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黃克功案件》劇照

　　12月4日，首個國家憲法日當天，由王興東編劇、王放放導演的主旋律電影《黃克功案件》全國公映，這部表現抗戰時期陜甘寧邊區最高法院以公開、公平、公正原則判處犯殺人罪的紅軍將領黃克功死刑的影片，完美地呼應了國家憲法日在全社會普遍開展憲法教育、弘揚憲法精神的主旨。本報組織了這一《黃克功案件》的特別關注版面，以期對主旋律題材電影的題材拓展和藝術嘗試有所啟發。

　　——編 者

    【創作談】

我是怎樣創作和修改劇本的

□ 王興東（國家一級編劇，中國影協副主席，中國電影文學學會會長）

　　劇本《黃克功案件》反復修改，歷時9年。實踐證明，只要是打磨成熟的劇本，不管來自哪方壓力，不論出現多少阻力，總有出頭之日。

　　我入長春電影制片廠學習編劇時，聽來自延安的老同志講起了當年延安曾有一個紅軍團長，因為逼婚不成，一時火起，槍殺了女方。怎麼處理這起情殺案？殺人者是紅軍幹部，立過戰功，正值抗戰初期，前方需要戰將，很多人提出讓他戴罪立功，上陣殺敵，他本人也提出要死在戰場。這粒戲劇的種子，從此埋藏在我心裏。

　　發現題材就是發現電影的命脈，發現一枚可以孵化劇本的蛋核。2002年在《紀念延安文藝座談會講話》發表60周年之際，我去延安並參觀了抗日軍政大學，了解了“黃克功案件”的始末。那是抗日戰爭爆發不久的1937年，抗日軍政大學第六大隊隊長黃克功（26歲），追求陜北公學女學生劉茜（16歲），遭到拒絕，心懷怨氣，10月5日晚上，黃克功約她在延河邊上見面，逼婚不成，遂開槍將其打死。這造成了極壞的社會影響，一時激起延安軍民極大憤慨。當時，正值國共合作抗日，紅軍剛剛改編成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作為世界反法西斯的一支武裝力量，正式亮相于國際舞臺，如何處置黃克功成為延安地區和國民黨統治區關注的熱點。

　　判斷一個題材能否生成電影，關鍵是戲核有無裂變的能量，如同判斷雞蛋能否孵化出小雞，對著陽光一照便知。有的題材適合做電視劇，不是所有的題材都可以孵化電影的。戲核，必須形成一個焦點事件，對立雙方為之展開激烈的觀念衝突，參與的人物圍繞著這個焦點而向其集中，每個人物要為之做出痛苦的抉擇。當這個焦點裂變之後，最重要的結局出現了，戲劇性的結局一定是與開端相悖的，衝突雙方有了勝負，主題價值由此而生。

　　電影因受時間所限，必須強調找到故事的焦點，沒焦點，戲就散。常見我們一大批重大革命歷史題材的電影，普遍採用事件順序的流水賬式的展示過程，缺少從史料中圈定出核心事件，揪住故事的焦點。“黃克功案件”源自陜甘寧邊區高等法院刑字第二號案件，從中提煉的戲核，不是寫毛澤東指揮宏大的戰爭場面，而是如何處理一樁老紅軍幹部殺人案。衝突焦點是以命抵命，就地正法，還是讓他戴罪立功戰死前線。是赦還是殺？最終經過法庭公審判決，不容赦免，執行黃克功死刑，就地槍決。

　　為了搜集資料，使這個題材有更多的發現，我去江西省井岡山最高人民檢察院展覽館做調查。中國檢察史裏介紹了此案，並展出了當年黃克功一案的陜甘寧邊區高等法院代院長雷經天簽字的刑字第二號布告的復制件，還有胡耀邦作為公訴人寫的公訴書，我讓館長給復印了一份。在南昌起義的紀念館裏，我看到有雷經天的介紹，對我理解這個審判長增加了感性認識。

　　劇本初名《延安第一案》，是以毛澤東為主角，看他如何處罰自己從井岡山帶出來的團長黃克功，經過了萬裏長徵的考驗，到了延安為何變成了殺人犯。通常寫作最易跌入慣性思維，難脫窠臼。確定毛澤東為主角，自然讓人聯想到諸葛亮揮淚斬馬謖的經典戲劇。所以，原稿劇本以毛澤東為主人公，衝突的對立面是賀子珍，表現毛澤東夫婦圍繞“殺與赦”産生的尖銳衝突，甚至有了表現賀子珍反對延安跳舞風而和毛澤東吵架的戲。

　　有人給我當頭一棒，直言批評，寫毛澤東的電影已經夠多的了，毛主席出場就是理所當然的大主角，又是寫領袖的功績和思想，缺乏構思和寓意，不是藝術的敘事。最好的敘事是寫別人，卻表現了毛澤東的思想，如同我編劇的《離開雷鋒的日子》，主角是喬安山，而突出的是雷鋒精神。敘事角度體現敘事藝術的難度。足球射門要有很刁的角度才能進球，同樣，面對觀眾對主旋律影片的排斥性，怎樣讓觀眾能接受而後入心，敘事角度決定了觀眾接受的程度，角度就是品質。

　　修改劇本最重要的是人物，人物中最重要的是決定以誰為主人公，這不僅決定了主題，同時也決定了戲劇的結構。因此，修改劇本第一步，要先把人物拎出來，確定他的需求，梳理他的動作，分析他的態度，捋清他的變化。哪個人物能夠完成主題，並且身陷焦點事件之中，始終處于矛盾的風口浪尖，內心鬥爭越復雜就越有其性格，從事件的突發到戲劇的結束，人物發生截然不同的變化，此人就是劇本的主人公。

　　我終于下決心，對原劇本開鋸了。不以毛澤東為戲劇的主人公，改為以審判長雷經天為主人公，整個劇本以偵察立案、審理判決為主線發展，即推倒舊框而重新結構，鋸掉了延安禮堂毛澤東跳舞的場面，直接進入黃克功找劉茜逼婚，釀成血案，開端劈入“罪與罰”的戲劇核心；刪掉井岡山的老戰友集體向毛澤東為黃克功求情的場面；鋸掉了毛澤東和賀子珍夫妻之間矛盾的戲；刪掉了原稿中賀子珍最後求毛主席赦免黃克功的正面戲，説明賀子珍的行為沒有影響毛澤東的意志：刪掉一切沒有必要的情節和多余的臺詞，集中到人物的心靈內戰。重點突出在陜北公學操場上的審判大會，創造中國電影一個經典難忘的場面，共産黨領導的政權下歷史性的第一次陽光審判。

　　影視作品從未表現過雷經天，別人沒有的，恰恰為我們創作主人公留下了空間。我無數次地將雷經天和黃克功進行對比，兩個同為參加紅軍的革命者，卻是完全不同的性格命運。由雷經天來審判黃克功，是非功過，罪罰量刑，強烈的戲劇因素在對比中一次次迸射出信仰的價值觀。這個故事屬于法庭審判的類型片，力求加快敘事節奏，以懸疑、偵破、審訊，構成情與法、罪與罰的矛盾衝突，一切向“赦與殺”的焦點集中，創建貫穿到底的懸念。

　　雷經天的出場亮相展示的是他審理一樁離婚案，從民事小案透視他的性格，尤其讓他表明自己的審判理念：“不是一碗水，我是兩碗水，都要端平。”雷法官秉公辦事的形象躍然而出，尤其他採用當庭宣判，蓋上莊嚴的高等法院紅印章，當庭宣判敢于負責的精神，在當今法院都很難做到的。那時法庭沒有法槌，不斷地敲鐘，具有時代特點，為以後公審黃克功會場敲響鐘聲做了細節的鋪墊。

　　劇作結構的功能就是將人物推向困境和逼向內心矛盾。比如黃克功因逼婚不成而殺害劉茜，那麼雷經天的婚姻如何？紅軍到達陜北延安，長期奔波與行軍打仗的緊張日子告一段落，很多紅軍幹部急于找對象成家。雷經天已經33歲了，長徵前在廣西右江與楊金蓮結婚，由于她當時懷孕，沒能參加紅軍北上，兩人分開了，楊金蓮後來被敵人逮捕，至死不降，反動派殺害了她。雷經天和黃克功同為革命信仰而背井離鄉，投奔延安，相戀的女人都被槍殺了，兩個女人死的結局不同，兇手不同。雷經天和黃克功的對峙，實質上是信念和理想的交鋒，這對于塑造兩個紅軍幹部的形象極其富有戲劇張力。

　　對比和重復是劇作的基本手段。棺材和戰馬是電影造型中最具表現力的對比。為了寫好雷經天的主動作，由主審法官親自給毛澤東送去黃克功請求特赦的信件，表明雷經天尊重黃克功的權利，甚至被人誤解他為黃克功開脫罪責。在毛澤東遲遲不回信，沒有得到赦不赦免的決定的時候，敢不敢于獨立審判？讓矛盾逼向主人公，宣判之後如果毛澤東批準黃克功赦免的請求，讓他戰場殺敵戴罪立功怎麼辦？于是，審判長雷經天要求為自己預備好一口棺材和一匹戰馬。足可見，曾任廣西右江蘇維埃主席的雷經天的胸懷。

　　在最後的審判大會上，毛澤東給法庭的信，表明他的態度，當庭答復了黃克功不能赦免，並成為全戲的點睛之處，完成毛澤東在本案中的思想與作為，並向全黨、全軍發出“一切共産黨員，一切紅軍指戰員，一切革命分子，都要以黃克功為前車之鑒”，從而塑造了毛澤東同志從嚴治黨的形象。

　　黨的十八大召開之後，特別是對犯罪高官的依法審判，不管職務多高、功勞有多大，只要違反黨紀國法，老虎蒼蠅一起打，黨內絕不容許腐敗分子有藏身之地，不容許有超越法律的特殊黨員。這是春雷震地，向世人告之，腐敗沒有特區，反腐沒有禁區。從嚴治黨、依法治軍的反腐決心，如同劃破歷史的閃電，震撼了國內外。一向是歌舞升平、娛樂至上的影視作品中，迫切需要嚴懲黃克功之類的故事。電影是社會的鏡子，歷史是今天的鏡子。77年前毛澤東向全黨、全軍發出要以黃克功案件作為“前車之鑒”，反照現在正是當口。

　　【專家觀點】

主旋律與藝術規律二“律”和諧之作

——評電影《黃克功案件》

□ 程陽陽

　　“我用電影一直在問自己，共産黨人在信仰什麼、除了權和錢，法律應該被信仰，法治國家應該成為目標，雷經天是共産黨要信仰的包公。”這是電影《黃克功案件》編劇王興東的感慨。王興東在這部影片中付出了很大心血，作為一個擅長主旋律題材創作的編劇，王興東被黃克功案件這一題材深深震撼，用9年時間，查閱歷史卷宗、遍訪案件故地和有關檔案館博物館，創作和修改劇本，在努力開掘題材思想力量的同時，逐步完善與題材相稱的藝術架構。功夫不負苦心人，最終呈現給觀眾的這部影片，思想性和藝術性實現了很好的統一，主旋律與藝術規律達到了二“律”和諧。

　　安德烈·巴讚曾經稱讚，編導的天才之處就在于能在固有的模式裏融入新的元素。《黃克功案件》的故事是真實的，涉及的人物大都實有其人，表達的思想內涵也具有很強的政治性，但融入了巧妙的藝術手法，使人物更加豐滿，懸念更加吸引人。作為一起真實的歷史事件，結局早已明了，是非自有公論。作為一件藝術作品，《黃克功案件》這部影片充滿了講故事的藝術技巧，有看頭、耐咀嚼。比如，影片一開始，漆黑的雨夜，黃克功扛著一個女學生走到延河邊，把她放進水裏。這樣的開場方式懸念十足，也帶出了一個另類的“主旋律片”理念。又如，影片沒有把主要筆墨放在對黃克功案件的過程重現，而是聚焦于案件審判過程中的法律與人情、歷史功績與現實罪行等的矛盾糾纏。再如，由成泰燊飾演的陜甘寧邊區高等法院審判庭庭長雷經天是全劇的主要人物，讓這個人物在一個巧斷離婚案的場景中亮相，使他講原則、接地氣、重人情的形象躍然銀幕，給觀眾留下了深刻印象。接著，又追敘雷經天和黃克功在長徵路上是生死之交，黃克功還救過雷經天的命，為後面故事開展作了鋪墊。

　　黃克功案件無論是在黨史上，還是在司法史上，都令我們産生多維度的深思，給我們多層面的啟示。包括雷經天、黃克功、抗大和陜北公學學員乃至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共高層在法與情的衝突漩渦中對案件的認識、對“法”的認識，實質上構成了影片的一條主線，也是全劇要表達的主旋律。但這種主旋律的表達，不是以説教的形式，而是滲透故事演變之中。影片前半段抽絲剝繭，抽出黃克功的殺人事實，後半段則集中在雷經天審判黃克功的過程，對于法官、罪犯和受害者，影片沒有簡單的符號化，以嚴謹的態度面對待每一個證據，無論屍檢，尋找子彈、口琴、情書等物證，還有關係錯綜復雜的人證，在影片中都有絲絲入扣的描寫。影片絕不武斷地公示結論，而是像電影《羅生門》一樣，把所有線索和證據都呈現出來，展示其微妙性和矛盾性，讓法官和觀眾做一次艱難的選擇。

　　雷經天含淚與力保黃克功的李興國辯論説：“共産黨姓共，就是與勞動人民同甘共苦，不搞特殊待遇；姓共，就是與各民主黨派同舟共濟，共同抗日；姓共，就是與民眾權利共享，不以特權優待自己。如果我們寬容了黃克功，官貴民賤，共産黨不姓共了，人民就會與我們不共戴天……”隨後，他更是表達了自己內心的痛苦與掙扎後的抉擇：“如果我們今天不判處黃克功死刑，以後老百姓就會判我們的死刑！”“如果我們今天赦免了黃克功，就等于判處了我們未來的死刑！”在法理和人情之間，在“殺”和“留”兩個陣營之爭前面，雷經天頂著巨大的壓力，帶領審判庭獨立公開地審判了黃克功，也完成了自己靈魂的升華。

　　黃克功案件的審判結果體現的是司法公正，傳遞的是中國共産黨領導下的邊區司法審判的正義力量。對黃克功的正義審判發生在民族抗戰的特殊形勢下，發生在中國共産黨局部執政的特殊背景下，但其中蘊涵的破除特權思想、倡導平等觀念，對中國共産黨正在大力推進的從嚴治黨、依法治國方略有著十分重要的借鑒價值，對推動司法機關開展“努力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義”的司法實踐具有十分深刻的啟示。黃克功案件的全部意義就在于其裁判達到了司法公正的目標，體現了司法公正的最高價值。

　　從當年的“黃克功案”到今天的“國家憲法日”，尊重法律、崇尚法律的主線貫穿始終。近代啟蒙思想家盧梭認為，公眾法律信仰是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一種，“這種法律不是銘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銘刻在銅表上，而是銘刻在公民的內心裏”。尊法、信法、守法、用法、護法真正深入人心了，才能推動法治中國的建立。反特權反腐敗，依法治黨、依法治軍、依法治國，始終是我黨的生命線，這是77年前的歷史對我們今天的警示，也是《黃克功案件》的重大題旨。《黃克功案件》的藝術力量、思想力量和警世意義，則為重大題材創作提供了借鑒。我們的電影産業及其運行機制需要反思，過分倚重市場效應，全憑市場之手選擇影片，以票房多寡論英雄，過分倚重娛樂效應，以無底線的娛樂打天下，最終只會導致藝術的死亡，這個時代不僅需要娛樂，還需要用優秀之作引領時代風尚和藝術風尚，需要一大批像《黃克功案件》這樣具有思想深度和藝術探索精神的現實題材力作。

內斂與張揚的完美結合

——評影片《黃克功案件》中雷經天的形象塑造

□ 田水泉

　　影片《黃克功案件》自國家第一個憲法日公映以來，其影響如水之漣漪由小及大不斷擴散。除了作品題材的重要性、內容的敏感性和主題的深刻性等令人耳目一新之外，片中真實歷史人物的塑造同樣給人留下了極其深刻的印象。

　　單看片名，不少觀眾會把案件當事人黃克功當成影片的第一主人公，而實際上這部電影第一主角是黃克功案件的審判長、法官雷經天。這種人物關係設置為影片創作帶來了巨大挑戰。就案件題材影視作品來講，主角如為案件當事人不僅好寫而且好看，如果把審理案件的法官作為主角，創作起來會特別困難。因為法官身份是中立的、被動的，缺少足夠的動作，很難討巧出彩，因此在近年電影創作中，法官形象極少會出現在大銀幕上。影片《黃克功案件》不僅要把鏡頭焦點對準法官，而且對準的是雷經天這樣一位確有其人的真實人物，無疑為電影創作者設定了底線和邊界。如何還原這位紅軍早期將領、陜甘寧邊區高等法院領導者的真實面目？如何把握住其作為法官這個相對特殊的職業身份，讓銀幕上法官形象得到當下觀眾的認可？創作者完全沒有先例可循，困難之大可想而知。

　　但是，通過劇本創作者和表演者的默契合作和共同努力，影片最終呈現出的雷經天的形象是非常成功的。這個人物作為法官的忠誠內斂、作為紅軍將領的熱情張揚的人物特徵，都得到了充分恰當的展現。《黃克功案件》中的雷經天一角，為豐富多彩的電影人物畫廊裏再添了一位我黨早期司法工作者的生動形象。

　　影片人物塑造的成功，劇作本身至關重要。編劇王興東把雷經天投入到了壓力的漩渦之中，從他接受審判黃克功任務的那一刻起，各種壓力便如影隨形：法庭剛剛成立，沒有審判力量；邊區全面抗戰，法律條文不全；和黃克功是患難戰友，按理應當回避，等等。所以他對這個任務的本能反應是拒絕的。這些矛盾的設置，一下子激起了觀眾的興趣：看看這個法官到底會怎樣審判黃克功？作為一名優秀的劇作家，王興東決不會淺嘗輒止就此罷休，必定要想方設法給雷經天搬來更多“重壓之石”：審判黃克功是中央交給的任務，不但要接受，還要完成好。黃克功何許人？抗大大隊長，追隨毛主席從井岡山長徵過來的大功臣。他犯的什麼罪？戀愛不成槍殺投奔延安的進步女學生。對黃克功一案輿論上有什麼反應？一方面是陜北公學青年學生的憤怒聲討，一方面是紅軍戰友的據理陳情，還有國際社會和國民黨方面不懷好意的炒作。四面八方的壓力全部集結到了審判長雷經天這裏，使本來作為中立者的法官一下子成了這個案件的焦點，矛盾有了，衝突有了，戲劇性也就出現了，人物的動作也就來了，一切都水到渠成了。

　　對于影視作品而言，如果演員選擇與角色不適合，或者演員的表演功力有欠缺，再精彩的劇本也出不來令人印象深刻的人物。成泰燊的出色表演，為雷經天這個人物的成功提供了根本保證。實事求是地講，單從外形上看，成泰燊與雷經天的真實形象有很大差別。導演之所以選擇成泰燊來出演，看中的正是他身上的獨特氣質和深厚的表演功力。飾演陜甘寧邊區法官雷經天這樣的角色，對任何一位演員都是極大的挑戰，不但沒有樣板作參照，甚至沒有更多的史料供參考。事實證明，成泰燊準確把握住了雷經天作為黃克功案件審判長這個身份特徵。在不可能運用更多動作表演的情況下，成泰燊把功夫花在了臺詞上，諸如“不是一碗水端平，兩碗水都要端平”“不要推斷要事實，不要分析要證據”“我尊重每個人的權利，包括罪犯”這些本身就很精彩的臺詞，經他之口陳述出來，貌似含蓄平和，卻又充滿力量，讓人不容置疑。

　　不僅如此，成泰燊還用張弛有度、精到老練的表情動作，為觀眾展示了一個有情有義的法官形象，一個熱情堅定的革命者形象。作為法官，雷經天給人的外在表情是冷峻的、內斂的，但作為一個革命者、一個紅軍將領，他的內心同樣具有熱烈奔放的情感和堅定忠貞的信念。在對黃克功案件進行閉門合議的過程中，為了説服審判員之一、黃克功的戰友李興國作出正確判決，雷經天坦白道出了給自己判的“三個死刑”：“放棄優待紅軍、高人一等的舊法令，判處了我代表某個集團利益的死刑；我和黃克功是長徵路上的患難之交，判處了我感情用事的死刑；解除等待上司意見，唯上而定、唯命是從的思想，判處了我不想獨立審判、怕承擔責任的死刑。”字字句句，發自肺腑，舉手投足，情之所至。成泰燊對這場戲的處理，使影片達到了最高潮。觀眾能夠十分清晰地感受到，此時的雷經天雖然表情是相對平靜的，但內心裏已經是波濤翻滾，所以傳達出來的情緒是激揚的、熱烈的。影片中剛剛還振振有詞的李興國被他感動了，滿含熱淚地在判決書上摁下了手印。銀幕前的許多觀眾也被他感動了，跟隨著劇情和劇中的人物流下了眼淚。電影放映結束了，那個充滿法治理想的邊區法官形象仍然佇立在觀眾席中，佇立在中國法治建設的輝煌史冊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