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乎農耕方式完成的鄉土收割 ——一部三百七十三天拍攝的紀錄電影　　　　  

紀錄片《鄉村裏的中國》海報 

　　相對于中國紀錄片近年來春潮涌動、盛況空前的熒屏呈現，紀錄電影《鄉村裏的中國》更像是一種另類的存在：它沒有歷史的鉤沉，沒有盛世的謳歌，沒有玄虛，沒有揭秘，更沒有浮華與修飾，卻因其與土地的無限親近，獨具芬芳。這是一種淳厚的中國味道，而又比味蕾更關乎心靈，關乎故鄉。 

　　影片撲面而來的鄉土氣質，得益于導演焦波和他的創作團隊在沂蒙山區持續373天的拍攝與生活。在一個叫杓峪的村子裏，他們每天同村民朝夕相處，跟拍記錄之余，養雞種菜……用一種近乎農耕的方式完成了紀錄片的鄉土收割，並由此彰顯紀錄的力量。十多年前，身為圖片攝影師的焦波以係列攝影作品《俺爹俺娘》引發社會關注,十多年後，新作《鄉村裏的中國》以更為純熟的表述，更為純凈的風格和更加寬廣的視野，延續了焦波對現實鄉村的影像寫作。 

　　開片即立春，河畔冰雪消融，主人公杜深忠在羊圈刷寫紅紅的春字，剪紙的老人圍坐在一起，孩子們嬉鬧著啃蘿卜咬春，鄉音濃鬱，春意盎然。全片以二十四節氣的時間順序結構，不同的民俗氣象被一一呈現，構成了一幅生動的鄉村圖景，而敘事線索並未拘泥于此。村莊的生活看似平靜，實則隱含著某種波瀾，影片從瑣碎的生活中抽離出了清晰的故事，以及相對集中的場景與人物，情節如劇情片一般緊湊，卻又真實而耐人尋味。 

　　最初打破這種平靜的，是杜深忠和妻子張兆珍在果園中一次不大的爭吵。杜深忠的拂袖而去也為他此後更深層的心理表現埋下了伏筆。事實上，這個看上去面容瘦削、棱角分明且又帶些堅毅個性的杜深忠，並非是典型意義上的農民，用村主任張自恩的話説，他是杓峪村的“才人”。盡管打理果樹的水平一般，但能文善墨，村裏紅白喜事都會找他。看著村頭的一棵棵古樹被刨掉運往城裏，他形象地稱之為“剜大腿的肉貼臉上”，並預言説再這樣下去必然殃及子孫後代；論及村裏人的打工，他聯想到自己外出給人收割玉米5年掉了13顆牙的艱難經歷，不無深刻地説“簡直就是拿著人肉換豬肉吃”。 

　　杜深忠對文藝似乎有著執著的偏好，沒事的時候，他更喜歡坐在堂屋擺弄那把舊的二胡。杜深忠悠悠地説：“對這個二胡我沒多大興趣，我真正喜歡的是琵琶。”琵琶的出現，恰恰成為一個很好的敘事載體貫穿全片始終。它一方面作為道具元素，呈現主人公從二胡到琵琶的心願或夢想；另一方面，琵琶顯然是一種精神追求的表徵，這更是扎根黃土地上的農民在精神層面的一種難得的釋放。誠如杜深忠所言，“就像人要吃飯一樣，精神也需要吃飯，需要哺養”。 

　　與杜深忠作為個體的內心掙扎與探尋有所不同，村支書張自恩的出現更有些關乎群體民生的意味。借助他的活動軌跡，可以清晰端詳到這個村莊的生活面貌：村口修建文化廣場，因為砍樹引發爭執；為了擺脫貧困，不斷去旅遊開發公司尋找機緣；打工家庭突然遭遇不幸，屢次向其家人進行勸慰；因果樹幼苗被打除草劑，張光愛與張光學兩家的打架糾紛反反復復懸而未決。而更讓這位村幹部撓頭的，是懷疑自己貪污不斷要求查賬上訪的村民……在此起彼伏的爭吵和忙碌中，影片從一個側面，相對客觀地展現了一個基層村官的喜怒哀樂，他的內心同樣有著這樣那樣的糾結，卻又不得不身陷其中。 

　　如果説農民杜深忠和村幹部張自恩的糾結來自于各自的理想或職責，片中另一位主人公杜濱才的內心衝突則源自親情的缺失。這個從小在單親家庭長大的大學生，幼年時因父親患精神病母親另嫁他鄉。父子間的交流簡單而有限，很多時候他會感到煩惱，甚至抱怨，父親對此只能默默承受。 

　　三條主要人物線索有機交織，伴隨著春去冬來。地處沂蒙山腹地的杓峪村，無疑是中國千千萬萬村莊的一個縮影。在日益高漲的城鎮化浪潮中，作為主角的村莊被推至時代前臺，關乎鄉民命運的村莊終將走向何方？故鄉，這個在紙張或文字中被屢屢提及的詞匯，究竟離人們是近還是遠？心懷對鄉情鄉音的敬畏或眷戀，時年56歲的焦波帶領他年輕的創作團隊，五位平均年齡不到21歲的大學生，因著373天根植農村的生活，將那些生動、樸素、真實的鄉村記憶相對完整地記錄了下來，並首先賦予了該部紀錄影片一種珍貴的文獻意義。作為記錄者的他們，以杓峪村第168戶居民的身份居住下來，與被拍攝者生活並融入到一起，他們甚至把自己的攝制組命名為“村兒電影社”。 

　　影片沒有旁白的灌輸，沒有功利的取舍與介入，攝影機如同“墻壁上的蒼蠅”，以直接電影的方式，實現著一種純凈的影像觀察與表達，實現著一種紀錄精神的回歸。它與社會現實的深入對話，以及對精神價值的探尋，正是當前電視紀錄片創作中普遍缺失的兩個重要元素。 

　　剛剛問世的《鄉村裏的中國》，在短短數月間一舉拿下了中國電影華表獎、廣州國際紀錄片節最佳紀錄長片、中國紀錄片學院獎評委會大獎、中國電視紀錄片年度作品等多項大獎，就單部作品而言，如此整齊地收獲，在業界並不多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