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淺予、黃胄、錢松喦等77位名家，《繪繡圖》《張衡像》等85幅佳作

再現中國畫的新風尚新氣象

——記“紅色經典——館藏20世紀中國畫展（1950-1979）”

百萬雄師過長江（1964年） 李可染

井岡杜鵑紅似火（原作創作于“文革”期間，此為1983年重畫） 王晉元

　　天津美術館和天津博物館共同舉辦的“紅色經典——館藏20世紀中國畫展（1950-1979）”日前在天津美術館展出，這是繼“面向現代——館藏20世紀中國畫展（1900-1950）”之後，兩館舉辦的又一重量級館藏展覽，並在春節期間迎來參觀小高峰，為觀眾呈現了一場特別的時光之旅。

　　此次展覽立足天津博物館館藏，遴選77位畫家的85幅作品，以畫科為單元，劃分為“山河新貌”、“人物新容”、“花鳥新姿”3個章節，同時配以這一時期的美術文獻資料——刊載于《美術》雜志和《人民日報》《解放日報》等報刊上的文章言論及藝術家的影像資料，立體、多維地呈現了新中國成立後30年間，中國畫藝術家們在繪畫主題、語言等方面的探索創新，以及中國畫與政治、社會、大眾的關係。

　　進入展廳，巨大的中國畫大事記（1950-1979）年譜展板映入眼簾，其上逐年逐月按時序記述了我國中國畫史上具有影響力的重大事件：1950年庚寅二月，中國美協機關刊物《人民美術》創刊，發刊辭是“為表現新中國而努力”，本期發表了李可染的《談中國畫的改造》等文章；1951年辛卯十月，文物局和故宮博物院在北京舉辦偉大祖國古代藝術展覽；1953年癸巳九月，第一屆全國國畫展覽會在北京舉行；1954年甲午四月，中國美協創作委員會組織北京的山水畫家吳鏡汀、惠孝同、董壽平等到安徽黃山、浙江富春山一帶進行寫生旅行，開時代風氣之先；1955年乙未十一月，《人民日報》發表社論《作家、藝術家們，到農村中去》；1956年丙申六月，國務會議通過決議，提出為培養中國畫畫家而設立北京、上海兩個中國畫院……

　　1949年新中國成立，不僅改變了中國的社會形態，同時也重塑了人們的社會文化心理，從而推動新中國的美術事業發生深刻變化。以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為指導思想制定的新中國的文化政策，指明了文藝“為政治服務、為工農兵服務”的方向，以及“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號召藝術家從現實出發、從生活出發改造傳統中國畫，使之成為一種適合社會主義的藝術形式。

　　在此背景下，1954年7月，《美術》雜志發表王遜文章《對目前國畫創作的幾點意見》，提出用“科學的方法”即寫實技法去整理藝術遺産。1955年1月，《美術》雜志又發表邱石冥的文章《關于國畫創作接受遺産的意見》，反駁王遜觀點，從而引發了新中國成立初期改造中國畫的論爭。在這之後，美術界展開了持續十數年之久的有關中國畫改造的討論甚至激辯，從理論上思考與探索中國畫繼承傳統文化遺産與改革創新的問題。

　　從創作實踐上來看，新中國成立以來的新氣象也激發了中國畫家的創作熱情，他們通過旅行寫生、上山下鄉等方式深入祖國的壯麗山河與群眾生活，積極探索新的語言、開拓新的題材，高揚寫實精神，表現時代主題，使整個中國畫畫壇的藝術觀念與實踐向現實生活轉移，涌現出一大批反映時代精神和時代風貌且精神內涵豐厚的社會現實主義經典作品。然而，隨後發生的“文革”將美術為政治服務的功能推向極端，包括中國畫在內的美術徹底淪為政治宣傳的工具，中國畫的發展也變得舉步維艱，直到“文革”後期，中國畫才借助主題性創作的力量獲得了新的生存空間。“文革”結束後，改革開放使中國畫逐步擺脫了禁錮，在探索中獲得了新的文化涵義，為新時期的中國畫發展灌注了新鮮活力。

　　據此次展覽的策展人、天津美術館學術典藏部副主任戢范介紹，“展覽各部分皆立足于‘新’，在主要傳統畫科的基礎上，著力表現當時隨時代變化所展現出的在中國畫創作中筆墨、題材等方面的新風尚、新氣象”。這一點，很多觀眾在展覽現場有切身體會。“人物新容”章節使人們感受到，人民政權的建立使美術的主體發生了根本性變化，人民大眾成為新政權的主人，藝術真正進入了一個群眾的時代。此時，畫家們對中國畫的改造更多的是通過寫生和提倡以人物畫為主的主題性繪畫創作來完成的。因此，在藝術反映現實生活、再現勞動者形象的時代潮流推動下，許多畫家開始發掘人物畫創新的新素材、探索人物畫表現的新技法，多角度拓展了人物畫表現現實的能力。杜滋齡的《我的觀點不變》從獨特的視角，通過人物正面直視觀眾的特寫式形象，表現了張志新烈士在極為困難的條件下，堅持理想和信念的意志和品格。在藝術更好地為社會、為人民服務的創作動因的影響下，“山河新貌”章節反映出山水畫家們以風景寫生為表現形式突破的途徑，以描繪山河新貌為目的，對創作樣式進行改造和革新，特別是“新生活山水”、“毛澤東詩意山水”和“革命聖地山水”的出現，不僅反映了藝術與各種社會價值取向的關係，同時也造就了一大批新型的山水畫大家，毛主席詩詞《卜算子·咏梅》《菩薩蠻·大柏地》《浪淘沙·北戴河》，井岡山、山花爛漫等成為此時創作的主要題材；“花鳥新姿”章節則彰顯出明顯的時代特徵，新中國成立初期花鳥畫因為被認為不能反映社會生活而受到冷遇，在經過了近10年的沉寂後，開始出現新的轉機，發展出貼近人民生活、符合大眾趣味的花鳥畫風格和樣式。同時，一些畫家通過花鳥題材也達到了他們藝術的巔峰，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使花鳥畫邁出了新步伐。

　　漫步于展廳中，參觀的人絡繹不絕，口中還時不時地對畫家或作品的圖像做著各式各樣的解讀和點評。此次展覽正是從一個直觀的角度展現了這段特殊歷史條件下的“紅色經典”記憶。葉淺予的《繪繡圖》、蔣兆和的《張衡像》、黃胄的《載歌行》、李可染的《百萬雄師過長江》、吳作人的《藏原放牧圖》、傅抱石的《韶山》、霍春陽的《荷花》、李琦的《毛主席走遍全國》、錢松喦的《紅岩村》、趙望雲的《高原之春》、王晉元的《井岡杜鵑紅似火》、關山月的《月季》等重量級精品畫作，在新春之際帶領觀眾從美術創作的獨特視角回顧那段經典的紅色歲月。(邵 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