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坐標裏的劇場文化視角

——評《舞臺上的新中國：中國當代劇場研究》

　　傳統的鄉土社會在逐漸瓦解，城市化進程也把一些新的文化生活樣式帶進人們的生活，劇場化的戲劇演出，便是其一。戲劇作為一種貼近現場的文化生活方式，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重視。舞臺上呈現的人物、故事、話語方式和審美特點，無疑讓人們在回溯歷史時有了更生動的線索和依據。由高音著作、中國戲劇出版社出版的《舞臺上的新中國：中國當代劇場研究》一書，便是這樣一部立足劇場、立意文化而情懷盡在歷史與當下的研究專著。

　　對戲劇歷史的認知，有縱向也有橫向的，有的關注作者，也有的關注文本或者一個特定時期的審美風尚，等等。當代戲劇史的重要特點，與以往相比，便是它與社會現實生活尤為密切而鮮明的互動。一方面，社會現實為舞臺提供了素材、提出了要求；另一方面，舞臺成為反映社會現實最直接的一面鏡子，體現了現實的另類表達。《舞臺上的新中國：中國當代劇場研究》一書，正是從此視角切入，給讀者呈現出一個新的歷史圖景。饒有趣味的是，這種呈現實際上是一種帶有互文色彩的演示——高音既把戲劇融入到社會大背景中來分析研究，又隨著社會歷史的變化發展勾勒出中國當代戲劇的改革與發展的線路圖。無論對于史論寫作還是歷史闡述，這樣的姿態都為讀者打開視野提供了很好的基礎。

　　比如關于話劇《明朗的天》的分析，作者依照這樣的方法，讓讀者更加透徹地了解了話劇本身以及當時社會的狀態。最後她判斷，它是時代的産物，是那個特定時期流放在舞臺上的紀念碑。作者並非單一地從時代的大背景來單獨考察每一個作品，而是用獨到的眼光來考察社會的動態。反過來，它給客觀地、歷史地評價戲劇找到了合理的坐標。關于《明朗的天》，學界基于曹禺自己的相關闡釋而多質疑和否定性的結論，高音則認為，這對作家和作品本身並不公正、客觀，作家的反思當然是重要參考，但絕不能替代辯證的分析和歷史的判斷。于是她重回作品本身，進入曹禺的作品世界，得到更為直接、鮮活、生動的認知，進而提出了“用時代本身的聲音來講述時代的歷史”的觀點。

　　該書的可貴之處還在于，在呈現大量的史料之外，它並沒有拘泥于材料或堆砌材料，而是從中爬梳、組織出一個個鮮活的歷史“故事”來。不僅思路嚴謹，而且語言平實，可讀性頗強。全書6個章節，分別對具有代表性的劇作家及其創作的劇目、戲劇運動與思潮，以及戲劇舞臺藝術等進行總結梳理、分析評述。每一章節，作者都會細致地交代社會背景，前人的研究成果及數據分析等，方便讀者更好地把握作者闡述問題的脈絡。作為學術著作，其視角、觀點乃至具體的敘述，都當得起“小書大作”之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