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寫人民權利的滿意答卷

——評電影《黃克功案件》

電影《黃克功案件》海報

　　從2014年11月中下旬至2015年2月底，長達三個多月頗受矚目的賀歲檔到來，躋身賀歲檔並根據真實案件改編的影片《黃克功案件》于12月4日——首個國家憲法日在全國公映。《黃克功案件》英文片名為《A Murder Beside YanHe River》，即“延河邊上的謀殺案”。片中四個共産黨人走在延河邊上的鏡頭讓人不禁聯想到革命題材的著名油畫《延河邊上》。延河被稱為中國革命的母親河，無論是畫作還是影片中蜿蜒流淌的延河水，都生動形象地隱喻著革命時期黨和人民魚水之情的關係。這場在延河邊上發起的謀殺案是一次對黨和人民關係的考驗，陜甘寧邊區是我黨一個嶄新的舞臺，對黃克功案件的處理不僅僅是對黨內人士的交代，也是對全中國全世界的交代。

　　機緣巧合，《黃克功案件》中的主人公原型與同檔期上映的《太平輪》中黃曉明飾演的雷義方的人物原型張靈甫形成鮮明對比。史料記載，張靈甫原名張鐘麟，係國民革命軍高級將領，蔣介石曾特赦犯下殺妻案的張鐘麟，同樣犯下殺人案的黃克功卻並沒有僥幸逃脫法律的制裁，一場陽光下的公開審判表明了我黨從嚴治黨治軍的一貫原則。正如影片編劇王興東所言：“這部電影是用歷史説話，中國共産黨早在七十多年前，就是講法治、講民主、講平等、講公正、講誠信的，應該説這部電影很好地傳播了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對當前推動依法執政、依法治國、懲治腐敗是形象化、藝術化的生動教材，具有感染力、震撼力和衝擊力。”

　　影片由案件還原與取證處理兩條線索並置構成，通過影調的高度反差實現案件前後的時空刻畫，影片以雨夜棄屍開始，由兩顆子彈這一重要物證的調查帶領觀眾層層接近黃克功殺人案件的原貌。影片的重場戲不在案件還原，而在案件的取證處理過程。與常規儀式化的法庭片不同，沒有寬大的黑袍，也沒有震驚四座的法槌，在77年前上演的這幕審判，甚至沒有設有威嚴裝飾的法庭，以眾父老鄉親與抗戰戰士為見證的案件審理卻處處讓觀眾自發地産生敬畏之情，作為一部優秀的法庭片，無疑是對電影觀眾心智的考驗，而絕非為打造感官的饕餮盛宴。也正因為如此，在影片藝術形式上，《黃克功案件》成功突破了英美係法庭片中鏡頭運動過度依賴演員走位的困境，與英美係封閉式的法庭截然不同，影片在民主公開審判黃克功時選擇在陜北公學院的操場上進行，在這場審判中，各方力量的全方位較量實質上是人性與法律的較量，起初大家振臂示意應嚴肅革命紀律，嚴懲黃克功；法庭進行現場討論時，代表陜北抗大的女同學和黃克功的隨身勤務員相繼發言，都擁護執行死刑。

　　黃克功十六歲就與毛主席夫婦二人上了井岡山，是老革命，人性衝突同法律衝突本身既溝通又抵觸，賀大姐見形勢不妙快馬加鞭去找毛主席説情，但是她在門口等待毛主席的過程中也可以看出，這種人性與法律衝突在其自身的觀念中也是處于博弈狀態，與此同時，這裏為“最後一分鐘營救”埋下伏筆，使得影片充滿懸念。從人性出發，作為黃克功紅一方面軍的戰友希望給其一個戴罪立功的機會，在黃克功自述後，六十七歲頭發花白的老者起身表示願意替黃克功抵命時，影片迎來高潮，老者的兒子兒媳被日本鬼子殺害，乞求留下立功無數的黃克功軍官為其復仇。雷經天、孫啟光、李興國等代表不同團體的五人合議庭對黃克功殺人案做了最後的審理，統一發表意見後在自己的名字下按下手印，五人在經過激烈爭論後最終決定判處黃克功死刑。在將黃克功押赴刑場時導演使用平行蒙太奇，工作人員帶來毛主席的信成為黃克功僅剩的救命稻草，此處加快了敘事節奏，毛主席來信中説：“如赦免他，便無以教育黨，無以教育紅軍，無以教育革命，根據黨與紅軍的紀律，處他以極刑。”

　　亞裏士多德曾説：“公正不是德行的一個部分，而是整個德行；相反，不公正也不是邪惡的一個部分，而是整個邪惡。”五人合議庭最後達成的共識與毛主席來信體現了現代法治的基本理念，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黃克功案件》體現了我黨從嚴治黨從嚴治軍的理念，影片的警示意義頗為深遠，列寧曾説過：“憲法，就是一張寫著人民權利的紙”，而作為我國首個國家憲法日獻禮片的《黃克功案件》，無疑交上了一張書寫人民權利的滿意答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