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BBC電視臺文化頻道記者湯姆·布魯克報道奧斯卡已經有30年的經驗了。在他的眼中，奧斯卡發生了哪些變化？這些變化的原因又究竟是什麼？

　　無論問哪一個記者，他們都會説報道奧斯卡無論如何也算不得一件美差。我對此事最早的一段記憶發生在上世紀80年代。當時我聲嘶力竭地喊著“伊麗莎白！伊麗莎白！”，為的是引起伊麗莎白·泰勒的注意。那時她正穿過比弗利希爾頓酒店的大堂，即將前往奧斯卡頒獎儀式後的舞會，而我則代表BBC，與電視電影評論人巴利·諾曼一起在那裏等候。我的工作就是“爭搶明星”——也就是説，用甜言蜜語將大牌明星和奧斯卡獎的得主們引到鏡頭前聊上片刻。那一次，我幾乎整個晚上都是跪在地上衝著明星們大喊大叫。

　　回想起來，那晚最令我印象深刻的，就是若以今天的標準而言，當時的媒體規模可真是夠小的。比弗利希爾頓酒店的大堂是個關鍵的地方，記者們可以在那裏採訪前去參加州長舞會的獲獎者們。當時加起來不過10多個電視臺，如今則全然成了媒體的狂歡。從老式的平面媒體巨頭，到眾多的新興媒體，但凡你能想得到的各種發行物，在奧斯卡報道中都插上了一腿。

　　在紅地毯上進行報道是件非常特別的任務，這個我已經幹過無數次了。在午後的陽光下，那裏的每位記者雖然都身著華美的禮服，卻個個像沙丁魚一般有失優雅地擠在圍欄邊通往紅地毯的一條窄小的深溝裏。圍欄綠得不自然——簡直可以把它當作科幻色彩的一種。地毯的紅則顯得生機勃勃、完美無瑕，而每當抬起頭來往上看時，世界一流的影星們正站成一排，與你相隔咫尺。這情景著實令人陶醉啊！不過作為電視記者，我們時常會碰到技術上的問題，這就使情形變得有點古怪。當我準備向遠在倫敦的BBC直播時，耳麥裏的嘈雜聲大得不得了，主持人的聲音聽著就像唐老鴨隔著一打描圖紙在講話似的。那之後，我就要在這古怪的“迪斯尼之旅”中突然開始“直播”，並不得不採訪一位影星。

　　那接下來我該提什麼問題呢？當我向同事們尋求指導時，通常是一無所獲。他們都是熟門熟路的行家裏手，梳著精致的發型，看起來永遠是很高興的樣子，但他們提出的問題卻常常空洞愚蠢。一個最經常問的問題是：“您穿的是什麼牌子？”在我們身處紅地毯的這些人中，有很多是為電視新聞媒體工作的，卻總是給某部電影或某個影星充當拉拉隊的角色。到處充斥著矯揉造作、誇誇其談的氣氛。每個人在這場電視轉播的奇觀裏，都有明確的角色分工——即便是在紅地毯上。粉絲們是在數周前選定的，在頒獎儀式的當天早上被安排到觀眾席上。他們的任務是一有影星走過時，就用高聲尖叫來煽動氣氛。影星的任務則是保持優美迷人的外表，並推銷時尚大牌，就連記者們也加入了推銷的行列。報道紅地毯盛況的確挺值的，這算是一種親臨現場的特權。但毫無疑問，我們全都在精心的安排之下，成為了推銷奧斯卡的一員。

　　【幾點啟迪】

　　如今頒獎儀式上的媒體數量比過去翻了幾番，不過觀看奧斯卡的觀眾數量卻並沒有因此猛增。在過去的10年裏，美國國內的收視人數一直徘徊在4000萬左右，並沒有實質性的增長。作為美國文化的重要基石之一，奧斯卡像受到挑戰的汽車工業和一度強大的電視網絡一樣，受關注的程度每況愈下。對年輕人而言尤其如此，他們已經不再熱衷于定時收看任何節目。這使得不少人指責説奧斯卡已經沒有存在的意義了。對于這一點，我不敢茍同。看看今年獲得提名的那些影片，幾乎都涉及生活中那些陰暗或令人煩惱的一面，特別是集中反映了美國的社會疾患。《為奴十二年》關注的是奴隸制——美國歷史上恥辱的一頁，《美國騙局》展示的是一場充滿爾虞我詐的騙子與政客的角力，而《華爾街之狼》則譴責了20世紀90年代人們的貪婪。《她》引起我們質問，在迷戀科技的時代裏人與人親密關係的價值何在，而《菲洛梅娜》則促使我們思考在面對不公時，還能否選擇寬恕。一直以來，奧斯卡通過一部部精彩的影片，讓我們有勇氣去面對生活中一些重要的現實。

　　很難去衡量奧斯卡所有大張旗鼓的宣傳，對推銷好萊塢到底有多少實際的效果，但它的確仍然是令全世界觀眾熱情高漲的大事件。它幫助美國電影收回成本，並為攝影棚裏拍攝的影片進軍新的市場鳴鑼開道。這也許是真的，即便如今的奧斯卡獲獎影片並非都是在攝影棚裏完成的，它們的成功不過是為大眾想象中的好萊塢增添些許亮色罷了。

　　但是奧斯卡也代表了相當強的軟實力。他們向全球數量巨大的觀眾們兜售美國價值觀。他們謳歌美德，讚頌個人的成功，並褒揚“有夢就會成真”的理念。當美國的國際聲譽因其監聽活動以及某些外交政策而蒙羞時，作為一種公共關係工具，奧斯卡實在太重要而不能被棄用。正是由于這個原因，同時也是由于它對好萊塢電影的愛好者的重要性，奧斯卡在短時間內是不會消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