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德明（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

　　有幸結識劉錫誠老師，已有20多年的時間。20多年來，我在學業、工作和生活各個方面，得到了他許多教導和幫助。長期的交往，讓我對他在民間文化研究、文學評論、散文寫作等多領域的卓著成就，以及他作為學科領導者的獨特視野與胸襟有了更深刻的了解，對他無私關心和提攜後輩的師長風范，尤有切身的體會。在這些方面，我可以隨手舉出很多平凡具體又令人感動的事例。

　　不過，這並非本文的目的。在這篇小文中，我只想談一談自己對劉先生的一種認識。這種認識，緣于我最近再次拜讀他的散文集《黃昏的眷戀》。在又一次為書中一段段流淌著真情的文字而感動的同時，我産生了一種強烈的感受，這種感受，非得用一個看似不恭的特殊句式來加以表達不可，那就是：“農民”劉錫誠。

　　收入《黃昏的眷戀》的《歲月風鈴》一文，是錫誠先生回憶自己青年時代在北大求學經歷的文章，從中可以看出他早年生活的艱辛，但更多的卻是奮發向上的追求與進取精神。而最打動人心弦的，是文中不止一處所表達的同樣的意思：“我”是一個一直在地裏弓著腰幹活的農民，在活兒還沒有幹完時，從來不會直起腰來喘一口氣。

　　劉先生這樣自喻，自然有不少自謙的成分，但我卻從中感受到了飽經滄桑之後真實的個人心緒，其中既有對個人艱難經歷的深刻記憶，更有超越苦難之後的高度自信。因此，我更願意認真地把它理解為對錫誠老師準確、深刻的精神寫照。

　　這一點首先體現在他的為人上。無論是閱讀他的隨筆、散文，聽同事友人對他的評述，還是結合我自己的經驗，劉先生都是一位質樸、真誠而且重情義的人。對于朋友，他始終持有一種樸實淳厚的情感；對于晚輩和學生，他總是會給予關心和提攜；對于老師，他一直懷著感恩之心。而對于曹靖華先生等諸多在北大時期給過他幫助的老師和朋友，數十年來他更是念念不忘，深懷感激。“滴水之恩當以涌泉相報，”這是傳統鄉土社會最簡單不過的人生道理，但也是日常生活中最難以達到的交往原則，劉先生卻以自己平平常常的行動，真實地遵行著這一原則。從他與人交往的態度和方式看來，他實在就像是一位飽經風霜、樸實無華的老農，盡管滿臉滄桑，但即使是每一道皺紋，看上去也會讓人感到自然和踏實！

　　其次是他的勤奮俗話説：“人勤地不懶。”作為“農民”的劉先生，永遠在勤勤懇懇地工作著、耕耘著，就像米勒畫中拾穗的農婦——她是那樣勤苦地幹著活，只是在偶然的間隙會稍微伸一伸腰；但是在伸腰的過程中，眼睛還是緊盯著腳下的土地，以及田間散落的麥穗。可以説，正是由于這樣一種在田間“不敢抬頭”的執著與勤奮，劉先生才能夠在這麼長的歲月裏，數十年如一日地堅持勞作，並不斷獲得豐碩的成果。

　　從劉先生的文章著作要目可以看出，他自1957年參加工作之後，一直到現在，除去“文革”十年，每一年都有文章、著作發表。他的著作目錄，構成了除特殊歷史階段之外的一份不間斷的成果編年史。這其實也可以看作是“農民”特徵的一種體現。也就是説，作為一個農民，年復一年，每一年他都必須做好當年的計劃，必須按時勞作，必須要有所收獲，只有這樣才能獲得安身立命的基礎。而這，是他注定的命運，也是他存在的基本方式，無論經歷怎樣的風雨，遭遇怎樣的坎坷，都不能改變這種宿命。

　　我與劉先生的交往，主要是圍繞自己所從事的民間文化研究專業。但實際上，盡管劉先生在民間文化研究方面傾注了大量心血，取得了卓著成就，他本人卻是一位跨學科、多領域的學者。這一點，常常讓包括我在內的許多民間文化研究界的同行頗為嘆服。我想，回到“農民”的比喻，錫誠先生可以説是非常傑出的農民。在我們許多人僅僅局限于在一塊土地上種植一種作物——也許有的是精耕細作——的時候，他卻能夠很好地規劃自己的土地，在這塊土地上多種多收，並生産出多種多樣的優良果實。他實在稱得上是一位多面的“莊稼把式”了！

　　當然，劉先生並不是固守傳統的老農，而是一個與時俱進的人。僅就民間文化研究領域而言，他不僅對國內資料有熟悉的把握和深入的研究，還一直注重國際學術動態與國際交流。對于新技術，他也始終保持著孜孜以求的探索精神，到了七八十歲，還能夠不斷學習和運用新的技術，比如用QQ一類的交流手段，等等。而對于這些，我們比他年輕幾十歲的人，也不見得會更熟悉。

　　今年，錫誠先生開始邁入耄耋之年。他的許多朋友和學生，在向他表示祝賀的同時，也對他的成就和為人做了多方面的評價。我也完全讚成這些評價：劉先生是一位傑出的學科領導者，是一位優秀的學者，是學生和朋友們的良師益友……

　　但是，這一切的評價，從我自己感同身受的一種深切體會來説，都回避不了“農民”劉錫誠這個表述——正是因為他對這片土地有這麼深厚的感情，他才能夠在各個方面取得如此之多的傑出成就。

　　謹以此文向錫誠老師致敬，並祝願他在新的人生階段健康、順利！

　　（本文係作者在《劉錫誠先生從事民間文藝研究60周年研討會》上的發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