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準、仲呈祥、曾慶瑞、王偉國、張顯等在研討《馬向陽下鄉記》時表示，這部電視劇體現出

　　與山東影視傳媒集團一同投資了電視劇《馬向陽下鄉記》的中視傳媒集團總經理王焰回憶起他們在合作之初時，他當時在心裏問自己“敢不敢碰一下農村題材，能不能不被電視劇現在流行的勢頭所幹擾”。開播後，平均收視在1.8左右，網絡點擊率達到了7個億，從一個側面説明農村劇也能有收視。更可貴的是中國評論家協會主席仲呈祥在《馬向陽下鄉記》的研討會上説到的一個現象，他接到好幾個電話，都是搞社會學的、搞農村工作的同志在看完劇後給他打來的，他們談到了這部劇，説看到了今天農村的真實情況。這就證明了，這樣的作品才是真正表現這個時代的。

　　中國的新農村正在火紅的建設中，固然涌現出了華西村等億元村，但也存在著《馬向陽下鄉記》中的大槐樹村這樣比較貧窮的村子。《馬向陽下鄉記》的導演張永新説，在他們拍戲的村子裏，有位老太太嫁到這個村子50多年，她的足跡沒有到過離村3公裏以外的地方。中國傳媒大學教授王偉國説，這部電視劇比較客觀地反映了貧困農村大槐樹村農民的生存環境，這個村的村委會處于癱瘓的狀態，集體沒有錢，村委會沒有錢，大部分村民沒有錢。村中的大部分中青年人出外打工，留下的老人婦女孩子，以及以劉世榮為守的劉氏家族實際上掌握著村裏的實權。但是這種落後不是一成不變的，隨著山東萬名“第一書記”下鄉，貧困山鄉也有了新的發展。

　　讓人感興趣的是《馬向陽下鄉記》沒有回避在現代化進程中，農村面對的種種衝擊、矛盾，也不諱言農民的種種短處，正因如此，才讓人感覺真實。中國視協分黨組書記、駐會副主席張顯説創作者對大槐樹村集體空心化、對農村的生態描寫都很深切，對農民的意識、短視行為的描寫也很深入。馬向陽在這樣一個復雜的環境裏，像夾在工作之間的小媳婦，手忙腳亂。“馬向陽與大槐樹村民之間的觀念落差、時代的落差，概括地説就是現代化和城鎮化與鄉村文化之間的落差，商業文化和農村文化的落差。”他説，馬向陽是個旅遊愛好者，他有過穿越式的經歷，沒想到他作為第一書記穿越到了一個蚊蟲出沒、雞犬不寧的村落。他在城市商業領域的工作本事在村落裏似乎無用武之地，這樣的情境充滿喜劇性。

　　而這一點也讓《馬向陽下鄉記》不同于趙本山的“鄉村愛情”係列。就像專家們點評的，它充分體現了真實的喜劇和喜劇的真實。“這是硬碰硬的功夫，《馬向陽下鄉記》不是靠惡搞，不是靠巧合。不是靠無厘頭，不是靠低級趣味，特別是不是靠拿別人的生理缺陷來開玩笑。”中國評論家協會名譽主席李準説，導演和編劇深入生活，自身受到了觸動之後，由衷地要謳歌這個時代，發現了現實農村生活特別在轉型過程中間，那些真實的喜劇因素，並把它們加以概括，然後在劇中設立了一係列非常有趣味的情節。李準認為，《馬向陽下鄉記》抓住了喜劇構成的關鍵：由于農村在物質生産水平、文化中間的一些因素，包括閉塞所導致的習慣、性格想法的落差，這些真實的原因必然阻撓農村現代化的進程，必然阻撓城市幹部下鄉、必然要阻撓土地流轉。“這是一種非常可笑的做法，但是一些農民一直在堅持這種想法。但時代在前進，決定了這種舊的做法、舊的習慣，必然最後要以可笑的失敗為結局。”李準説。

　　喜劇絕不是在賓館裏生編出來的，喜劇也來源于生活，根基扎實、接地氣，喜劇效果才水到渠成。中國傳媒大學教授曾慶瑞説，《馬向陽下鄉記》不是漫畫化來表現的，而是真實展現這些農民在求得擺脫貧困致富的道路上，所遇到的生活中種種的矛盾，所遭遇到的人與人之間、人與環境之間、人內心之間的矛盾戲劇衝突，從而引發的笑料。他還批評了一些電視劇中對于農民形象描寫的毛病，“農村在當下的娛樂世界裏面，毫無疑問是一個被任意改編的對象，或者是作為沉默的大多數出現，充當一個‘被看的角色’，成為城裏人滿足獵奇心理的一個對象，或者是成為某種原始野性的對象，來被都市人幻想為原始魅力的地方。”因而，就像王偉國説的，“馬向陽領導著大槐樹村的廣大農民，通過修路、辦超市、建蔬菜大棚、建大槐樹煎餅公司、建旅遊公司、農家樂和真正的土地流轉，提高了廣大農民擺脫貧困致富的積極性，大槐樹村農民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正在朝著逐漸自覺的方向走。另外一方面，馬向陽通過一係列文化舉措，在村裏建電腦室、文化室、廣播站、淋浴室、打掃衛生、科學種地、引進‘青育三號’等等，特別是保衛大槐樹和土地流轉的大辯論中，讓農民逐漸建立起自信，使農民擁有人格尊嚴和自主意識，馬向陽有意無意地站在了大槐樹村村民的立場上，實現城市人和農村人之間的人格平等的願望”。這種農民形象的轉變更加令人欣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