變革時代尋求音樂新空間

——2013中國音樂藝術發展報告（摘編）

□ 中國音樂家協會

　　主 持 人：徐沛東

　　負 責 人：田曉耕

　　首席專家：王次炤 居其宏

　　撰 稿：張 萌 陳志強 裴 諾

　　經歷了若幹年相對平穩的發展，隨著社會政治經濟生活迎來新的變革與轉型，在2013年中國音樂的發展進程中也出現了許多新的變化和契機。有些雖然還只是端倪初現，其結果如何還有待于時間的檢驗，但這些已經足夠引發人們關于社會音樂文化生活發展前景的各種想象。回顧過去的一年，“金鐘獎”、“青歌賽”、“民樂繁榮”、“交響樂團走出去”、“電視歌唱選秀”、“美麗中國”與“反四風”、“限奢令”等一同成為我們這一年音樂記憶中的關鍵詞，2013年的中國音樂發展注定將在音樂歷史上留下與眾不同的印記。

①發展概況

　　1.民族器樂創演紅紅火火

　　2013年，中國的民族音樂藝術的發展又是紅紅火火的一年。作為中國音樂的“金鐘年”，由中國文聯、中國音協、江蘇省委宣傳部、江蘇省文聯主辦的第九屆中國音樂金鐘獎民樂比賽係列活動在南京啟動。大賽首次設立民樂組合比賽，民樂合奏在技術上顯著提升和新創作品的不斷涌現，使這一賽事獲得了業內外的廣泛關注。隨後，第九屆中國音樂“金鐘獎”古箏比賽、二胡比賽也相繼在江蘇揚州、無錫舉辦，不僅吸引了全國各大藝術院校、院團的優秀青年演奏家同臺競技，更為教育、表演、樂器制作等相關專業的從業者創造了一個相互交流學習的平臺。自從2010年文化部出臺的“中國民族音樂發展和扶持工程”計劃實施以來，將這筆資金用于民族音樂信息庫建設、古譜整理研究（工尺譜）、古詩詞、古琴進大學表演以及民族音樂人才培訓、新作品創作、文化走出去等項目中，為當代民族音樂的發展真正起到了幫扶作用。由文化部、山東省人民政府主辦的中國民族器樂民間樂種組合展演便是2013年民樂界影響深遠的一件大事。作為文化部首次組織舉辦的全國性樂種展演，共有71支組合參加了在山東舉行的復賽和決賽，集中展示我國在民間樂種傳承保護工作中取得的成果。2013年，文化部藝術司與中國民族管弦樂學會聯合舉辦的第二屆華樂論壇暨“新繹杯”經典民族管弦樂（協奏曲）作品評獎活動延續了第一屆評獎的思路，表彰了改革開放30年來産生的十部最具社會影響力、傳播廣泛、兼具專業性與可聽性的中國民族管弦樂協奏曲作品。

　　傳承和創新一直是民族音樂發展的兩翼。提到創新，就不能不談及中央民族樂團在北京國家大劇院上演的民族樂劇《印象·國樂》。這場演出是對民族音樂創作、演出形式的創新所做的一次大膽的嘗試：利用演出前展演營造氣氛、引入大量現代聲光舞美技術，特別是凸顯民族音樂中一直淡化的音樂家“個人”的故事和情感等現代表演藝術手段和理念的加入，都使《印象·國樂》大大區別于以往的民樂表演，讓觀眾為之耳目一新。《印象·國樂》還不能稱做完美，如有評論以“印象很深，國樂很淺”來評價其音樂部分的相對單薄。

　　2.交響音樂走出去成績顯著

　　2013年是中國交響樂團與世界音樂生活深入交流融合的一年。浙江交響樂團1月中旬，在指揮家湯沐海的率領下赴歐洲進行巡演，完成了在柏林音樂廳的“中國文化年”閉幕音樂會和馬德裏的紀念中西建交40周年音樂會等4場演出。樂團與笛子演奏家蔣國基合作的《三五七》，作曲家陸培融合京劇、信天遊等民間元素的第一中國狂想曲《龍舞》，以及七次格萊美獎得主、德國作曲家戈爾泰·加爾登根據樂團委約將馬勒的經典名作《大地之歌》加入了二胡、琵琶、古箏、笛簫、嗩吶、塤等中國民族樂器的重新編配，都讓西方觀眾充分領略了中國氣派交響音樂的獨特魅力。1月至3月，中國國家交響樂團遠赴美國，歷時53天，在16個州的29個城市進行了30場交響音樂會的商業巡回演出，累計觀眾達4萬余人，無論是時長、規模還是影響力，都創下了中國交響樂隊在西方進行商業巡演的最高紀錄。北京交響樂團也在藝術總監譚利華的帶領下先後完成了樂團歷史上的第七次歐洲巡演和在墨西哥和美國進行的為期兩周的巡演。國內一流職業樂團的海外巡演，以創新的思維為文化“走出去”戰略實踐了新的商演模式，為業界同行積累了寶貴的經驗。

　　成績固然喜人，一些問題也值得我們警醒。綜觀當前全國的交響樂事業發展格局，依然呈現出東強西弱的格局，且有差距越來越大之勢。如果按照標準的職業交響樂團的建制來衡量，我國職業交響樂團的數量也就20個左右（其他都是隸屬于歌劇舞劇院的樂團），而這些職業樂團也大多集中在東部沿海經濟發達地區。在文化體制改革深入推進時期，各個樂團仍在以自己的方式適應著變革以後形成的新局面。特別是西部地區的樂團，盡管困難重重，依舊在事業的道路上努力前行。在銀川舉辦的第二屆中國西部交響樂周，便堪稱我國西部交響樂團綜合實力的一次集中檢閱。

　　3.部隊文藝面臨轉折

　　2013年在部隊文藝發展歷史上絕對是具有轉折性的一年。伴隨著解放軍文職制度的完善，對于文工團更具深度和力度的改革即將來臨。8月，總政治部下達《關于規范大型文藝演出、加強文藝隊伍教育管理的規定》，重申紀律、嚴控商業活動，並硬性規定文工團每年為部隊的演出場次，這被解讀為政策調整的信號。11月，十八屆三中全會作出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幹重大問題的決定》則明確提出，要優化軍隊規模結構，減少非戰鬥機構和人員，部隊文藝團體再次面臨改革調整。不可否認的是，無論在戰爭年代還是和平時期，廣大的部隊文藝工作者都為部隊和地方的文化建設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這些政策的出臺，深層的動因是我國現代化軍隊的建設過程中，部隊文藝的作用與職能所發生的時代變革。

　　4.演出市場出現積極變化

　　2013年的流行音樂發展可謂是風雲變幻，充滿了戲劇性的變化。受國家“反四風”、“限奢令”等政策的影響，2013年的演出市場整體呈現出萎縮的態勢。特別是興盛一時的由政府和國有企業出資主辦的演出活動在數量和規模上都大幅銳減，但個人演唱會和民間音樂節卻呈現出活躍態勢。在此背景下，音樂演出轉向電視和互聯網，電視選秀歌會和網絡K歌秀成為音樂文化生活中的兩個亮點。浙江衛視的《中國好聲音》、湖南衛視的《我是歌手》和《中國最強音》、安徽衛視的《我為歌狂》、東方衛視的《中國夢之聲》、北京衛視的《最美和聲》、江蘇衛視的《全能星戰》等眾多選秀節目你方唱罷我登場，特別是中國音協與深圳市委宣傳部、深圳廣電集團合作的“金鐘獎”流行音樂大賽創新了賽制，吸引了眾多唱片公司和一流歌手參賽。7月，正當各大衛視電視歌手選秀節目如火如荼地播放時，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發布消息，為避免電視節目形態單一雷同，總局將對歌唱選拔節目實施總量控制、分散播出的調控措施。這項被外界稱為“限歌令”的調控措施，無異于給火爆的選秀節目潑了一盆冷水。9月30日，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升級“限歌令”，稱2014年電視節目黃金時間只能播出4檔音樂選秀節目。雖然各界對于“限歌令”頒布的意見並不統一，但各家電視臺卻在紛紛排兵布陣、另謀他就。

②趨勢與思潮

　　1.音樂界自上而下刮起節儉之風

　　2013年中國音樂生活中最顯著的變化，當屬自上而下刮起的一股節儉之風。這與十八大以來，中國政治經濟生活發生的變革有著深刻的內在聯係。中央電視臺自2014年起減少播出56項晚會類節目，佔以往播出量的60%左右。自從“八項規定”、“反四風”等相關規定出臺以來，一直存在于公益性演出和商業演出之間的演出市場的灰色地帶開始迅速大面積消失。一時間，興盛一時的由地方政府聯合某些強勢媒體，出巨資聘請眾多歌星進行所謂公益演出，實則耗費大量納稅人金錢的“音樂形象工程”終于銷聲匿跡。短短一年的時間，中央提倡反腐倡廉、勤儉節約的風潮，對于演出市場的影響也逐漸顯現出來。據估算，目前已經有近萬家靠運作政府晚會生存的演出經紀公司被迫轉型甚至倒閉。可以預測，因新政策的出臺導致的演出市場的轉型和陣痛還將持續一段時間，但這卻從某種程度上，也迫使中國的演出市場向著更為透明、更為健康的真正市場化運作轉型。2013年各類個人演唱會和民間音樂節的火爆便是很好的例證，這説明由民間資本運作，依靠票房獲利的正常商業活動並沒有受到上述政策的明顯影響。

　　2.學術界近兩年來“跨界民族”研究的興起

　　跨界民族（Cross-Border Ethnic Groups）與境外同源民族在音樂文化上有著共同的歷史淵源，又有著跨界後受不同文化影響的多樣變化，其豐富的音樂文化資源為我們深化民族音樂研究保存著鮮活的資料和重要參照。12月，在廣西師范大學音樂學院舉辦的一場有關“跨界”問題的專題論壇，便集中展示了我國在這一領域的最新研究成果。中國音樂學院的趙塔裏木教授主持的國家社科基金藝術學重點項目“瀾滄江—湄公河流域跨界民族音樂文化實錄”的相關情況，以及之前他所從事的中亞地區東幹人音樂變遷的研究，以及中央音樂學院的楊民康教授近年來發表的關于雲南與東南亞撣傣係族群傳統音樂的係列比較研究等等，都使傳統中國少數民族音樂研究范圍得到了極大的拓展，充分體現了當代中國的音樂學家正以一種積極的姿態參與到世界音樂文化的研究當中。

　　3.多中心的音樂文化發展格局初現雛形

　　隨著網絡時代獲取信息手段的便捷、渠道的多元化，各地在資訊獲取、對外交流溝通上的差異也越來越小。2013年超過百人的大型學術會議，除了上海音樂學院承辦的國際傳統音樂學會（ICTM）第42屆年會吸引全球56個國家和地區的600余名傳統音樂學家、表演藝術家、民間藝人齊聚申城，第四屆西方音樂史學年會有近200位專家、學者和學生與會等少數幾個外，大多數活動的主辦方都是遵循了少而精的原則，而且密切聯係地方文化特色和學術資源優勢，例如，西安音樂學院的漢唐音樂研究、武漢音樂學院的古琴音樂研究、星海音樂學院的嶺南音樂研究、四川音樂學院的現代音樂創作和流行音樂的教學研究都開展得有聲有色，在全國的音樂院校中獨樹一幟。

　　社會音樂生活領域，隨著經濟的發展，對文化的重視程度不斷加強，越來越多的城市開始嘗試利用音樂打造自己獨特的城市名片。例如，廣東東莞塘廈整合國內最具實力的音樂劇創作生産資源，形成音樂劇創作、生産、展示、營銷“一條龍”的産業鏈，催生優秀的音樂劇作品。經過這些年的努力，當地政府打造中國“音樂劇之都”的構想已經初步達成。2013年，天津大劇院在打造繼北京國家大劇院之外的中國另一個歌劇中心的一係列動作也頗為亮眼。這座運營了僅僅一年多的劇院陸續以國外引進、聯合制作等多種方式，密集推出了多部歐洲經典歌劇作品。在短時間內，讓這座近四十年沒有過歌劇演出的城市，成為了全國歌劇愛好者心目中一塊不容忽視的寶地。總之，原有的各項資源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兩大文化中心的格局正逐漸被打破，中國音樂發展多層次、多中心的格局初具雛形。

③問題和建議

　　1.優化學術評價體係，培育健康均衡的音樂學術生態環境

　　據國家新聞主管部門統計，截至2012年，我國共有期刊9867種，其中有過發表學術論文記錄的刊物達7000多種，每年發表論文180多萬篇。相對每年我國各類人才職稱評定所需要發表論文高達800多萬篇的需求，各類期刊仍是奇貨可居。在這個龐大的隊伍中，我們也能夠看到全國近千所音樂院（係）教師們奔忙的身影。這裏我們主要探討的不是當前我國期刊功能異化的問題，而是希望通過這一簡單有力的數據來引出，造成這一巨大需求的我國人才評價體係中過于依賴論文發表這一指標的不爭事實。

　　以音樂行業為例，根據現行的藝術院校慣有的評價標準，求職需要有論文，晉升職稱需要有論文，甚至一些院校的博士研究生畢業答辯之前，都會被要求他們在較高級別的學術刊物上發表一定數量的論文，否則就無答辯的資格。這其中不乏某些單位和學術機構為了積累自己的學術GDP而進行的強行攤派。實際上大多數需要發表論文的並非專門的研究人員，而是以教書育人為主業的各級教師，因各單位在職稱評定過程中對于論文發表數量和規格都有著硬性指標，使得很多教師在報送材料前很長時間便一門心思琢磨寫論文、發論文，也因此忽視了實際的課堂教學才是其安身立命的根本。更有甚者，有些學校對于表演專業教師的職稱評審也要求以論文為主，而對于其專業技能的考評比重嚴重失衡，這種“論文至上”的導向成為學界泛濫的學術造假問題，令人擔憂的教師教學能力退化，整體教學質量滑坡等問題的主要誘因之一。

　　各級主管部門應出臺相關政策，調整人才評定的政策，調低論文發表的數量和規格在教育機構辦學水平評估和個人職稱評定體係中的權重，使其回歸到一個相對理性、科學、均衡的層面；充分考慮到音樂學科自身的發展規律，綜合考量專業人員的教學能力、表演能力、科研能力，雖然這可能在人才評定的操作性上增加一些難度和成本，但這對于教學水平的提高絕對大有裨益。

　　2.歌劇音樂劇創演在繁榮景觀下的深層危機

　　歌劇、音樂劇的創作和演出近年來一直是中國音樂生活中備受關注的熱點。經歷了前年原創歌劇、音樂劇的“井噴”之後，2013年新創劇目在數量上持續回落，但依然稱得上新作不斷。據不完全統計，2013年首演的原創劇目有《燕子之歌》（3月16日首演于上海）、《樓蘭》（4月26日首演于上海）、《紅幫裁縫》（5月21日首演于寧波）、《蘇武》（6月20日首演于北京）、《大漢蘇武》（8月18日首演于西安）、《為你而來·王選之歌》（9月8日首演于北京）、《宋慶齡》（10月17日首演于廣州）、《國之當歌》（11月18日首演于上海）、《王二的長徵》（11月23日首演于東莞）、《羅陽》（11月25日首演于北京）、《曹雪芹》（11月26日首演于北京）等。

　　從我國歌劇音樂劇2013年整體發展態勢看，呈現出一派繁榮的景象，然而也必須看到，我國歌劇音樂劇的創演，在一片繁榮景象的背後，依然潛藏著一些深層危機，這主要表現在：一是一批以真人真事為題材的歌劇音樂劇，由于劇作者未能充分考慮到這種真人真事對于歌劇音樂劇表現的特殊困難以及歌劇音樂劇對于情節鋪陳、人物和人物關係組織、戲劇衝突及其有序展開等特殊要求，導致劇本中僅僅滿足于人物履歷的展現，有場面無情節，有故事無衝突，有人物無形象，因此藝術感染力和劇場趣味不足。故有業內同行戲稱之為“履歷歌劇”或“履歷音樂劇”。二是社會上一些輕狂浮躁、急功近利的不良風氣也浸淫到少數作曲家中來，創作態度敷衍塞責，創作過程潦草應付，甚至以短短十幾天就創作出一部歌劇音樂，高報酬與低質量形成巨大反差。三是一些劇目的創制單位，在劇目立項之前缺乏論證，缺乏必要的管理和修正機制，令劇目草草上馬，結果無論在社會效益還是在經濟效益兩方面難言收獲，造成大量政府投資的低回報。

　　有鑒于此，許多業內同行指出，在歌劇音樂劇界建立嚴格的項目立項論證制、完善主創人員創作合同、啟動院團長和劇目制作人問責制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強調以上這些制度對于建立科學歌劇音樂劇創演機制、提高劇目創演質量的極端重要性。

　　3.加大政策與資金扶植力度，促進西部地區音樂文化繁榮發展

　　眾所周知，一個地方文化的發展與當地的經濟發展水平以及政府部門的重視程度和工作方式有著極為重要的關係。在文化體制改革的過程中，地處我國經濟欠發達的西部地區的各類藝術院團所經歷的陣痛，較之東部地區來得更為艱難。以西部交響樂的生存現狀為例，為了照顧一些老團員，改制過程中文化部門出臺了諸如“30、50政策”以及“25政策”等措施，即工齡滿30年或者年齡滿50歲的人員可以原有事業編制的身份申請退休，管樂演奏員凡是工齡滿25年亦可以退休。退休人員的收入比將來進入社保係統後要高出不少，這直接導致樂團成員的大量流失，甚至引發了一些樂團的“塌方”甚至解體。

　　就整體發展而言，全國的交響樂事業還是一直處于上升的空間中，但對于很多地方藝術而言，所遭受的往往是致命的打擊。由于這些藝術品種自身的特性決定，它們往往只是局限在某一地區，離開其特有的地域文化土壤就少有受眾，往往處于勢單力孤、各自為政的狀態。在轉制過程中，失去了地方政府的支持，加之外來文化的衝擊和多年來養成的以經濟指標衡量藝術品種的價值的錯誤觀念，其命運更令人憂慮。這一問題在西部地區更為突出，很多地方藝術品種由于失去了政府的支持，自身不具備在文化市場上生存的能力和條件，已經從我們的文化版圖上消失或處于瀕臨消失的邊緣。這從保護國家文化安全，保持中華文化多樣性的高度來看，都是當前的各級文化主管部門亟須解決的問題。

　　4.收入不升反降，音樂著作權保護形勢越發嚴峻

　　據最新統計，2012年，音樂産業共創造了1895億元的直接市場價值，並為6萬億元的相關市場提供服務，而唱片公司和獨立音樂人這些音樂創造者僅獲得了5.54億元的版稅。這一數據相比2011年音樂權利人的總體版稅實收不升反降，下降幅度近19%。耐人尋味的是，這一局面是在當年關于《著作權法》（修改草案）對于音樂著作權人的合法權益的保護問題引起社會各界普遍關注熱議的情況下出現的，不能不説是一個莫大的諷刺。

　　通過對這一現象的深入分析不難發現，在實體唱片、在線音樂、無線音樂、卡拉OK、商業演出等構成中國音樂核心市場的幾大領域中，經過業界多年堅持不懈的努力，音樂著作權人從實體唱片、卡拉OK、商業演出等領域獲取收益的情況已經有所改善，2012年作為相關産業的廣播電視也首次實現了音樂版稅的支付。反倒是時下與每一位消費者關係最為緊密的數字音樂産業的新變化，成為造成音樂著作權人的總體版稅收入不升反降主要原因。一方面，近幾年呈爆發式增長的移動互聯網音樂市場由于各方監督不完善、缺乏成熟的盈利模式，雖然用戶的數量迅速增加，不斷有資本和經營者積極布局這一潛力巨大的産業，但音樂著作權人能夠從中獲取的收益卻少之又少。長此以往，這一代表著音樂市場未來發展方向的産業既有可能給音樂行業帶來新的轉機，也有可能像當初的互聯網盜版音樂一樣給中國音樂産業帶來又一次沉重的打擊。另一方面，為了應對發展勢頭迅猛的移動互聯網音樂市場的衝擊，無線音樂運營商紛紛改變自己的商業策略，以擠佔音樂人的各項收益為代價開展各項新業務。因此，2012年，在無線音樂市場的總營收和用戶數量兩項指標持續攀升的情況下，音樂著作權人的收益卻大幅下降。

　　業內人士也一直認為，向用戶收費是扭轉行業混亂的根本方法，有利于音樂人為用戶提供更多更好的音樂産品，有利于網絡音樂經營者合法獲得音樂資源，從而最終有利于用戶獲得更好的産品和服務。據國際唱片協會（IFPI）統計數據顯示，2012年，全球唱片産業總營收為165億美元，其中來自數字音樂市場的營收為56億美元，僅蘋果iTunes音樂商店就貢獻了34億美元，佔全球數字音樂總營收的60%。如此成功的營銷模式，在中國已經習慣“免費午餐”的龐大市場用戶群面前卻顯得舉步維艱。

　　（本文標題為編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