去了，工作人員又上前商量起隨後幾天的一些細節安排，等到終于找到空隙和濮存昕提出採訪要求，已經接近夜裏12點。近距離一觀察，剛才還精神滿滿的濮存昕滿眼血絲，明早還要趕到外地演出，只能簡短地問上幾句，另約時間再談。當晚他説的這樣一段話讓筆者印象很是深刻：“我知道不能陪孩子天天玩兒去，今晚上我一定得滿足他們，簽到最後一個，我才能走。簽名是幹嗎的，寫在上面就完事兒了嗎？不，簽名是人與人交往中的一種心態，請你把你生命中的幾秒鐘給我，當面簽，當面遞給人家，只能為他們做這點兒事，就誠心誠意去做。”

　　不知道在濮存昕出名後，尤其是參與到公益活動之後，這樣的合影、簽字他重復做過幾千次幾萬次。在這個並沒有攝像機鏡頭關注下，這樣一場由他發起，已經持續5年，並不為人熟知的小型公益活動中，他將自己5個多小時的生命熱誠地獻給了來自“第二故鄉”(濮存昕語)的孩子們。

　　正是基于這個晚上的所見所感，當後來筆者陸續採訪衛生部、青少年發展基金會以及濮存昕愛心教育基金會的相關負責人，能夠很自然地理解聽到的這些細節。比如他單膝跪地配合受救助兒童表演節目；比如他曾經在一年內參加近一百次與艾滋病防治相關的各類活動；再比如當很多人對艾滋病致孤兒童講周圍這麼多愛心人士為你們捐錢捐物，你們一定要感謝他們，要學會感恩，而濮存昕卻講：我和你們走到一起，大家都是互相支持，我能做的只是在你們最困難的時候陪你們走一段路。

　　“有時也覺得我個人能力太小了，你費這麼大勁兒，講一天、半天兒的，他萬一扔到腦後呢。但這事兒都得慢慢地做。”

　　您投身公益有十多年時間了，算是中國公益事業的先行者吧？

　　濮：一定要排斥這樣的説法，我就是參與者，比我早的有很多。而且公益不是這幾年的事，老早就有。不過現在是從整體的社會風尚層面出現了，就是大家夥有能力去做這些事情了。原來都沒能力，早前我還挺窮的呢，我直到27歲才提幹，每月才掙三十多塊錢工資。在這以前，戰士津貼費最高只有十二塊錢。

　　我是碰到一好時候，中國的傳媒是改革開放最突出的行業之一，發展最快、社會成效也好。到了上世紀90年代忽然間拍個電視劇我就出名了，從那時候開始，廣告來了。坦白地説，廣告就是你把形象給人家了，人家一下就給你這麼多錢。你是有能力做事情，舒舒坦坦做點兒事情，也特別自然。

　　忽然而至的名利肯定也擾亂了您的生活，參與公益是不是也是從另一個方面平衡一下？

　　濮：對，突然間生活狀況大大好轉，可以買房了，換一輛好車，之前就一輛二手的小破車，演了《英雄無悔》之後才買了輛切諾基吉普。你自己的生活解決之後才有能力顧及他人。我之前還有怨氣呢。記得有一次參加企業活動，有一記者就説：哎，你是不是因為拍廣告成暴發戶了？聽起來就很別扭，當時我有點兒不平，就問：您住單元房麼？我還沒住單元房呢？我蹲在公共廁所裏人家跟我一個演員聊天，你説我跟人家發這種牢騷。

　　我接受《面對面》欄目採訪時，王志曾眼對眼直瞪著我問，你做公益有什麼目的(笑)，這種疑惑是很正常的。

　　我還碰到什麼事呢？90年代中期開始拍廣告，當時有一些批評，質疑不少明星都參與的某鈣片廣告，説明星集體缺鈣，也包括我。當時還收到了觀眾的信件，夾著一個廣告單，旁邊寫了批語：“不要臉！哈巴狗！人家要你説什麼你就説什麼。”這是很激烈的語言，第一次面對這麼直接的批評，而且不講一點情面，心裏一直怦怦怦怦跳。

　　無論如何，這種事情會促使你去想，你是一個先富裕起來的也好，佔得先機也好，你怎麼才能夠做得恰如其分。如王志所説，你是不是有個人目的呀？這肯定有一點。所以一切都是綜合的、立體的。

　　2000年衛生部找我做預防艾滋病宣傳員，很自然就答應下來去做。

　　採訪衛生部那邊聽説，之前找過好幾位明星，都不願意，甚至有人一聽艾滋病就啪地撂電話了。

　　濮：我覺得沒什麼不可以的。人家讓你做個宣傳，宣傳就宣傳唄，那時候沒想到接下來這麼多事兒。商業廣告你能拍，讓你拍點兒宣傳廣告，拍就拍唄。

　　在資料裏看到，您第一次和艾滋病人合拍宣傳片，這位艾滋病患者還在發著高燒，他手上還有流膿結的疤。您注意到了麼，當時有含糊麼？

　　濮：當時他已經高燒很長時間了，醫生説40多天了，熱度一直退不下去，還是在重病期間。別的病人都不願意出鏡，他説：“我拍，我媽我爸也不讓我拍，但我願意拍。”多好一孩子！才22歲。

　　那時候我已經掌握相關知識了，正常接觸不會傳染，而且我手哪兒也沒有破損。有人説最好還是別握手了，握就握唄，他手背上有疤，手心又沒有。

　　您拍完公益片後，接著又參加培訓團，下到新疆雲南等二十多個省市去宣講。衛生部的王新倫在工作筆記中記錄，2001年到2002年間，您參加的各類活動達100多次，完全是沒有報酬的。為什麼一叫你就去？

　　濮：那時候也沒現在這麼多事兒，劇院裏戲沒有那麼多，就是拍戲也能倒出空檔來。當時主要是參與政府培訓，基本是省地一級，共青團、財政部、司法部門全都來聽。我負責講“社會參與”的必要性，前面有人講國際形勢，有人講艾滋病病理，講國家政策，我最後煽動下大家情緒，就是鼓勵社會參與。我看重的是你所能達到的推動力，因為針對的是各級政府的主管部門，把科學的理念傳播出去，這非常重要。

　　有時也覺得我個人能力太小了，你費這麼大勁兒，講一天、半天兒的，他萬一扔到腦後呢。但這事兒都得慢慢地做，千裏之行始于足下嘛。這麼多年，這種局面的改變就是一次一次的事兒。有時候你自己想，有什麼用啊，弄個大集會，大夥兒喊喊口號，發發宣傳品，然後就偃旗息鼓了。但你就得捏起拳頭來，就得喊這口號，就得對社會有衝擊力，影響到媒體，反正得弄出點兒動靜。艾滋病宣傳沒有動靜怎麼行呢，你就去參加活動好啦，誰叫都去。

　　採訪時聽青基會的工作人員講過一段兒你們深入到河南艾滋病村的經歷，一路上所見真是觸目驚心，您有什麼感受？包括當地那種封閉的、力圖隱瞞的做法？

　　濮：當時是一大批艾滋病人開始進入死亡期了，感染者得不到很好的治療，免疫力下降，病毒性的疾病就來了。現在國家四免一關懷政策上來了，就不用救濟，我們的扶持重點也從小學慢慢過渡到中學，再到大學。

　　就是正視目前這種形式，有些地方過去還捂著蓋著，也不讓記者去，你防什麼呀？重點是現在怎麼辦，我們已經失去最早的機會了，整個社會集體負這個責任，就得大聲疾呼，主管部門要負起這個責任。

　　當時想推進這個事情非常困難，那時候會不會有一點兒無力感？覺得自己想做事兒，但是很難。

　　濮：我的角度不一樣，因為我不是個體志願者，我基本是在和政府合作。還有一個呢，作為政協委員，通過政協這個渠道做點事，我還得過優秀提案獎。提案是關于加強艾滋病宣傳、教育的幾點建議。我建議在交通樞紐，把艾滋病當成公開話題去大規模宣傳。這效果就不一樣，從政協提案，所接受部門一下子就到達很高層，這方面的批示就管用。機場就能夠登廣告了，宣傳語是：防治艾滋病人人有責。以前艾滋病算是禁忌話題，只要是一登廣告，就變成公開話題了，全社會各方面就能合起力來做點事。

　　看您涉及這幾方面，包括禁毒、艾滋病宣傳，以前都是社會禁忌的話題。

　　濮：包括同性戀的問題，雖然在公共媒體上回避，但你必須把它當做一個話題。

　　在艾滋病裏也分等級，你獻血感染，社會有一定同情度，但你吸毒感染可能不一樣了。所以説一定要講科學，不能把道德理念帶入到預防艾滋病宣傳教育中來。反對歧視就是反對這個，艾滋病感染者自己還有這種區別，什麼有辜人群和無辜人群，這就需要慢慢做工作。

　　“對我來説就是恰如其分，我的心一定舒舒坦坦在那兒。這就是我的理念。”

　　前一陣子，李連傑接受訪談，説到壹基金面臨許多困難，有心無力的問題，包括要錢的太多，疲于應對。像您現在從事的也是各種門類的公益，甚至還有獎勵見義勇為、白血病的救治，您如何選擇。

　　濮：我主要的理念就是我參與到別人那邊，壹基金是要別人都參與到我這。我不領軍，具體操作都是大家在執行，艾滋病、獻血呀、禁毒呀、殘疾人福利基金會的事兒，我沒做什麼，但他們叫，我有時間，就去。在恰當的空間做你恰當的事情，我控制我能做的量，我做不了就一定會拒絕，像是最近有人找我説要建立微博全國公益聯盟，請我做名譽主席。我説這個理念很好，但用我的名字我不敢，一定得有分寸。現在這個時代都想做大、做強，對我來説就是恰如其分，我的心一定舒舒坦坦在那兒，這就是我的理念。

　　我參加過一些公益活動的發布和現場，很多時候還是流于表面化的，比較程式化，臺上的人一個接一個講話，包括用詞都是一種套路，您怎麼看？

　　濮：確實是有一些問題，弄一大背板，主席臺上一坐，一人講一篇兒話，活動就完了，然後新聞媒體發一新聞。這我也參加，有時還講著話呢，底下孩子早坐不住了，都愣著神兒。

　　這就是中國特色，不這樣報紙就上不了那豆腐塊兒，沒辦法，你也得去參加。真正要做的還是把有共識的人倡導起來，像大型活動那礦泉水，喝一半都扔，就得慢慢倡導。

　　在適當妥協的時候也妥協，關注的還是後面那個比較好的結果，可以這麼説嗎？

　　濮：我就是融入，都當合作者，絕對不把自己排斥在外，所以我不較勁兒。

　　最近公眾對于公益事業的公信度有一些質疑，如何保證自己名下的基金運作？

　　濮：沒有問題，因為我不募捐，而且我這錢也不是從銀行取，我拍個廣告，錢就直接打入基金了。我做事都是我做了判斷調查，這個事兒一定是準的。以前也是把錢扔給基金會，他愛幹嗎幹嗎，現在不行。

　　那您這麼多年走過彎路麼？包括做公益的理念上有沒有過修正自己。

　　濮：前面也有過，隨著做就隨著調整，你只要往前做就一定沒錯兒的。佛家講“人生有淵源，生命無計劃”，到哪説哪兒。

　　“因為你獲得的太多了，你已經有一種知足感的時候，你就會反過來，得其實是為了舍。”

　　我採訪別人時聽説好些事兒，包括您演出完了半夜趕飛機，就為了第二天一早的活動，還有中耳炎化膿的時候還要四處奔波，特別疲憊的時候有沒有想先暫停一下？

　　濮：當然有想停下來，就想瞪著眼享受、腦子裏什麼都沒有的那種狀態，也想遊玩去，這肯定有。

　　我去年9月份本來是比較輕松的，但有幾件事兒都得幹起來，包括去玉樹，把秋天、冬天的事兒都提前做了，給孩子解決開水壺的問題，煤的事情、鞋的事情；另一個是給孩子檢查身體、帶著醫療隊下去。安排了五天，原來只有四天，華表獎之後，第二天早上趕緊往西寧走，再往玉樹，滿打滿算一刻不停也得一天。我説咱們中間得停一下，我這個歲數到那兒不行，高原海拔三四千米呢。

　　什麼都不為，名義還是青基會，但因為有我參加，網友的參與多了。我們現在提出微公益概念，就是具體事兒做完就完，不放長線，只要做，就聚集一切力量，短期內一定把事情做好，也方便大家檢查，戰線一長，你必須有一辦公係統長時間運營。心有了，行動有了，然後你就可以轉移自己注意力，該幹嗎幹嗎。因為我們不是職業做這個的，在你生命的空隙當中，你有熱情做這個，做完就完。

　　現在艾滋病致孤兒童方面，可能物質保障上、包括受教育的權利已經有很大改善，但對于他們的心靈保護，那種精神上永遠隱隱存在的自卑感，有沒有想過怎樣幫他們調整、緩解一下？

　　濮：説句坦白的話，真正負責任地把注意力，把所有努力放到孩子命運本身，還遠遠不足。像我們一次一次把這些孩子拉到北京來開夏令營，也經常流于表面，流于活動後新聞媒體有報道，領導層面有影響，幾天之後孩子回去，生活依然如故，只能盡可能讓孩子多看一些，視野開闊一些。我們還是屬于在最高級別裏去做表率，大概有十多個省的關心下一代委員會都在效倣北京，他們的夏令營緊跟著開始。這些孩子都登記在冊，有什麼困難，可以申請救助，慰問品可以通過這個係統發下去。我們每一次都是很具體的，一點點的努力和付出，做好了可能影響孩子的內心，在未來長時間起作用。他們畢竟知道這個社會還能這樣，還有好心的人，得到的看到的都有一個記憶，我覺得對他們心理的影響，不管怎樣還有。

　　您擔任了這麼多都是很正面的公益形象，會不會有一種被架到高處的感覺？

　　濮：那就得把自個擺正了，我該幹嗎幹嗎。這個人表面是一層皮，裏面也有毒素，也有細菌。我的缺點當然也有，自私的時候也有，和我沒關係的事兒會躲。有人求我，就在後臺跪下了，這事兒我做不了，只能給你點兒路費；但你已經認定的事，就堅持下來。我現在之所以能堅持這麼久，是我明白事兒，還是我前年寫給自己的生日感言：已得其所，安分守己。

　　您現在做公益的心境、狀態和一開始的時候有什麼改變？

　　濮：肯定不一樣了，還是空間的事，因為你獲得的信息量夠了，你的選擇也越來越多，就不那麼激進，你不怕失誤，就更坦然。先讓人家説、先讓人家做、先讓人家得，這是成熟的一個標志。

　　因為你獲得的太多了，你已經有一種知足感的時候，你就會反過來，得其實是為了舍。這個舍不是一般意義上的付出，而是讓，比舍更準確地體現在人生的每一天，你可能會更寬容，也會更體諒別人的難處。

　　最開始的時候你發現影響力還挺重要的，影響力特別能夠刺激你，誰都知道你，誰都看見你，誰都需要你，到處都是讚美你或是為你而興奮。演戲都沒有這麼大力量，舞臺上，首映式説完就完了，幕一落、燈一滅，你一卸粧，就出來了。公益不是。你一開始還會覺得自己成為第一挺棒的，現在一定不願意。

　　您在《我知道光在哪裏》書中有一句，“我深知理想是引領我們前行的光環。”

　　濮：千萬不能像顛撲不破的真理一樣想問題，都是此時此地。你真的不是為這句話去活著的，這句話是很精彩的，但理想實際不用看得很大，就是你每天想什麼。願總是有吧，興趣所在總是有吧，這東西就體現在理想上了，主要是在可執行力上。我和孩子們也説，盡早地産生興趣，盡早地明白自己能做什麼，真正想做什麼。理想在我真真切切的理解，就是去當一好演員，你自己都看得起自己。比如話劇，如果不是真喜歡，我幹嗎天天去賣著命呢！公益就是隨心、隨意的，根本沒有業績感、沒有負擔，做完了就完了。

　　編後語

　　今年，北京人藝將迎來60周年院慶，相比令人敬仰、風採各異的老一輩表演藝術家們，如今已經成為劇院中堅力量的濮存昕無疑更加開闊，戲劇舞臺上的堅守之外，他的生活因為公益有了更多的內容。沒有嘩眾取寵的功利目的，也並非程式化的走過場，對于濮存昕來説，公益已經成為由心而發，自然為之的一種生活方式，也許這才是他十一年公益行的最好注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