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陵源 李仲元

　　在當今中國書界，李仲元可稱得上一位難得的素養全面的藝術家。他少承庭訓，家學淵源，敏而好學，博覽群書，硯田耕耘，孜孜以求，以其獨樹一幟的書法藝術、氣格高雅的詩賦和頗具建樹的文物研究成果，毫無遜色地躋身于全國知名學者、詩人、書法家之列。近年，李仲元先生年屆八十高齡，以老當益壯之情，依舊傾力創作，作品多為巨幅之聯屏，氣象正大，壯美可觀；內容常為所作詩賦，吟咏祖國河山，感慨人生際遇，表現了精深的書藝才華和豐厚的詩詞造詣。

　　李仲元好為詩賦，肇始于上世紀80年代，迄今其創作舊體詩800余首；在他的作品《北鎮三咏》《病中吟》中，“登峰有路君休怯，攀上幽岩便是仙”“滾滾紅塵難到此，天風吹散古今愁”等詩句，能使讀者深刻理解創作者所體會的處世之道，“殘軀願化東山土，蘭杜松筠伴我眠”“若許他生重弄墨，麟髓磨盡寫蘭亭”等詩句，則能感悟到李仲元對書法的鐘情。李仲元的詩中，有愛國情懷的抒發、懷師念友的傾吐、寄興山水的放吟、對先賢往聖的追慕和翰墨丹青的品評，還有更多的心志感慨的表達，堪稱音韻鏗鏘、情辭並茂，鮮活生動地再現了他達觀自如的創作個性和高雅超邁的審美觀、生活觀。

　　不少評論家認為，觀李仲元藝術，映目動心的是那“天骨俊逸，率意精微”的詩詞美和書法美，這種美的主導風格和藝術基調是他“畢生追求的古典美”。中國書協名譽主席沈鵬先生曾説：“詩意在書法藝術中的融化，體現為書法品位的升高。而書法的節律感與抒情性，對純真的詩情也肯定起著良性循環作用。”李仲元筆下詩之氣韻、意境，與書之氣韻、意境，相生相發，相得益彰，和諧融為一體。

　　李仲元幼承家書，于文物考古工作之余，執筆臨池數十年。書承“二王”帖學正脈，廣取唐宋諸賢妙法，作品遒麗多姿，爽健飛揚。其父李文信先生是東北文博事業的開創者和奠基人。1959年，李仲元經父親引見拜沈延毅先生為師，他在父親和恩師的教導下，淪精翰墨，鍥而不舍，漸得精進。上世紀80年代初，歷經文化浩劫之後，書法藝術得以復興；此時，他已是遼沈地區較有影響的書法家，在創作上頗具實力。1980年5月，其作品參加全國第一屆書法篆刻展；同時，作為展覽組委會工作組成員，他還負責展務工作，不辭辛苦地為展事操勞，親歷了中國當代書法史上這一具有裏程碑意義的重大事件。同年，他又出席了在北京召開的全國第一屆書法家代表大會，成為中國書協成立的見證人與參與者之一。這一時期，李仲元確立了自己對地域文化的獨特建樹，步入藝術生涯的第一個高峰期。

　　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由于沈延毅等先生的影響，遼沈書壇形成了崇尚碑學的風氣。但是，李仲元卻另辟蹊徑，以帖學為宗，博觀約取，別出心裁。他的書法先以“二王”鑄基，行書宗法王羲之《蘭亭序》《聖教序》，楷書取法禇遂良《陰符經》《雁塔聖教序》及顏魯公《李玄靖碑》，草書研習懷素《自敘》《食魚》《論書》諸帖以及孫過庭《書譜》；後行書轉益米芾《蜀素》《苕溪》，以及董其昌、王鐸之墨跡。他上下求索，融會貫通，深諳帖學書法流變之津梁，取精用宏，脫化而出，漸成自家胸次風規。

　　李仲元精于考古鑒定，過眼大量的歷代名跡，長期浸潤其中，睹物見性，因而在藝術上的見識與氣量自有逾于常人之處。上世紀90年代，他以行書創作擅名，兼工真草，作品端莊流利，婀娜剛健，天真爛漫，極富內美。此時，他已嫻熟于書法之技，進而追求風神特出的藝術美感，創作了草書《自作詩二首》《丹青引》、行書《江城子·密州出獵》《訪蒲松齡舊居》等作品，參加國內外重要展覽，贏得讚許。這些書作盡顯其人品之高，師法之古，高明潤澤，時有新意。他堅持“依仁遊藝”“技進乎道”的美學原則，使其書法、詩賦與他的生命精神血脈相連；他用尺幅天地的書法、龍鱗鳳羽的詩賦構建的是中國文人的精神家園，顯示的是一代書法大家、著名學者的文化情懷。中國書協副主席蘇士澍認為，李仲元的書風給人以美感，使觀者的愉悅之情隨之而生；難得的是，他在體現美感時，不失力度，這是最可貴的。

　　每當觀者將李仲元的詩和書有機地融為一體去品味時，就會發現其中蘊含著的正是中國獨特的文化精神——“和”。有人求美不當，過分依賴于媚，南轅北轍，恰得其反；李仲元的作品則以力求美，筆筆健勁有力，氣魄自然而然地顯現出來。其書作，提按分明有致，于是輕重、枯潤、濃淡、伸縮的變化隨之而出，虛與實的辯證關係也就合理地體現出來，具斬釘截鐵之氣勢，筆觸跳躍不羈，忽而細若發絲，忽而重比刀戟，但卻始終不離不棄“力”字，而更難得的是，其在體現“力”的同時亦不忘“美”字，二者于作品中自然融合，最終呈現出“芳林花雨、藝徑通幽”之獨特藝術美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