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政府“電影發展基金電影制作融資計劃”的支持下，《歲月神偷》《麥兜響當當》《過界》《末日派對》等不同類型的電影獲得了融資，這些影片的共同特點是投資不大，“港味兒”十足。

　　今天，中國電影已被賦予了更多的意義。例如：中國電影票房與好萊塢相提並論，是中國經濟地位和文化影響力提高的一個重要標志。然而另一賓廂，曾是僅次于美國好萊塢、印度寶萊塢電影發行量，排行世界第三的香港電影卻一蹶不振，相較于亞洲其他國家和地區的電影發展，香港電影盡管背靠著中國內地龐大的電影市場，卻依然無法走出低谷。雖然香港政府花費了上億港幣的資金為電影業提供支持，但效果卻始終不盡如人意，問題出在哪兒呢？

　　香港電影的發展模式

　　香港電影從第一天開始，就一直忠實地保持在制作商業電影的模式之中。早期香港電影其實並非以粵語為主，國語片的份額甚至高于粵語片，內容反映香港本地文化(有別于廣東地區文化)的更是稀少。很多香港電影制作班底其實亦並非本地，而來自于中國內地、臺灣地區及東南亞，故此當時的香港電影題材廣泛、語言多樣。

　　香港電影發展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早期香港影片的市場以馬來西亞和新加坡的海外華人市場為主，與英美電影的市場並不完全重疊。上世紀60至70年代的邵氏和國泰旗下的電懋幾乎就是香港的好萊塢。上世紀70年代香港經濟急劇發展，新貴也涉足電影圈，投資電影的大財團數量激增，邵氏因而失去壟斷地位，轉向電視廣播業發展。以嘉禾為代表的衛星公司包拍的“外判制”，漸漸代替具壟斷性質的“大片場制”。

　　到上世紀80年代，香港的電視業帶動香港本地電影市場蓬勃發展，但香港電影在臺灣地區、新馬的海外華人市場的主導地位漸漸被香港本地市場所取代，粵語片成為電影的主流，“港産片”之名也從此誕生。然而嘉禾代表的“外判制-獨立制片”很快又被真正決定影片成功與否的發行和放映這兩個環節上的財團收購，因此上世紀80年代後期香港的院線制大行其道。到了上世紀90年代後期，香港電影進入低谷，雖緣于東南亞市場的丟失，但也因為新媒體的衝擊及盜版的問題，以及金融風暴和“沙士”的影響。同時，香港電影的本地市場也已不足以再支撐港産電影制作日益增加的巨大成本。

　　當年的港英政府將香港電影定位于娛樂行業，因此並沒有什麼電影政策，奉行完全不幹預的態度，既沒有直接向電影業界提供任何支持，亦沒有像歐洲國家般採取保護主義，限制外國電影入口競爭。港英政府1995年成立了藝術發展局的撥款資助，支持各項藝術活動包括電影及視覺藝術等，但資助范圍僅限于非牟利性質的獨立電影制作，而最高資助金額亦只有50萬元港幣。政府與電影業相關的行政機構僅僅為影視及娛樂事務管理處，執行電影檢查及監察制度。

　　合拍片：內地電影市場的誘惑

　　內地電影市場在短短的30年間，從開始的十億元票房飆升至現在的超過兩百億元票房，增長速度之快遠超想象，而這還只不過僅僅是一線城市的電影市場。背靠著這麼大的一個電影市場，香港電影似乎沒有衰落的理由。與內地電影業合作或是進入內地電影市場，無疑是香港電影發展的新契機。

　　其實香港電影海外市場的變動在上世紀80年代初已開始，但當時的香港本地市場正在強勁擴展，而當時的內地電影市場也還沒有改變體制，雙方對合拍片的認識遠不是在經濟層面上。對港方而言，內地提供的是新鮮實感的電影場景和特殊才能的演員（例如武術演員）；而內地提供的協助則是其對港澳開放政策的一部分，所以合拍片在開始時並沒有如今日般被重視。

　　隨著內地電影市場的開放和世貿協議WTO的簽署，內地電影市場瞬間成為全世界的爭奪目標，內地電影業也逐漸開始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激烈競爭。因此，合拍片的考慮有了改變。對港方而言，內地電影市場是挽救香港電影業最重要的一環；而對內地而言，合拍片不僅僅是爭取更多票房的問題，而是借鑒修正內地電影體制改革的參考，以及最大程度地融合香港電影的優勢來應對未來抗衡好萊塢電影衝擊。換句話説，以合拍片為主的形式已對內地電影工業改組及提升內地電影起到了應有的作用；而拓展市場作用也讓香港電影從低潮重現生機。香港與內地的CEPA協議，正是雙方合作發展電影産業的一個裏程碑。

　　若是循這個思路發展，兩地電影的合作以及香港電影下一步的發展方向應該在兩個層面進行：共同開拓市場、共同提升兩地電影工業的競爭力。在共同開拓市場的層面，合拍片類型已是一馬當先，在內地、香港及臺灣地區，乃至亞洲甚至歐美開拓了一定的市場。目前的問題是，合拍片的類型范疇仍然過于狹窄。是市場對華語電影的視角太過偏頗？或是合拍片的門檻過高？還是審批過于嚴苛？抑或發行、放映市場的壟斷？

　　在共同提升兩地電影工業的競爭力層面，拍攝技術是一方面，最重要的是提升電影在內容和創意方面的競爭力，在這方面，兩地電影的互動交流未起到應有的作用，擴展電影的多元化類型和培養更多新導演在兩地都做得不夠。未來電影市場開放後的多元性競爭，是兩地都不得不面對的挑戰，兩地需要培養更多新導演，為多元、高強度競爭環境儲備後備力量，而培養多元電影人才正是香港的軟肋。因此，香港政府應該與內地的電影教育機構多合作與互動，尤其在提升電影內容和創意方面更需加強，而非僅僅限于電影商業合作層面。

　　香港電影為何走入低潮

　　對于港産片低潮的到來，其實也沒有什麼太大的懸念。有高潮便有低谷，沒有哪個地區的電影發展能永遠處在巔峰狀況，低潮遲早會來。港産片緣何失去東南亞市場？外在原因很多，但最重要的是內在原因，最明顯的內在原因是影片內容形式單一，缺乏新意。新一代年輕人選擇另一類的觀影方式，則是新媒體帶來的市場衝擊，它的多元性、多樣性及觀看時間的可選擇性為觀眾提供了更多的自由選擇。盜版的猖狂對東南亞電影市場的衝擊更是嚴重，這讓以東南亞及內地電影市場為主的港産片更加雪上加霜。

　　問題是如何從低谷走出，重新攀登新的高潮？香港影協（MPIA）的一位前執行理事認為：“香港電影應該堅持走商業電影的路，尋找新的市場，培養有新口味的電影人。”這在香港電影界是很有代表性的見解，但這個看法有偏頗。以電影的三個重要環節：制作、發行和放映來看，雖然在運作模式上與好萊塢相近，但香港電影的情況始終與好萊塢不同——好萊塢有能力收羅世界各地電影人才為其拍片；好萊塢的電影市場也足夠大，能容下不同類型的影片和導演；其全球發行能力和在世界各地放映的壟斷性足已抵消絕大多數競爭對手單一的創作力。

　　香港電影唯一擁有的較強能力僅在商業制作這一點上，筆者曾經用時裝産業比喻香港的電影工業：香港時裝産業創意不是沒有，但沒有係統，只是零碎的拼湊，其結果只是個“樣板店”，而永遠無法成就一個好的品牌。沒有好的品牌，就沒有強的競爭力。而這個品牌的建立，是基于一個完整的體係（包含創意/文化）。若以單個産品去和有制作能力同時又有發行能力和放映控制權的地區去競爭，幾乎毫無成功的希望。

　　此外，電影人才的培養並不來自于商業電影制作，雖然很多香港電影人都對此不以為然。筆者認為，當年香港電影“新浪潮”的到來得力于香港電影壟斷的瓦解和電視臺的“火並”的一次巧合，從而使得一批年輕學院派導演紛紛從電視制作跳入電影圈。盡管有不少獨立制片公司冒起，但香港畢竟是以商業電影為主，這些新導演制作的新風格影片也僅僅是短暫的星光一閃，整個香港電影“新浪潮”也只是曇花一現。盡管時間短暫，它還是給香港電影帶來了近20年的長足發展。

　　因此，香港有必要換個思考模式。電影在香港政府的眼內向來是娛樂業，與文化不沾邊。2006年香港政府開始拯救香港電影行動，但並沒有真正轉變電影是文化創意産業而非純粹娛樂這個觀念，也沒有細致長遠的計劃。直至今天，香港電影發展局仍是劃在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屬下。

　　如何為香港電影注入新鮮血液

　　香港政府設計了兩種電影扶植方式：投資以增加産量，間接減少産業人員編制方面的萎縮；選拔培養新的電影人才。2007年4月15日成立的香港電影發展局，將3億元港幣注入香港電影發展基金，為中低成本的電影制作提供部分融資。但是，電影投資是風險投資，將納稅人的錢用于風險投資其實並不明智。據香港審計署2012年報告，絕大多數獲香港電影基金融資的電影，其整體回收率僅四成。香港現時每年制作的電影只在50部左右（包括合拍片），2012年香港本地市場的數據為：52部香港電影之中，港産片17部，35部是香港與內地合拍片。港産片票房為9800萬元港幣（佔全年票房的6.3%），香港與內地合拍片票房為2億4800萬元港幣（佔全年票房的15.9%），兩者合佔全年票房的22.2%。香港電影業的蕭條也呈現出一種結構性的萎縮，即在各個方面都出現不同程度的斷裂。

　　既然政府以投資的方式支持電影業效果並不理想，那麼在培養和挖掘新血方面，支持效果又如何？政府曾于2009年投資2000萬元港幣給香港浸會大學，將電影電視係升格至電影學院；另外，還有多間大學設立電影電視係。但在近年出現的電影新人，也僅是寥寥可數，香港電影業的就業率並不理想。

　　眼見香港電影業目前人才凋零，學院的新鮮血液也是遠水難救近火，因此政府出爐了一個新計劃，目標是于兩年內資助三名新導演及其電影制作團隊，以商業模式拍攝其首部劇情電影，從而為本地電影業培育急需人才。計劃由電影發展基金撥款予電影服務統籌科，透過電影創作及制作計劃比賽選拔新秀，全資資助新導演及團隊落實其勝出的電影計劃，這個計劃稱之為“首部劇情電影計劃”。

　　“首部劇情電影計劃”和政府之前的支持項目最大的分別在于具有整體性思考。不只注重影片的商業性（票房），也開始在意港産片的創意性，這是一大進步。同時，關注劇本創作、合理規劃預算及資源分配，對規范影片制作形式是很好的一個示范。只有先合理化香港電影制作體係，香港電影業才能繼續穩定地向前發展、才好談後繼人才的培養、香港電影才能有希望。

　　香港電影發展局秘書長馮永就筆者詢問什麼是政府支持電影的理念時説：“在市場客觀條件不成熟的環節，政府可給予支持。但政府不會過分幹預，以免造成依賴。”政府有意對本地電影施援，該在那個位置施以援手才較合理呢？筆者認為首先要看目前香港電影工業的發展，究竟是以發行為主導還是以制作為主導。香港電影在上世紀90年代前市場的需求量大，制作隨市場的需求而增加，因此香港電影當時可以説是以發行為主導。但目前的情況是市場萎縮，而作為香港電影主要市場的內地市場這一情況更為明顯。因此，香港電影目前只能是以制作為主導，即面臨強競爭狀態。目前只有兩條可行之路，即“超級制作-大規模巨資”拍攝和宣傳形成市場轟動效應拉高票房收入；小規模成本但突出創意性的精品吸引觀眾觀看。

　　香港電影最大的“軟肋”在哪兒？筆者個人覺得是缺少真正的制片人。香港的制片人直至上世紀80年代香港電影發展最興旺時才出現，但不幸的是這個制度並未真正建立，因為大多數電影公司多是家庭式或小企業式的經營方式。往往出資人自己做制片，老板娘任會計。制片的真正工作其實關乎電影成敗，他必須掌握電影市場，決定制作路線；與編劇、導演決定劇本；選定演員；考慮票房收益；控制制作成本。但香港則由早期的“星媽”、“師傅”、“契爺”等方式以及上世紀80年代的經理人公司做演員的代言人，包辦戲路、形象和前途，間接使得制片人的角色被削弱。這一結果也使得香港電影工業缺乏具有整體規劃、長遠眼光的電影制作統籌人才。香港電影“新浪潮”迅速消亡的原因是，那些獨立公司只集中在制作領域，而無法兼顧影片的發行和放映，一旦發行和放映做得不足，無論影片的藝術成就如何突出，電影公司的資金循環也會陷入危機。因此，政府在發行和放映方面是否能多做些扶持呢？

　　我們到底還需不需要港産片？它是否已作為中國電影的一部分，沒有必要再標榜“港産”或用“合拍片”取而代之？從長遠眼光來看，港産片對整個華語電影的多元化組成是十分有意義的。雖然目前港産片的市場基本依賴內地市場，港産片的任何所謂“回歸本港”也都不切合實際，但它畢竟是個極為重要的“水密艙”，更不説它所代表的歷史、文化及各種發展經驗。從這個角度而言，政府支持香港電影的獨創性，就顯得更加重要了。香港電影若要在大量的華語電影中不被淹沒，保有其固有特色非常重要，但首要的是，政府自身要扭轉電影只是娛樂而非藝術的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