滿目青山夕照明

□ 羅　楊（中國民協分黨組書記、駐會副主席）

劉錫誠近照 白旭旻 攝

　　關于劉錫誠先生，其實有太多可説的，一身的書生意氣所釋放出的純粹與坦誠，使人産生由衷的敬意和親切感。錫誠先生在文學界是知名的評論家，在民間文藝界也是德高望重舉足輕重的人物。他喜歡説他是農民的兒子，強大的文人磁場始終沒有改變他源自草根的質樸本質，也許這就是他獻身于民間文藝事業的遺傳基因吧。

　　他是從鄉野走出來的一名莘莘學子，從學子成長為一名作家，從作家又轉變為一名學者。深厚的文學功力和豐富的工作經歷使他既有站在巨人肩上的寬廣視野，又有腳踏實地接地氣的實踐經驗。談文論藝筆鋒犀利，學術研究造詣高深。他在文學界、民間文藝界和非遺保護界都擔任過要職，為中國民間文藝的保護和發展發揮了積極作用，有著巨大的影響力。

　　中國歷史上大凡性情獨特的文人學者可歸為兩類：一類是擅造新境，天馬行空，重在表現個性，有如詩仙李白那種狂傲不羈的天真爛漫，草聖懷素那樣龍飛鳳舞的狂放率真；另一類則是博觀約取，厚積薄發，含英咀華，有如史家司馬遷那種文採飛揚的秉筆直書，楷聖顏真卿那樣筆筆在法的正大氣象。劉錫誠先生為文嚴謹，言之有物，論之有據，惜墨如金，字字珠璣，為人為文之道頗具司馬遷的風骨和顏真卿的法度。他從藝60年，著作等身，為我們留下了標榜青史的文化財富。

　　自古文人大家皆為觸類旁通的博學之士，皆具廣博的視野和精辟的見地。專而不博難以精深，博而不專一業難成。劉錫誠先生作為文藝圈裏的跨界人物，一腳踏入民間文藝這個本身就充滿了諸多跨越性的研究領域，突破了門戶之見，打通了作家文學與民間文學的領域；打通了民間文學與民俗學、人類學的場域；打通了民間文學學術史與民俗學體係的阻限；打通了民間文藝與非物質文化遺産的橋梁通道。進而拓寬了民間文學研究領域，吸取融匯了不同的研究方法，摒除了學科界限的幹擾，打開了現代學科劃分形成的壁壘。以開放的學術視野進行民間文藝的研究，以超越的狀態開啟民間文藝研究的思維，顯示了其視野的寬度和思維的深度。錫誠先生把自己比喻為“邊緣人”，而正是這種邊緣的站位使他有了一種跳出圈外的獨立思考和獨立精神。他可以沒有任何框框地用自己的理性去判斷，而不是人雲亦雲，老生常談。他以豐厚的知識儲備和高尚的精神境界所積淀而成的一家之言向學界和社會發聲。錫誠先生的《原始藝術與民間文化》《中國原始藝術》《象徵——對一種民間文化模式的考察》《20世紀中國民間文學學術史》《民間文學：理論與方法》《非物質文化遺産：理論與實踐》《民間文學的整體研究》等20余部著作，填補了學科建設的空白，成為引領學術研究方向的開山之作，在學界産生了重大影響。

　　作為中國非遺保護和民間文化搶救工作的開拓者，錫誠先生始終心存知識分子的使命感、責任感和擔當意識，做了很多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事。在錫誠先生主政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期間，他積極倡導、引領、規劃和組織開展我國民間文藝界的學術研究，特別是國家重大科研項目“民間文學三套集成”工作。他不僅在行政工作中極力促成“三套集成”工作走向正軌，更在業務上指導和參與《中國民間文學集成工作手冊》的編纂，對集成工作的指導思想、編纂原則、普查採錄方法和作品編碼等，進行反復研究和斟酌。1986年，他主持組織的中芬民間文學聯合考察活動，開創了中國民間文學界組織國際田野調查的先例。兩國學者交流了民間文學搜集保管方面的經驗，培養和鍛煉了中青年學者，推動了田野作業方法在中國民間文學領域內的運用。作為這項活動的成果，《1986年中國芬蘭民間文學搜集保管學術研討會文集》為我國民間文藝學史留下了一份珍貴的文化資料。2001年以來，作為搶救工程的發起專家之一和專家委員，錫誠先生積極投身于中國民協實施的中國民間文化遺産搶救工程，始終為搶救民間文化遺産工作獻計獻策，奔走呼吁，身體力行地指導和推動一些民間文化遺産搶救項目的實施。2010年至2014年，錫誠先生以古稀之齡參加了中國口頭文學遺産數字化保護工程（一期），並任專家組負責人，參與項目標準規范論證、培訓、數據分類、驗收等環節。

　　錫誠先生始終以他的思想和品行守護著知識分子的道德良心。我以為，作為一個文人，只有敢于為我們的國家和社會擔當起責任，才是知識分子立足于時代的一種特殊的存在方式。因此，一個有良知的知識分子應該能夠在社會狂熱的時候保持清醒，能夠在社會失范的時候發出警醒，以自身的知識和能量報效祖國和社會。這種中國知識分子的胎記，刻在他的身上，印在他的文字裏。據我接觸，錫誠先生絕非魯莽之人，他待人和藹可親，而且有著知識分子那種溫恭、謙忍，甚至帶有從權妥協的秉性。但他堅守的思想和理念從來不是浮水，而是有如高山，凜然不可侵犯。他把他的思想、理念等同于他的生命，視為安身立命的基石，即使面對政治權威，他也會毫不畏懼。也許，作為一個文學藝術工作者對文明的最大貢獻，不在于或者説不僅僅在于他創作了多少文學作品，更珍貴的是他對于我們的國家和民族在思想和精神上有多大的啟迪和貢獻。衡量一個人是否配得上“知識分子”的稱謂，並不在于其知識是否淵博，也不看其是否有指點江山的能力，最重要的是看他能否擺脫一己利纏，擁有胸懷天下之氣度和胸襟。錫誠先生所堅守和為之奮筆的這樣一種文化精神，正是把文學當做“投槍和匕首”，因而也成全了他“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真正文人風骨。錫誠先生品行清高，從文高産，做人低調，既不善經營人際關係，更不屑于名位之爭。他以一種獨有的人生態度和處世風范堅守了精英知識分子的境界與尊嚴，與時下那種近乎墮落的世俗意義上的成功拉開了距離，用心靈守望著文化遺産的精神和價值，用品格塑造了知識分子的道德和風范。

　　“老夫喜作黃昏頌，滿目青山夕照明。”今天是錫誠先生從事民間文藝60年，也是他80歲誕辰。然而歲至耄耋，寶刀不老；文筆犀利，老而彌堅。晚霞是太陽一天中最迷人的絢爛時刻，正可謂“最美不過夕陽紅”，祝錫誠先生的學術之樹常青。

　　（根據作者在紀念劉錫誠從藝60周年座談會上的發言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