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北京胡同裏，多了一群拿相機的人

——胡同守望者“老北京拍記隊”隊員的文保故事

　　張巍：

　　◎ “對于北京，我沒能做得更好。我們這一代基本沒有看到城墻，如果下一代看不到胡同，文化該怎麼往下傳？我多希望更多人能意識到‘歷史’其實就在我們身邊。”

　　◎ “愛護胡同，我想我會做一輩子，這是我最割舍不了的事情。”

　　張金起：

　　◎ “之所以叫‘拍記隊’，因為不僅僅是拍照片，同時要考察胡同建築、歷史變遷、風土人情、陳年舊事等，要為這些老胡同留下盡量完整的視聽資料。”

　　◎ “我和攝影師不同，他們是哪裏美拍哪裏，而我不論美醜，更多的是全程記錄。哪怕門前挂著臭襪子、破短褲，我的鏡頭也不會避開，這種原生態的東西才是最真實的。”

　　劉洋飛：

　　◎ “上周剛拍了一半的胡同，懶了一下，想再去，結果第二次就只能拍廢墟。”

　　◎ “這些‘老北京’是不可逆的，每個門臉兒都不一樣，千變萬化中又有規律。”

　　朱天純：

　　◎ “不管別人説你什麼罵你什麼怎麼誤解你，你片子到底拍著了沒有，這才是最關鍵的。”

　　◎ “下雨下雪天你沒去拍你別跟我説你是拍記隊的。”

　　◎ “拍記隊除了拍攝記錄老北京的胡同文化之外，也是一個人才培養的搖籃。”

　　遛鳥的、叫賣的、稀稀兩兩的人流，慢悠悠的生活，這是老北京的胡同裏特有的風土人情。如今，伴隨著城市化的高速發展，鋼鐵叢林的北京城裏，這種屬于北京獨特印記的、承載著一代代北京人無數文化記憶的一條條胡同正在逐年消失，而且消失的速度也在逐年加快。

　　十幾年前，正在逐漸消失的北京胡同中間，出現了一支帶著相機的隊伍。

　　這一群人，是自發地走在一起，他們中有專業的攝影工作者，有在校大學生，也有退休後閒不住的花甲老人，每周他們都會在網上發帖相約，走街串巷一起拍攝記錄日漸消失的北京胡同。他們自稱“老北京拍記隊”，一支由各行各業的胡同愛好者自發組成的京城胡同“護衛隊”。為了不讓北京的胡同歷史出現斷檔記載，他們用鏡頭喚起人們對老北京文化的保護。

　　跟隨著拆遷的腳步，如今他們的鏡頭已經覆蓋了上千條胡同，留下了70余萬幅照片。他們想通過圖像在網上建立一個胡同的完整世界。在他們看來，在城市的快速變遷面前，這是無奈而唯一的選擇。而就在他們拍攝胡同的十幾年間，大量的胡同消失了，成為定格在他們鏡頭裏不滅的記憶。

　　曾經一個個扎眼的“拆”字寫滿了老北京的大小胡同裏。宣南文化是北京文化的精髓之所在，這是宣武區的某個胡同被拆遷前的景象。 朱天純 攝

　　“掌櫃的”：“愛上胡同，你就離傾家蕩産不遠了”

　　老北京拍記隊是一個非常松散的組織，以老北京網站為活動平臺，相約每個周末去拍攝老北京城裏大大小小的胡同，成員平均年齡不超過30歲。大家的共同特徵就是對胡同有著特別的感情。

　　張巍，人稱“掌櫃的”，70後，老北京拍記隊的元老同時也是老北京網站的創始人，已經為老北京網奉獻了14年的青春歲月。2000年11月1日正式上線的老北京網從某種程度上成了張巍的“情人”，他將自己的時間、精力和熱情全部給了它。

　　張巍常用來自嘲的一句話是，愛上胡同，你就離傾家蕩産不遠了。

　　精精瘦瘦的張巍，一件文化衫，一條大短褲，遠遠地走來，就像是胡同裏躥出來的鄰家男孩兒。及至談起北京的胡同現狀和老北京文化，略微有些口吃的談吐中卻混雜著倔強、憤懣、自豪與那麼一小點自負，這個時候的張巍，更像一個標準的70後憤青。

　　17歲開始在媒體打拼，從最初級的發行員做起，歷經崗位變動，賣報紙的張巍變成了做報紙的張巍。古老的北京熱火朝天、日新月異，一片片倒下的胡同被巨大的樓宇所取代。胡同出身的張巍也從破舊的四合院拆遷到了新建的小區。

　　為了紀念，他將四合院內的窗欞扒了下來，裝飾在新居客廳的墻上。看著看著，他開始覺得不夠。“隨著城市改造運動，胡同越來越少了，可以肯定地説，我們的子孫後代將看不到我們祖先流傳下來的建築精品了，該為此做點什麼，哪怕是留點資料也好呀。”

　　于是，2000年11月張巍創辦了專門介紹老北京傳統文化的公益網站——老北京網，開始講述老北京自己的故事。漸漸地網站內容越來越多，需要處理的事務也越來越多，分身乏術的張巍幹脆辭掉工作，全身心地投入到網站建設上。

　　從2003年開始，他既當編輯，選擇適合刊登在網站上的文章，又當記者，騎著自行車在即將消失的胡同中拍攝記錄，臨了，還要擔當技術總監，自己琢磨網站開發技術。唯有一個職位他沒法擔任——網站運營總監，因為自始至終，老北京網都在做公益事業。

　　張巍的努力也不是全無收獲。世紀互聯為老北京網提供了帶寬支持，每年總有熱心企業為老北京網提供一些讚助，一家公司還把位于安定門內柴棒胡同某個商務樓的一間辦公室送給他們作為辦公基地。一些熱愛老北京的網友自發擔當網站的志願者，網站為此還配備了三四名酷愛老北京傳統文化研究的專職工作人員……幾年下來，網站的欄目、論壇、網友的數量、網站的點擊量、影響力都在持續擴容升溫，一切都在有條不紊地推進著。

　　但今年3月，一個不幸的消息傳來。張巍被查出患有“惡性神經膠質瘤”，需要接受開顱手術。變故來得有些突然，但他最牽挂的還是老北京網的何去何從。“博物館、地方志、檔案館都可以，我打算把網站捐出去。”張巍説，網站絕不能關掉，而這些資料交給研究機構是最好的，至少可以被當作寶貝好好得以留存。

　　當然，這是被張巍寫進遺囑的一部分，如果他不能實現，就會委托圈中好友幫他協調完成。“如果我有幸能下手術臺，我會繼續朝文保基金會努力。”張巍説。

　　如今，張巍闖過了鬼門關。正在接受放療的他身體在慢慢地康復，因為病情的緣故，説話磕磕絆絆的張巍告訴記者：“我很慶幸，我還活著！”，末了又補上一句“對于北京，我沒能做得更好。我們這一代基本沒有看到城墻，如果下一代看不到胡同，文化該怎麼往下傳？我多希望更多人能意識到‘歷史’其實就在我們身邊”。

　　“愛護胡同，我想我會做一輩子，這是我最割舍不了的事情。”張巍擲地有聲地説。

　　南鑼鼓巷53號，也就是巷口的拐角處，之前的簡易民居如今已被時尚前衛的“肚臍眼”T恤店所取代。 朱天純 攝

　　老張：“拍記隊是在與時間賽跑。”

　　在老北京拍記隊，老張被公認為是“學問最大”的一個，他也是這支特殊隊伍的發起人。

　　現年55歲的老張全名張金起，曾當過編輯、開過公司，如今的全職工作就是逛胡同、拍胡同，從事北京老街、胡同、宅門的研究與記錄工作。

　　老張説，他與胡同有一段不解之緣。

　　11歲那年，老張回到了老家北京，住進了大柵欄地區的一個大雜院裏。院裏有一間小屋只有7平方米，裏面住著一位老奶奶，大家都親切地稱呼她為“小屋奶奶”。

　　小屋奶奶在這個小院子裏，輩分最高，院裏幾乎每戶都有孩子讓她照看過，有的家甚至被她帶大了兩代人。

　　因此，小屋奶奶在院中備受尊敬。老奶奶看見哪個孩子淘氣了，推開誰家的門罵一句就走。各家上班的時候，都會把家門鑰匙交給小屋奶奶來看管，中午的時候她會主動幫著每家每戶換煤球續爐火。

　　老張和鄰院的幾個孩子沒事就會到小屋裏集合，一邊聽收音機，一邊幫老奶奶糊紙盒。每至酷暑，街坊都會坐在四合院裏的丁香樹下一起喝茶，日子過得其樂融融。

　　1986年，因工作和結婚，老張離開了熟悉的胡同生活。

　　2000年的一天，老張從虎坊橋打車回家，按照經驗，向東到珠市口西大街再行不遠，就可以看到石頭胡同。讓他沒想到的是，兩廣路正值拓寬改造，兩邊的胡同都被拆掉了，以前閉著眼睛都能摸回家的他卻在一片廢墟中迷了路。

　　“我才半年沒有回過胡同。”老張説，他從未意識到北京的拆遷速度如此之快，熟悉的胡同消失後的場景竟會那樣淒涼，這讓他感到有責任把北京的老胡同記錄下來。

　　老張從自己熟悉的大柵欄地區的八大胡同入手，開始對這一帶的老建築進行拍照。

　　“我和攝影師不同，他們是哪裏美拍哪裏，而我不論美醜，更多的是全程記錄。”老張對自己的要求是，每個院落他都要敲門進入，每條胡同裏的原住老人都要走訪到，門樓、扶手、雕花、罩棚等細微建築構件都要一一收入鏡頭。

　　“哪怕門前挂著臭襪子、破短褲，我的鏡頭也不會避開，這種原生態的東西才是最真實的。”老張説。

　　一路拍下來，著名的八大胡同被老張訪了個遍，坊間流傳的小鳳仙、賽金花、蔡鍔等歷史人物的故事也一一在胡同中得到了充實和考證。

　　“看得越多，越會感覺到失去它們是多大的代價。”老張説。

　　老張的步子停不下來了，他又將大柵欄地區的114條胡同全部走訪了一遍。此時，時間已過去了5年，老張拍攝的胡同照片已達到了4萬張，胡同日記也記錄了厚厚的幾大本。

　　2005年，老張編寫出版了胡同專著《八大胡同裏的塵緣舊事》，在史學界引起巨大反響。

　　老張每走完一條胡同，就會用紅筆在地圖上畫一筆，5年下來，他發現紅筆區域卻還沒有覆蓋到老北京城胡同分布范圍的十分之一。

　　“當時就有些急了，記錄老北京胡同靠一個人的力量是不夠的。”老張説。

　　老張無意中看到一個名叫“老北京網”的網站，在論壇裏他發現了很多和自己一樣，醉心于胡同文化、民俗民志，自發拍攝北京胡同已有多年的人。在老張的提議下，“老北京拍記隊”成立了，開始有計劃地開展對北京胡同的拍攝。老張説：“之所以叫‘拍記隊’，因為不僅僅是拍照片，同時要考察胡同建築、歷史變遷、風土人情、陳年舊事等，要為這些老胡同留下盡量完整的視聽資料。”

　　55歲的張金起衣著樸素，其貌不揚，讓人很難把他與玩相機的人聯係到一起，但一張嘴就知道他是這一帶的熟主兒：“你右手邊的工商銀行以前是交通銀行，是我國第一批留德歸來的楊寶琛設計的；路南新新賓館這個樓建于1907年，曾是慈禧批準的勸業場……有名的胡同三千六，無名的胡同賽牛毛。現在北京有名的胡同只剩下1300條左右，我們希望盡可能多地把它們記錄在案。”

　　一開始，“老北京拍記隊”把北京胡同劃分成若幹網格狀，計劃用兩年時間根據成員的居住遠近分片承包拍攝。但2005年10月，北京老城區一夜之間貼出了大量的拆遷公告。“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北京最大規模的一次胡同拆遷。”老張説，拆遷涉及大柵欄等8個區域。“這8大片胡同區如果全拆完了，老北京城內原汁原味的胡同文化也就所剩無幾了。”

　　時間不等人。他們只能跟著拆遷公告轉了，“拍記隊”不但全體殺進了拆遷片區，而且兵分兩路同時拍攝。“只有這樣才能保證拍攝進度。一天不去，有的胡同可能就被推倒了。”老張説，以目前平均每兩天就要消失一條老胡同的速度計算，“拍記隊”面臨的是一場與時間賽跑的考驗。

　　有資料顯示，現在人們看到的20世紀50年代之前的照片絕大多數是由外國人拍攝的，整個20世紀，中國人自己有係統地對北京城進行全方位拍攝與文字記錄的，是空白。

　　“我們現在拍攝，就是要為北京建立世俗檔案。”老張不無憂慮地説，目前老北京最有價值的胡同已不足原有的30%。如果再不有係統地拍攝與記錄，幾年之後，我們的後代可能連個影子也看不到了。我們要做的就是盡可能多地拍點片子，給後人留下一個念想兒。

　　飛哥：“這輩子最重要的東西”

　　大名鼎鼎的飛哥，也是胡同拍記隊的一名資深拍客，原名劉洋飛，胡同拍記是他的業余愛好，也可看作他的畢生志趣所在，他的真正身份是一名公務員。

　　劉洋飛穿著白襯衫，提著公文包快步走向自己所在的事業單位的辦公室，途中，他數次停下跟同事們打招呼。作為辦公室主任的他，每天忙個不停，只要在上班時間，他桌旁的電話和打印機就一直是熱的。這就是劉洋飛每天慣常的工作場景。

　　他的筆記本電腦和移動硬盤總是隨身攜帶，裏面除了公務文件，還有自己都數不清的照片和文字資料。劉洋飛隨手查了一下，電腦裏顯示這些電子照片總共佔據了幾百GB的硬盤空間。

　　這些照片拍攝的都是北京的胡同，其中部分是胡同廢墟的景象。“這些都是我們8年間拍攝的。”劉洋飛説這些照片隨身帶著一份，家裏備份一份，朋友那也放了一份備份，照顧得比日記本還小心翼翼，“這些東西是我這輩子最重要的東西之一”。

　　在這些“最重要的東西”裏，“大吉片”的照片又是他最為珍惜的，因為它是京城拍記隊所有活動的開始。那時，劉洋飛25歲，而現在他36歲了，“大吉片”也早已經消失了。

　　劉洋飛回憶，拍記隊活動最開始是幾個網友一起“攛掇”起來的。先是一個網友在“老北京網”提議，説去拍拍胡同，當時也是版主的劉洋飛挺感興趣，又覺得大家也會喜歡，于是跟網站創辦人張巍商量後決定發帖辦活動。

　　那個時候，劉洋飛一下班就上“老北京網”，詢問網友們合適的時間和地理位置，再跟其他幾個資深懂行的網友討論，最終敲定了時間地點：2005年6月，“大吉片”。

　　“大吉片”是很多老北京人都不陌生的稱呼，它其實是以“大吉巷胡同”為核心的一個區域。定在大吉片，是因為那裏當時正在搬遷。大家要趕在搬遷前，為北京留下個影子。在“大吉片”，胡同特多，簡直就是老北京物件的一個庫房。

　　“那會兒大家倍兒團結。”劉洋飛説，2005年到2008年期間，拍記隊非常狂熱。那時，老街道被一個又一個納入新城規劃，某個胡同消失似乎只是分分鐘的事兒，“上周剛拍了一半的胡同，懶了一下，想再去，結果第二次就只能拍廢墟”。

　　最頻繁的時候，拍記隊每個周末都會聚在一起。大家緊趕慢趕，要趕在騰退前記錄下老北京的建築和人。在他們看來，這是老北京的生態環境，沒了老胡同，沒了住在胡同的老人兒，老北京文化也就消失了。“我們那會兒帶著使命感在拍。”劉洋飛説。

　　這種使命感具有傳染性。拍記隊從最初的幾個人慢慢變成幾十人，其中既有土生土長的北京人，也有在北京上學的外地大學生，還有在北京工作的“北漂”。

　　一次，他們一大群人聚在了胡同裏的一戶人家門口看建築細節，屋主把門打開探出個頭，看了看每人手裏都拿著一個卡片機，愣了一下後大喊：“你們幹嗎呀你們！説！”他們解釋後，屋主樂了，把門一敞，“拍記隊？我聽別人説過你們，進！”

　　他們覺得這樣也好，讓北京人都看看，知道有這麼個事兒。平時大家在北京生活，不在意，必須得有這麼個“礙眼”的隊伍出現，提醒大家身邊的老北京，好好記在心裏，説不定什麼時候就再也回不去了。

　　“我現在都覺得很奇妙，喧囂的現代城市和悠然自得的百姓生活，是怎麼能僅一墻之隔的。”劉洋飛一直記得拍記隊每一次活動時的體驗。

　　校場口小五條胡同就是拍記隊成員眼中的一個典型的“普通胡同”。這條胡同位于鬧市區的宣武門大街和兩廣路的交角，胡同也不寬，也沒什麼深宅大院，就是小老百姓們過日子的那種平常胡同。

　　劉洋飛回憶，春夏秋冬，四個季節拍記隊都路過這裏，每一次踏進胡同口，周圍就立刻安靜了，也聽不到鬧市區的喧囂聲，周圍的生活節奏也都慢了下來。他至今保存著成員們拍攝的這個胡同口，無論什麼季節，胡同口的門樓像個坐標一樣立在那兒，“跟水墨畫一樣，特別美，特別寧靜”。

　　在他看來，這些“老北京”是不可逆的。他見過很多復建還原後的古街景點，“那根本不是‘北京’”。

　　“這怎麼能還原出來呢？”劉洋飛指著老照片説，過去的大街，因為各家的宅子都是自己建的，“每個門臉兒都不一樣，千變萬化中又有規律”。

　　現代化的鋼鐵叢林裏，古老的北京正漸行漸遠。其中，圖1和圖2分別為織染局胡同和北河沿胡同，如今已經消失；圖3是在原宣武門外的草場地區拍攝的一張照片，林立的高樓與胡同裏被拆遷的民房形成了一種強烈的對比。   朱天純 攝

　　老豬871：“原來拍胡同還是個隨時可能會要命的事。”

　　老豬871，是老北京網專業攝影版的版主。原名朱天純，工藝美術師，曾在原北京圖書大廈擔任企業策劃和攝影主管，現已退休。對朱天純來説，攝影不但是他的本行，更是他畢生的追求。這些年來，他不避酷暑寒冬，風來雨去，遊走穿梭在老北京城的胡同裏，邊走邊拍，用鏡頭記錄下了老北京胡同裏的點點滴滴。朱天純説，如今他不再專注于大范圍的遊走和拍記，而是選取一點，往下深挖，一個專題一個專題地拍攝，現在他拍攝的重點是北京的南鑼鼓巷一帶。

　　回想這些年來的胡同拍記生活，讓朱天純印象最為深刻和不解的是，在他看來本是一件記錄老北京風情、民間民俗文化的好事，居然在拍記過程中挨了打。

　　前門外大柵欄旁邊有條珠寶市街，走在這條街上，稍不留神，您都可能會錯過一條小胡同。這是一條全長50多米的死胡同，最寬處不過80厘米，中間最窄的地方兒僅有40厘米，它是北京最窄的胡同：錢市胡同——清代官辦的銀、錢交易的“錢市”。套用現如今的話，錢市胡同就是當年老北京的“金融街”。在錢市胡同的最裏面，有一座大約100平方米的清朝光緒年間的建築，這是座硬山起脊、上面有木架罩棚的大房子，中間有天井，兩側開天窗。據説這裏曾是當年錢市交易最熱鬧的地方。而這樣一條人來人往、熱熱鬧鬧的胡同，怎麼會這麼窄呢？“為的是防小偷，凡是偷東西的賊都跑不出去。因此，錢市胡同當時建的時候就設計成個死胡同，而且建得特別高特別窄，胡同寬容不下兩個人並排走。”朱天純的一番話既道出了胡同設計狹窄的原因，也顯示出了當時建造設計者的聰明才智。

　　“我去拍的時候，只剩下一個棚子了，也就是銀號燒鍋的煙筒。”朱天純説，為了把那種狹仄的感覺拍出來，我就反反復復去拍。而我這人太較真，拍完門臉後總是想看看裏面院落的格局是什麼樣。現在胡同北邊的房子已經沒有了，但是胡同南邊還有那麼三四家房子在。“拍到裏頭第二個門臉的時候出來一撥人把我截住了，他問我是不是來拍照的，我説是。他説就是你們這幫子照相的，把我們家的門牌給偷走了，這人説話的時候已經醉了。反正當時我被堵在裏頭也出不來了，我就抱好相機，索性你打就打吧，咣一拳打在我的臉上，我沒有還手，他撒酒瘋，把警察給請來了，警察了解原委之後問我要不要他賠償，我最後放棄了。”

　　據他介紹，幾年的胡同拍記下來，被人誤解或被罵那是常有的事，他已經習慣了。挨打這是第一次，他不無調侃地説，原來拍胡同還是個隨時可能會要命的事。“但不管別人説你什麼罵你什麼怎麼誤解你，你片子到底拍著了沒有，這才是最關鍵的。”

　　炎炎烈日、陰晴雨雪、天寒地凍，朱天純一年四季都得去拍。“腳步是停不下來了，我們拍記隊有句話，‘下雨下雪天你沒去拍你別跟我説你是拍記隊的。’”朱天純説，我有兩張北京地圖，牛皮紙的，拍過一個地方就畫一個圈，第一張都畫滿了，又換了一張新的，也拍過一遍了，現在我在電子版的地圖上畫。“現在手頭硬盤裏的片子至少有20多個T，但其中三分之一拍攝的胡同如今都已經消失了。”朱天純的話語間透著遺憾和無奈。

　　拍記隊自成立以來，影響力不斷擴散，越來越多的胡同愛好者開始加入隊伍，每周末的胡同拍記由最初的三五成群到後來的幾十人結隊浩浩蕩蕩。“隨著人員的增加、經驗的積累，拍記隊漸漸分成了兩部分：拍記版和專業攝影版，我最後就當了攝影版的版主。”朱天純告訴記者，胡同拍記隊除了拍攝記錄老北京的胡同文化之外，也成了一個人才培養的搖籃。“老北京網有個青少版，有個網友是一位孩子的母親，跟著我們拍了十多年，她自己的女兒身體一直不好，性格也不太活潑，誰都不搭理，後來她決定帶著女兒一起拍胡同。小姑娘從小學三四年級開始一直跟著我們拍了五六年，現在她已經高中了，性格變了，身邊的朋友也多了，她還在學校做講座，講述老北京的故事，學校重視了，感覺倍有面子。”朱天純説，像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拍記隊隊員、工科出身的船舶檢測工程師佟廣平近期在798辦了自己拍攝老北京題材的攝影展，同時也出了書；有一批孩子攝影有成最後去了佳能北京總部，由愛好到專業，再反過來推動胡同拍記活動的深度發展。

　　2007年，拍記隊被授予十大法治年度人物。當時的頒獎詞這樣寫道：向日葵，象徵著堅定的信念，執著的追求。在城市的發展和變遷中，失去的不僅僅是老磚瓦、老胡同、老建築，還有歷史走過這座城市留下的有形印記。而京城胡同“拍記隊”，用相機搶拍消逝的街區，用行動力彰顯公民精神。為北京盤活了舊時態，守護著文化。“從最初的被誤解被質疑甚至被人打，到最終能夠被社會公眾所認可，説明拍記隊的影響在擴散，説明整個社會的文保意識在不斷提升，説明我們這群人所追求和堅持的事是有價值的。”張巍欣慰地説。

　　去年，張巍被查出患有惡性神經膠質瘤後，因為網站無人管理，老北京網曾面臨易手的命運，而依托老北京網組建起來的老北京拍記隊也面臨著因失去平臺而解散的風險。但這些拍記隊的隊員告訴記者，即便平臺不在，他們的堅守依然。他們依舊會每周末相約在北京的胡同裏，用鏡頭記錄下城市化進程中老北京文化的點滴變遷，用他們的實際行動昭示著“京城胡同護衛隊”永不落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