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播出的《舌尖上的中國》，已成為中國電視紀錄片史上的裏程碑之作，它所受到的廣泛關注與熱情讚譽，讓紀錄片這個“冷”片種煥發了無數商機。今天播出的《舌尖上的中國》第二季，將在延續第一部風格的基礎上，增加更多的創新元素、承載更多的文化價值。

　　在電視紀錄片《舌尖2》火熱播出的同時，一部不為更多人所知的電影紀錄片《鄉村裏的中國》也在北京海航天寶影城裏俘獲著觀眾的心。在很多人看來，電影紀錄片早已成為明日黃花，但《鄉村裏的中國》導演焦波卻不這麼認為，影廳的上座率好得也出乎他的意料。

　　兩部以“中國”命名的紀錄片，同時匯聚于這個版面上。厚重而生動的真實，從這裏生發。

——編 者

《舌尖上的中國》第二季今晚開播，主打溫情線——

《舌尖2》：更有風格更有滋味

□ 本報記者 丁 薇

電視紀錄片《舌尖上的中國》第二季劇照

　　在4月15日，央視紀錄頻道對媒體公布的一組《舌尖上的中國》第二季（以下簡稱《舌尖2》）的片花中，一對四川樂山養蜂夫婦的片段刺激到了觀眾的淚腺。養蜂人老譚在娶他妻子之前信誓旦旦地許諾：“我要帶你去做一份十分甜蜜的工作。”之後每到花期，夫妻倆便帶著蜂箱從樂山到秦嶺，再到甘肅山丹牧場，前後跨越6個月輾轉兩萬裏路，追逐花的腳步。他們過著遊牧式的生活，養大了兩個孩子，一頂帳篷維係著關于家的一切，當然帳篷裏還有那些熟悉的家鄉味道。妻子笑著埋怨：“這份甜蜜的工作原來如此風餐露宿，不過這樣在一起生活也很浪漫。”夜深了，丈夫還在開車趕路，妻子則坐在卡車上，護著蜂箱睡著了。畫面定格于此，她臉上的踏實告訴觀眾，幸福其實很簡單。

　　溫情作為《舌尖2》的主要基調，也是總導演陳曉卿很想表達的，“片中不僅僅有美食。”他説，“其實《舌尖1》的時候就想這樣做，因為時間的關係沒有做到家，這次在《舌尖2》中實現了。”陳曉卿希望通過美食這個渠道，展現中國的人文傳統和社會變遷，從中看到中國人的倔強、節儉、堅韌以及他們對生活的熱愛。美食的背後是人們對幸福的追求、樂觀的態度和對和諧自然的樸素情感。

　　一個分集一種“味道”

　　此次參加《舌尖2》拍攝的分集導演都是“80後”一代，陳曉卿極力主張他們發揮自己的個性，在影視風格上大膽創新。在開拍前期調研時，主創團隊在一起討論，以期讓整個片子有個統一的外觀。總體的定位有兩個主題：一個主題是深度，是關于美食的，會把它的來源以及做法、傳統説清楚；另一個主題，就是與美食相關的人。大家在拍攝初期會先剪一個故事出來，體會一下“舌尖”的味道。“到了後期剪輯甚至拍攝的時候，我都鼓勵大家要有個人風格化的東西。”

　　陳曉卿啟用的這批導演都是非常有才華的年輕人，本身對紀錄片也有各自的追求，其中有兩位是在法國學藝術電影剛回國的。分集《三餐》的導演丁正的邏輯思維能力特別強，這一集直視社會現實的內容就比較多；陳碩是葡萄牙電影大師奧利維拉的信徒，在人物選擇上的風格會比較獨特；鄧潔喜歡《飲食男女》，喜歡小津安二郎的作品，觀眾會在《家常》那一集中隱約感受到“秋刀魚之味”。“所以每一集的樣貌會有一些差異，每一集敘述的方式會有一點個人的味道。我鼓勵他們堅持自己，不喜歡哪一點就直接刪掉，把自己喜歡的、堅持的保留下來。所以有個人的風格，可能是《舌尖1》和《舌尖2》最大的差異。”陳曉卿説。

　　在第一集《腳步》中，分集導演李勇為了使藏族小夥白馬佔堆攀爬40多米高的樹木取蜂蜜的畫面更加驚險，自己上陣挑戰單繩無保護吊維亞，在與拍攝樹木相鄰的另一棵樹上進行跟拍，危險性很高，有點命懸一線的感覺。導演在拍攝之前還進行了多次演練，所以白馬佔堆4個小時的爬樹過程是抓拍，沒有演繹的痕跡。李勇本人也是第一次做這種嘗試，這種拍攝手法他之前也沒有見過。陳曉卿這種鼓勵個性的主張，使得分集導演的智慧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展現。

　　音樂、剪輯、拍攝，別出心裁、優中選優

　　這樣的創作團隊為《舌尖2》的風格探索提供了很大空間。陳曉卿表示：“《舌尖2》借鑒了電影類型片的創作手法，有些片段像好萊塢的家庭倫理片，有些橋段會讓人聯想到公路片，有些甚至有武俠片的影子。我們希望用高剪輯率賦予紀錄片更加動人心弦的節奏，所以片子的信息量會非常密集，每集50分鐘平均鏡頭數是1500個，幾乎每兩秒鐘切換一個鏡頭，對于素材的選擇則是平均每150分鐘剪選一分鐘，優中取優。”

　　在分集導演陳磊的《心傳》中，一段本幫菜的故事拍成了黑幫片，老師傅一面彈著琵琶，年輕師傅在一旁練習刀工，刀光劍影，霸氣外露。陳磊回憶説：“在最後去拍攝的時候，我用自己的理解去實現，《心傳》呈現出來的類似武俠片的外觀，是我們在講述故事時的一種嘗試。”

　　在白馬佔堆攀爬的片花中，記者感受到了無比的緊張、驚險、刺激。音樂輔助其實起到了很重要的烘托主題的作用。陳曉卿本人也非常喜歡《舌尖2》的音樂。“電視作曲、紀錄片作曲是不同于一般音樂創作的，要有比較強的工具性，要為片子的主題服務，這一點阿鯤是我接觸過的所有作曲家裏做得最好的，他的作品裏有小清新的感覺，也有人文氣息。這樣對著電視鏡頭的專門創作，可以從音樂方面來幫助這個片子達到更高的層次的立意和新意。”陳曉卿説。

　　阿鯤用木管樂器比如長笛、雙峰管、短笛、巴松管去表現小清新的一面，情感部分則更多地採用弦樂，同時融入鋼琴，來表達一種人文氣質。“音樂正是在用一只看不見的攝影機去講這個故事，音樂的價值在于為觀眾營造畫面撲面而來的感覺。”陳曉卿説。在創作中有一群魚逆流而上直飛天空的畫面讓阿鯤非常觸動，因為它是強大生命力的體現——水流湍急，為了繁衍下一代，魚兒要費多大的力氣才能拼命地到上遊去！阿鯤也感慨生命之偉大，這樣的畫面對應的不是哪一支曲子或者樂器，而是一種整體的氣場。“在很多畫面裏，美食的背後是很復雜的情感，這種味道就像吃東西一樣，是五味雜陳的，而不是單一的一種情緒，其中有很多的緬懷，以及與歲月和時間都有關係的東西。”陳曉卿表示。

　　其實，想要一部紀錄片呈現出最好的效果，要借助很多方面的幫助。在分集導演劉碩的《秘境》拍攝中，就涉及了要跟專業領域內的頂尖科學家合作。他們探訪了很多常人難以到達的地方，涉及了很多與自然科學、地理學方面專家合作的領域。這一集會為觀眾呈現一種非常奇特的菌類，叫做雞樅，到目前為止它還不能進行人工培植，只有在白蟻窩上才能生長。陳曉卿説：“我們拍攝的前提就是必須對白蟻有完全的了解，清楚必須要在特定的天氣、地理、溫度條件下才能找到它，雲南大學李榮春教授就是這方面的專家。這一集拍得非常成功，把白蟻窩拍得像宮殿一樣。”

　　觀眾愛看就是國際表達

　　據陳曉卿透露，《舌尖2》的制作費用相比《舌尖1》多30%，並在國內首次啟用紀錄片的周播形式。“國外所有優秀紀錄片都是周播，比如《人類星球》《非洲》《美國：我們的故事》，他們認為這是好東西，肯定是要周播的，只有肥皂劇才日播。”陳曉卿表示。其實拍攝團隊事先不知道要啟用周播，還是按日播結構拍攝剪輯的，“所以我們在確定周播之後做了一些調整，包括分集順序、結構內容都有所改變。如果《舌尖3》還是周播的話，我們會把結構設計得更加巧妙一點。”陳曉卿補充説。

　　“如果把紀錄片分成兩部分的話，一部分叫作者紀錄片，我們國家的作者紀錄片制作非常優秀，現在正在影院上映的《鄉村裏的中國》《請投我一票》都是這方面的作品，現在一個國際性紀錄片節如果沒有中國作者參賽的話，會覺得特別沒有面子；另外一部分叫媒體紀錄片，這些紀錄片更像是BBC或者國家地理頻道播放的作品，也有人把它稱作商業紀錄片，有投資，還希望有回報。”陳曉卿把《舌尖》歸為典型的媒體紀錄片，並為它的廣泛傳播做了努力。

　　“比方説把原本第二集的《腳步》放在第一集播出，裏面白馬佔堆爬樹原來大概是4分鐘，現在只有2分鐘，為的就是一定要把緊張氣氛做起來。一個典型的媒體紀錄片，你要做的事情就是研究觀眾想看什麼，以及你要拿出什麼給他們看。只有滿足了這兩個條件，你才可能勝出。紀錄片沒有辦法讓觀眾像看電影一樣，在封閉的空間、黑暗的光線中去耐心觀看，電視收看的環境太惡劣了，孩子一哭，這個頻道隨時就沒人看了。所以節奏快、信息密集度大，按講故事的方法去謀篇布局，都是你要考慮到的。”陳曉卿把播出版的《舌尖2》拿去送審的時候，央視當即決定就播這版，當時他心裏覺得奇怪，因為這一版是主創為國外發行做的。“其實中國觀眾看國外紀錄片一點兒障礙都沒有，但是我們恰恰有一些紀錄片，以謳歌大好河山的壯麗辭藻為開篇，然後慢慢地講述，認為這是中國特色，卻恰恰阻礙了觀眾的收看。什麼是國際化？觀眾愛看就是國際化，就這麼簡單。”陳曉卿如是説。

“中國農民太了不起了”

——專訪電影紀錄片《鄉村裏的中國》導演焦波

□ 本報記者 高艷鴿

電影紀錄片《鄉村裏的中國》劇照

　　不太懂電影宣傳發行的焦波，不知道自己實際上已經參與到這個環節中了，而且在其中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今年3月，北京的海航天寶國際影城在每周六下午專門辟出一個影廳，連續放映三場紀錄片《鄉村裏的中國》。這部自去年起榮獲多個獎項的電影紀錄片，由焦波執導。在此之前，他作為攝影師，因為感動了無數人的專題攝影《俺爹俺娘》被人熟知。

　　《鄉村裏的中國》在海航天寶影城每一場放映結束後，都有“演後談”環節，焦波隨意站在一排坐椅中間，聽觀眾發表感想，回答他們的提問。他有強烈的表達欲望，普通話裏有山東味兒，30分鐘很快就過去了。但交流不會就此結束，出了影廳，在走廊上他依然會被觀眾和媒體記者圍住。每個周六，這樣的場景都會重復上演。

　　“一個農民有這種藝術感覺，太絕了！”

　　扎在一個中國的鄉村一年時間，拍一部名為《鄉村裏的中國》的紀錄片，記錄村子裏人們的生活。這是中央新影接到的一個“命題作文”，焦波最終擔綱總導演。影片一開始，是積雪覆蓋的大山，一派冬季的蕭瑟蒼涼，主人公之一杜深忠拿著毛筆在墻壁上寫了一個大大的“春”字。後來山綠了，滿山的植物開始茁壯生長。影片最後再次進入冬季，村民們嘴裏哈著白氣迎接新年的到來。2012年是閏年，焦波和他的團隊，一共在這個村子駐扎了373天。

　　影片裏的這個村子是山東淄博市沂源縣中莊鎮杓峪村。“一個不大不小不遠不近的村莊”，這是“命題作文”中的規定。焦波開車進山，平均一天找兩三個村子，找了半個月時間，最終選定了杓峪村。“它不大不小，不窮不富，雖然偏僻，但和外界有聯係，是對外開放的。”更重要的是他看到了杜深忠，這個60多歲的老人，蹲在門口用蘸清水的毛筆寫了一地漂亮的字，陽光照下來，他説：“這個光影是我最好的宣紙。”“一個農民看到這個能想到宣紙，這種藝術感覺太絕了！”焦波回憶自己當時的驚喜，他知道影片的主人公有了。後來他把杜深忠這個在陽光裏寫毛筆字的鏡頭放進了影片。

　　焦波一開始心裏是沒底的，“完全想不到會發生什麼事兒”。到後來，他發現這裏發生的故事，比自己想要的還多。比如，家境並不富裕的杜深忠，追求的是一種詩意的生活，拉著二胡時心裏想的是擁有一個琵琶，這是他“時時刻刻心心念念”的夢想。“當他提出要買琵琶時，我心裏一震，琵琶看起來離他的生活多遠啊！”焦波對記者説，“他買琵琶過程中發生的故事，本身就很有懸念了”。後來，他們跟著杜深忠進縣城，拍他去店裏買琵琶，討價還價，買到手後的興奮，被妻子發現謊報價格後兩人的爭吵。

　　村民們跟他們的鏡頭沒有磨合期，他們中的大多數，一開始就接受和適應了攝影機。“這取決于我對他們的態度。”焦波説，“他們面前站著的這個人，不像那種長發披肩端著架子的藝術家，而是跟他們拉著手聊家常，很親切，他們馬上就會跟你掏心窩子，甚至一邊説一邊哭。”很多村民都熱心提供線索，經常打來電話説，哪個地方有人吵架了，今晚誰家生孩子，誰生病了受傷了，你們去跟著拍嗎？杜深忠有時候跟妻子吵完架，會來跟焦波説，剛才你們沒去拍我們吵架，錯過了一個很好的鏡頭。焦波和他的拍攝團隊有時候拍了一天回來，發現有村民在門口給他們放了一籃子菜。

　　他們在村子裏拍攝時已在初步剪輯。故事圍繞著三個主人公展開：杜深忠、村長張自恩和生活在單親家庭的青年杜濱才。杜深忠內心清高脫俗、尋求詩意，也會為蘋果賣不出去發愁；張自恩努力招商引資，試圖發展村子的旅遊經濟，不被村民理解，鬧到吵架和動手；杜濱才成績優秀、懂事，放假回家會和父親爭吵，遲遲不願意去見離家多年再婚的母親。除此之外，還有很多精彩的素材，因為不是這三條線上的故事，最後都忍痛刪掉了。

　　“原來他們是這樣生活的”

　　山東農村出身的焦波，曾用鏡頭記錄下老家父母的多個生活瞬間。他出生的村莊，現在已不是他記憶中的那個村子了，“跟我小時候那會兒相比變化很大了，因為離城市近，被城鎮化了”。他選中杓峪村，也是因為看到了村民身上依然保存著中國農民的單純樸實、簡單直爽，“想把這些留住”。

　　杓峪村四面環山，距離縣城走大路36公裏，抄近道18公裏。“比起一些富裕的村莊，它相對落後，但比起更偏遠更貧窮的，它還是要好一些。”他説。每年春節，村裏都會舉辦聯歡會，跳太空步的年輕人，唱歌唱戲、拉二胡的中老年，輪番登場。農閒時，村民們還會湊在一起吹拉彈唱。這樣的文藝活動，在焦波出生的村子，他20歲時還有，但現在沒有了。

　　他説自己是個有鄉村情結的人。“直到現在，老婆還説我是個城市農民，保留了很多農民的習慣。”比如，會把褲腿卷起來，馬桶不知道蓋好，東西亂放，不拘小節，有很多不好的小動作。但是農村出身，也使他身上具有中國農民的樸實、熱情、執著和隱忍。他覺得這是正能量。“正能量不是一定要用來蓋高樓大廈，而是讓人有挺著膀子往前走、不斷奮進的動力。”

　　父母在世時，焦波每個月都會至少回去看望他們一次、給他們拍照片，一年下來就會有一二十次，這讓他有機會不斷地接觸農民、了解鄉村。這一次，他也是想趁執導紀錄片的機會，看看在他慣常的視野之外，那些“不為我們所看到的生活”，“他們的情感、追求，他們的艱難甚至無奈。他們究竟是怎麼過來的？”在自己的鏡頭下，他看到了村子裏的這些人，一年都是在磕磕碰碰中度過，沒有一家是完全順心順意的。但到了年底，新年聯歡會上，每個人的笑容都純凈燦爛。

　　駐扎杓峪村一年後，焦波的感受是：“原來我對農村並不是真正的了解，原來他們是這樣生活的。很多事情我之前沒有這麼清楚地知道，老百姓辦一件事會這麼難，像杜深忠這樣的人的精神境界讓我刮目相看。中國農民太了不起了，太偉大了。”影片結束時，銀幕上輪流出現每個片中人物的照片、名字和年齡，焦波已看了無數遍影片，但一到這裏還是會流淚。“想到了他們的生活，他們怎麼支持我們這部片子，我就忍不住。”影片最後打出了一行字：謹以此片向中國農民致敬。“這是我從心底涌出來的一句話。”他對記者説。

　　“平均4天拍一分鐘，不信我們不行”

　　今年1月，《鄉村裏的中國》參加了由海航集團策劃的2014海南紀錄片電影展映周。海航新華文化集團有限公司總裁楊浪看了4遍這部影片，每次都被感動得流淚。他決定在海航自己投資的影院，拿出影廳來支持和推廣紀錄片。于是《鄉村裏的中國》在正式登陸全國院線之前，進入北京海航天寶影城試映。起初放映的幾場是免費的，時間設在工作日。後來改為每周六下午，並開始售票。焦波團隊的幾個年輕人，在檢票口擺了張桌子親自賣票，40元一張。只擺了幾個易拉寶，上面是焦波的個人簡介和報紙對影片的報道，算是對片子的簡單宣傳。

　　這樣的售票方式，觀眾只能是臨時發現、臨時買票，但效果好到出乎意料。從下午3點到7點，連續三場放映，100多個座位的影廳經常都是滿座，有一次還不得不另外開了一個廳，並再次滿座。焦波説，繼拍攝階段後，在這次的放映階段，他再次收獲了新的體驗。“有人説這個片子比較沉重，需要觀眾思考，適合中年以上的人看，但實際上買票來看的還是年輕人居多，佔到了90%以上。有個女士自己看了以後，又帶著小孩來看了一次。”一邊倒都説這片子好的評論，沒有把他淹沒，“其實我們特別想聽聽批評意見”。

　　“畢竟是一個星期才有這麼多人來看，如果像其他片子那樣上映，未必會是這樣的觀影狀況。”對于每周六的滿座，焦波感到意外的同時，心情是淡定的。“我們也絕不期望它像一些影片那樣，能幾天拿一個億票房。”但他還是希望能有更多的人看到這部影片，記者問他一年的拍攝素材為什麼不剪成兩個小時的片子時，他回答：“90分鐘的時長上院線更合適。”

　　能進院線上映，也是開拍之初整個團隊的創作動力。和焦波在村子裏駐扎一年的，是5個年輕的“80後”、“90後”，平均年齡20歲出頭，之前沒有拍紀錄片的經驗。“大導演和大攝影師我請不起，也指揮不了。”焦波説，“我本來就不是專業的，這些孩子也不是專業的，我們湊起來，慢慢磨。一年拍一部90分鐘的電影，平均4天拍一分鐘，就不信我們不行。”

　　執行導演劇璽博是團隊的主力，一個人負責跟拍兩個家庭和後期剪輯。找劇璽博加入團隊，是因為在之前的合作中焦波發現他特別踏實。“他掃地時會拿著一個小噴壺，仔細地噴水，一點點地掃，鋪床時會鋪得整整齊齊。”在杓峪村拍片時，他的這一風格依然延續。“拍完回來先導出來復制一份，然後給機器充上電，第二天起來拿著機器就走。”焦波對記者説，“有他在那裏，我很放心”。

　　去年《鄉村裏的中國》在中國（廣州）國際紀錄片節上獲得“最佳紀錄長片獎”，焦波想帶5個小年輕一起上臺領獎，但頒獎活動的導演不同意，説只能讓他一個人上。焦波就跟她磨，“我説我們這是特殊情況，他們跟我一起在村子裏待了370多天……”在上臺前的最後兩分鐘，導演終于被他説服了。他告訴記者，影片獲得的所有獎杯和證書，都會給團隊裏的5個人一人復制一份。他用這種方式來表達對這幾個年輕人的肯定和鼓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