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歸來》不會成為“老謀子”張藝謀最賺錢的電影，卻對這位“第五代”導演翹楚具有十分重要的轉折意義。大多數人都認為，與《紅高粱》《秋菊打官司》《一個都不能少》時代的電影大師張藝謀相比，《英雄》之後的張藝謀是被商業“綁架”的電影匠人，他賺到越來越多的鈔票，卻漸漸喪失了藝術水準。 

　　于是，《歸來》正逢其時地出現了。張藝謀心裏很清楚，隨著電影市場的逐漸成熟，如今的觀眾已經不再將體驗視覺奇觀作為看電影的唯一目的，拍攝一部返璞歸真的現實題材電影，不僅能贏得票房，更會重樹自己的品牌。 

　　回歸為藝謀，評價兩極化 

　　饒曙光、聶偉、李清等電影學者看電影《歸來》 

　　《歸來》公映後，取得了首周末8200萬元的票房成績，張藝謀的願望至少實現了一半。然而與理想票房相對應的是，影片的口碑呈現兩極分化的趨勢。一部分觀眾認為《歸來》質樸走心，是如今難得一見的現實題材佳作；一部分觀眾卻認為影片單薄淺白、余韻不足。針對觀眾主要的幾種討論的聲音，本報記者採訪了三位電影學者，試圖從更加專業的視角，來分析《歸來》的得與失。

　　【討論一】 

　　歷史敘事的克制與社會反思的力度 

　　對于《歸來》最大的質疑，莫過于批評影片缺乏直面“文革”的勇氣。而在中國電影家協會秘書長饒曙光眼中，《歸來》並非不敢直面“文革”，而是以一種更加理性和節制的方式去反思那場浩劫。饒曙光認為“文革”過後的“傷痕電影”的演變史，很能説明問題。

　　“在最初幾年，剛剛從‘文革’中走出的電影創作者傾訴甚至控訴的欲望十分強烈，他們在《淚痕》等影片中，沒有節制地宣泄著自己的情緒。而隨著時間的推移，創作者們的情緒逐漸平復下來，開始更加理性地反思‘文革’，‘傷痕電影’也發展到了《天雲山傳奇》《芙蓉鎮》這樣的高度。”饒曙光表示，“相較而言，後期的‘傷痕電影’質量要明顯高過前期。”

　　“文革”結束30多年後拍攝的《歸來》，不應該也不可能再像早期“傷痕電影”那樣充滿單純的控訴情緒。“《歸來》在很多方面都淡化了‘文革’元素，集中于講述家庭感情裂痕産生和修復的過程，聚焦于人性層面，這無疑是經過積淀之後對特殊年代的理性表達。”饒曙光繼續分析道，“與同樣是張藝謀導演的《我的父親母親》這樣情緒化強烈的影片相比，《歸來》十分克制，導演有意避免了過度的情緒表達，從故事設定到導演技法再到演員表演都十分質樸，具有化繁為簡的美學風格。”

　　《歸來》公映後，上海大學教授聶偉前後看了兩次。第一次，他覺得與謝晉的“傷痕電影”相比，《歸來》中只有傷痕，沒有反思。“如果是從小被好萊塢喂養的年輕人包括我，第一遍看完覺得是高開低走，後80分鐘沒有劇情爆點。”第二次再看，他已從劇情中擺脫出來，反倒發現了影片的精彩。“謝晉執導的《天雲山傳奇》《牧馬人》等‘傷痕電影’，習慣于給出一個道德優勝的大團圓結局，這是上世紀80年代初公眾的倫理選擇，或者説這種公眾的倫理選擇決定了謝晉的敘事倫理——是家庭溫情拯救了靈魂，並成為人們最後的避難所。《歸來》顯然沒有走這條路線。”聶偉指出。

　　在《天雲山傳奇》《牧馬人》中，通過羅群與許靈均的撥亂平反，人們實現了肉身的歸來。“而張藝謀的《歸來》，卻擁有一個更為深沉的主題：肉身歸來之後，靈魂如何安放？靈魂安放之後，如何面對更加復雜的現實？關于肉身的放逐與回歸，《歸來》僅花費20分鐘就講清楚了。在前20分鐘的打倒一切、毀滅一切之後，《歸來》中剩余的90分鐘一直在表現靈魂重建的過程。”聶偉分析道，“在社會公共空間巨大的戕害之後，歷史的車輪碾碎了歷史，留下破碎的現實，只能讓一家三口獨自蜷縮在陋室中相互舔舐傷口。事實上，《歸來》是一部足夠克制的電影，以至于最後都沒有為觀眾提供一個封閉的結局，這本身就是一種極有智慧的選擇。”

　　【討論二】 

　　電影敘事美學與文學原著的從與變 

　　嚴歌苓的小説《陸犯焉識》超過400頁，如此厚重的內容被改編為111分鐘的電影《歸來》，其中自然少不了刪繁就簡的取舍。針對一些觀眾認為影片內容過于單薄的批評，饒曙光表達了自己的觀點：“電影擁有自己的美學特性，改編應該經歷一個從文學立場向電影立場轉變的過程，不應以文學的標準來要求和評價電影。”

　　饒曙光認為《歸來》是一部言有盡而意無窮的影片，很多段落都是“不著一字，盡得風流”，深得中國古典美學的韻味，意蘊往往隱藏于鏡頭之外。“説張藝謀‘歸來’，就是指他從過去張揚奔放的藝術風格，回歸到了中國傳統的美學風格之中。”饒曙光表示，“真正的好電影往往都是緊緊抓住某個直逼觀眾內心的元素，以看似簡約實則極具力量的藝術手法呈現出來。《歸來》採取的這種含蓄內斂的敘述策略，其實比直接控訴的方式更能喚起‘文革’親歷者的沉痛感和反思意識。”

　　對于習慣于好萊塢敘事的觀眾來説，《歸來》似乎過于平淡。“影片後半部分的90分鐘沒有任何爆點，這看似不可思議。然而在平淡的背後，卻隱藏著巨大的張力。藏的目的是為了不藏，大量平淡的細節和情節，留下了許多貌似空蕩蕩的空間，這些空間需要具有特殊年代經歷的觀眾去自動彌補它。”聶偉表示，“通過解讀隱藏的意蘊你會發現，陸焉識才是真正決心失憶的人，他希望忘卻歷史而向前看，反倒是失憶的馮婉瑜成為他無法忘記過去的那道‘坎’。”

　　與饒曙光和聶偉觀點不同的是，中國藝術研究院影視所副研究員李清認為，過度簡單的敘事，使《歸來》成為一部余韻不足的影片。“張藝謀放棄了制造視覺奇觀的所長，為觀眾奉獻了一部有誠意的現實題材電影，但誠意無法掩蓋影片在敘事上的某種不足。”在李清眼中，陸焉識平反歸來，是《歸來》的戲劇轉折點，將影片分成前後兩部分。前半部分的敘事節奏極具大導演風范，但後半部分卻陷入了單純表現情感關係的“迷途”。

　　“《歸來》刻意割裂了主人公與復雜社會政治環境的關係，這在一定程度上損害了影片的質感。將人物關係簡單化處理、單純地講述喚醒記憶的愛情故事也未嘗不可，但由于陸焉識的被捕和馮婉瑜的失憶是‘文革’造成的，如此簡單化地處理人物關係，就白白損失了本可以創造出的更加豐富的養分。”李清表示。

　　荒誕的年代導致了《歸來》中父女、母女關係的破裂，這本是影片最具批判力度的設定。陸焉識平反歸來，他的任務是重建家庭，這個過程是影片的戲核，但在影片後半段中，兩對扭曲的親情關係卻被輕描淡寫地“扳”回來了。“我無法看出三個主人公在重建家庭的過程中獲得了哪些成長。馮婉瑜是一個賢良的母親，她趕走女兒丹丹是非常痛苦並且決絕的決定。她與女兒決裂，是因為女兒出賣了丈夫，如果僅僅因為丈夫在信中的一句話就原諒女兒，無疑會大大損害這個人物的豐滿度。”李清分析道，“此外，丹丹在小屋中承認是自己出賣了父親，陸焉識平淡地回答了一句‘我知道。不怪你，是爸爸的錯’，這樣的處理方式也欠妥。犯錯的顯然不是陸焉識，而是那個荒誕的時代，如此輕而易舉地化解父女之間的矛盾，不僅會讓人物形象變得單薄，更會使影片的力量感大打折扣。”

　　在李清看來，影片中丹丹為母親跳芭蕾舞的段落也值得商榷。“丹丹的本意是通過跳舞來喚醒馮婉瑜失去的記憶，讓家庭回歸溫馨。然而，影片表現的是‘文革’對人的傷害，但丹丹卻選擇了作為‘文革’符號化象徵的《紅色娘子軍》來修補家庭關係，這本身就是一種悖論。”李清指出，“即便在影片發生的時期，思想解放運動尚未真正開始，這樣的事情的確會在現實中發生，但我認為影片的創作者應當具有一種當代意識，有責任站在當代的立場去講述和反思‘文革’，而不應讓觀眾在觀影時産生價值觀上的混亂。”

　　【討論三】 

　　由于敘事過于簡化，沒有經歷過“文革”的年輕觀眾如何理解並認同影片中的人與事 

　　鑒于題材的特殊性，《歸來》的目標受眾顯然不是作為市場主力的“80後”和“90後”。事實上，也的確有一些年輕觀眾在觀影過後，表達了難以理解和認同片中故事的態度。李清認為，如果《歸來》能夠在表現人物前史方面加重筆墨，無疑會在一定程度上幫助觀眾理解影片。

　　“人類的情感是共通的，並不會因時間、空間的變化而變得無法理解。問題是《歸來》不但抽離了時代的背景，也抽去了人物的背景。”李清表示，“在劇作角度，影片預設了觀眾十分了解‘文革’時代的社會風貌，所以省略了很多有關陸焉識和馮婉瑜前史的交代。出生于上世紀60年代之前的觀眾因為親身經歷過‘文革’，所以對人物的情感還是比較有共鳴的；但上世紀70年代之後出生的觀眾卻沒有直觀感受過那個荒誕的年代。《歸來》在表現人物前史方面的留白，是造成部分年輕觀眾認同和理解影片困難的主要原因。”

　　盡管被一些“90後”觀眾批評為“催眠電影”，但《歸來》還是在首周末取得了8200萬元的票房成績，聶偉認為這部電影成為了檢驗中國電影市場成熟度的一把標尺。“電影歸根結底要面向分眾市場，如今很少有電影是走全市場路線的。”對于沒有“文革”經歷的觀眾接受起來是有一定難度的，“所以，陸焉識開始讀信了，‘一個陌生男人的來信’。圍爐讀信的溫馨場景，是他們共同分享的此時此地。”事實上，《歸來》就是一部走中老年觀眾市場的電影，這個市場的份額雖然不大，卻有很強的潛力。影片理想的票房成績也證明了，中老年觀眾的消費能力值得期待。

　　而在饒曙光看來，《歸來》這樣一部商業性不強、投資不大的現實題材影片，能夠取得相對理想的票房成績，意味著中國電影正在走向更加優化多元的發展格局。“觀眾的不斷成熟，必將成為推動中國電影産業健康前行的重要動力。”饒曙光表示。（李 博 吳月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