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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竊聽風雲3》:提出反思,卻失于簡化

時間:2014年06月06日來源:《中國藝術報》作者:趙立諾

電影《竊聽風雲3》海報

  從2003年的《無間道》一路走來,香港導演麥兆輝和莊文強經歷了《關雲長》的失利和《竊聽風雲》係列的崛起,又在2014年5月底推出了新片《竊聽風雲3》,作為該係列的最後一部作品。與《無間道》係列故事和人物一脈相承有所不同,盡管《竊聽風雲》係列始終堅持了劉青雲、古天樂、吳彥祖的陣容搭配,但每一集都是一個獨立的故事。在第三部中,麥兆輝和莊文強充分秉承了《無間道》以來所追尋的目標——讓“香港制造”成為自己的標簽,從而將對香港歷史和港地文化的反思以及對現代媒介的反思結合起來,力圖在一個人物眾多、情感充沛、關係復雜的故事中建構一個具有多種面向的文化反思的香港電影。

  《竊聽風雲3》以香港為例,首先提出的是一個人類文明發展與人類自我救贖之間關係的問題。電影的開篇為我們介紹了故事的大背景——香港殖民時期的“丁權”政策。從序幕時的灰黃色調與正式開始後以金黃為主的明亮色調中可以看出,這部作品將“丁權”這一核心矛盾點刻畫為一個農耕文明歷史的代表元素,而將“陸國集團”放置在一個資本推動的現代文明的角色之中,從而建構了一種來自于農耕文明和現代文明的二元對立:若要按照資本主義邏輯,必須摒棄農耕文明的一切。這不僅僅是“地”的問題,更是一個文明形式的問題。

  在電影中,導演為我們揭示了血淋淋的現實——金錢無法挽救人類逐漸沉淪的精神和道德,反而逐漸成為封鎖兄弟情、愛情、父女情的桎梏。從農業社會一路走來的人們已經在資本大廈所浮現出的光怪陸離的表象中失去自我,所有的人情、人性都似乎成了資本的對立面。為了在這金錢的世界中擁有一片天地的新界陸家兄弟,不僅拋棄了最基本的情、義、理,並且讓自我成為資本利刃下的脆弱個體。最終當“竊聽”、“偷拍”進入到主人公們糜爛的個人生活時,所有以為站在資本頂峰的人們卻在瞬間被資本一直以來所遮蔽起來的刀鋒毀于一旦。

  在這個層面上,《竊聽風雲3》為我們提出一個重要的命題:如何達到人類真正意義上的精神層面的救贖?“新自由主義”理論家列奧·斯特勞斯認為,人類企圖通過理性主義和資本主義從柏拉圖筆下的“洞穴”中拯救出來的理想,已經宣告失敗,因為資本只能將人類引向“洞穴”的更深處,而不是光明的未來。他的思想與影片可謂不謀而合——我們可以看到的是,從傳統農業文明以來所建立的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人與環境、人與自然的關係在資本時代的隕落,以及對那些不再適應經濟發展的農耕文明的求助,與重新建立和諧關係與真正自由的渴望。

  除此之外,這部電影並沒有止步于這一問題的提出,而是進一步接入了對“媒介文化”的反思,將其楔入了在搖搖欲墜的資本主義生産關係裏早已脆弱不堪的人性裏。在當代,智能移動媒介的普及、視頻監控的無處不在曾經讓人們對文明發展、情感交流和人身安全懷抱了新的希望,但是現實卻並非如此。所有的監控設備、所有的通訊設備和無所不在的高速通訊網絡,已經將這個世界編織成為一道密不透風的網絡,而我們卻渾然不覺。作為身在媒介群體中的電影藝術,也已經一再提出問題,無論是科波拉的《對話》、索德博格的《十一羅漢》還是沃卓斯基兄弟的《黑客帝國》,這些電影都不斷在向人們宣告著媒介在安全問題上的背反,以及為人類自身所帶來的精神枷鎖。

  遺憾的是,《竊聽風雲3》未能將提出問題的敏銳度在反思中堅持下去。電影將農耕文明和資本文明的關係簡化為一種二元對立,這本身就有回避深入問題的嫌疑,更不用説採用了讓所有為了資本而喪心病狂的人物都死亡作為結果,卻留下了最為陰險、最能代表大資本的陸金強的敘事方式;同時在影片的結尾處,一個阿祖種地和“丁屋大廈”在幻想中倒塌、恢復到若幹年前農地的畫面也顯得過分刻意,使得觀者不得不對這種對資本主義批判的解決方式提出進一步的質疑:農耕文明是否代表了人與自然之間的和諧狀態?回到農耕時代就能夠拯救人們沉淪的內心嗎?難道回到農耕時代,人與人的關係危機、女性地位低下等問題就可以輕易解決?這些問題是電影所拋給我們的,卻也是導演最終未能解答的。

  在媒介文化的反思方面,作為點題之筆的監控和竊聽也未能進行深入的探討。與《對話》最終帶給人們無處不在的媒介恐懼相比,《竊聽風雲3》僅僅做到了讓媒介所建構的網絡形成一種技術奇觀和一種必要的劇情推動元素,而未能觸及智能移動媒介的本質問題——監控本身的意義在于一個“觀看與被觀看”的關係、人類自我與他者的關係以及人類如何處理自我身體的問題上,正如《楚門的世界》《放大》《後窗》等電影所思考的那樣。在這種人與媒介的關係問題的建構上,《竊聽風雲3》突然之間失去了力度——它僅僅是懲罰了觀看者,讓羅永就與陸永瑜雙雙喪生于他們的偷窺場所,但這不僅沒有加重人的自由與媒介之間的矛盾,反而將媒介的地位降低至一種鬥爭武器,正如最後一場植入廣告明顯的撞車橋段一樣不盡如人意,因為在這樣的展示中,媒介和汽車的文化意義都被創作者過分簡化了。

  無論如何,這部電影依舊給人以希望,因為它讓我們看到了香港導演北上這11年以來找回“香港電影”的新可能——這不僅僅源自于這部電影中演技精湛的香港演員們所帶來的濃濃“港味”,同時更為重要的是它根植于香港所獨有的歷史,建構出一種來自香港本土現時的文化與精神。


(編輯:竹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