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眼于身邊普通人，讓創作更自由——岡田利規與李建軍的劇場探索

　　話劇《地面與地板》劇照 Misako Shimizu 攝

　　岡田利規的作品《三月裏的五天》在北京蓬蒿劇場以劇本朗讀的形式演出

　　岡田利規這個名字，對于大部分中國觀眾而言，顯得有些陌生。有關日本戲劇，大家比較熟悉的還是鈴木忠志、蜷川幸雄、平田織佐這些上了些年紀的“大咖”。不過，近日他的劇作《地面與地板》與《三月裏的五天》在北京蓬蒿劇場以劇本朗讀的形式演出，卻讓不少人對作品特有的質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此外，首度來華的岡田利規還與中國戲劇導演李建軍舉行了一場對談，共同探討在我們所處的這個時代，戲劇表達的不同之處。

　　岡田利規：語言獨特，追求下意識表達

　　1973年出生在日本橫濱的岡田利規，24歲時創建了名為“chelfitsch”的劇團——這個詞是岡田利規自創的，源于英文單詞selfish（自私的、利己的）。一般，幼兒在發音含糊不清時，就會把selfish念成chelfitsch。岡田利規以此作為劇團的名字，意在反諷以自我為中心又幼稚可笑的社會現狀與文化特徵。2004年，他以劇作《三月裏的五天》獲得素有“戲劇界芥川獎”之稱的岸田國士戲劇獎。除了戲劇創作之外，岡田利規還是一位小説家，他的小説集《特許時間的終結》在2008年斬獲了大江健三郎獎。

　　此番由中國演員朗讀的《三月裏的五天》，描寫的是2003年伊拉克戰爭期間，一對在東京六本木劇場內認識的青年男女，在觀看了一部具有反戰寓意的前衛戲劇後，到澀谷一家旅館裏共同度過的五天。前幾日，兩人關掉手機、不開電視，連彼此的姓名都不問。第三天，他們在外出吃飯的路上遇到反戰遊行隊伍，也將街頭巨大的電視熒幕中有關戰爭的新聞看在眼裏，但回到酒店，一切如常，好像什麼也沒有發生。第五天早晨，二人AA制付賬後離開旅館，從此各奔東西。

　　作品最大的特色在于語言的鮮活獨特，兩位主人公對話的節奏總是差著半拍，有些許答非所問的別扭，但情節卻在緩慢而有序地不斷推進。眾多的長句中，岡田利規近乎揮霍地用著時下年輕人常常挂在嘴邊的一個詞——貌似、好像，它精準地反映了説者的心理：一則是由于對自己所説的內容沒有自信，又暗含著某種試圖逃避責任的自我保護——我説的是“貌似”，可沒説肯定是那樣啊。同時，自由轉換的多視角敘述，更讓作品如實地呈現出當今日本社會無處不在的不安感。世界上發生了戰爭這樣的大事，而對凡事都漠不關心的年輕人來説，眼前的小事——萍水相逢後的沉溺、尋歡似乎才更重要。作為創作者，岡田利規不動聲色地將戰爭與和平這條主線編織在松散的對話中，那些重復的、邏輯上並不連貫的言語正表現了主人公躁動不安的內心。與對白相呼應的，則是演員們簡單、機械的肢體動作：搖擺、顫抖或是輕微地擺動，基本上他們片刻都不曾停下來。“我平時很喜歡觀察站在大街上閒聊的人，因為他們下意識做出的動作是最豐富，也最有趣的。比如有的人習慣端著肩膀，有的人喜歡兩腳交叉在一起，有的人總是不自覺地點頭，我特別希望把這些動作表現在舞臺上。”在岡田利規看來，肢體動作往往與人們所談論的內容無關，因此他和演員們在排練的過程中，著力最多的部分，並非根據文本進行表演，而是努力讓所有的動作看起來都像是在完全自然的情況下做出來的。“區別于繪畫是用顏料、紙筆作為工具，戲劇的創作就是以人作為工具，而無論臺上臺下，都同樣是人，這一點對我而言，是戲劇最吸引人的地方——人的身體是有記憶的，不同國家、不同時代的表達不盡相同，又都會伴隨著人們的生活繼續下去。作為一個導演，我注重每個人的不同質感，不會用所謂的‘戲劇方法’去訓練他們。我希望呈現的就是一種未經雕琢的狀態，這樣才能夠與觀眾進行最為直接的溝通。”

　　李建軍：用“凡人劇場”修改遊戲規則

　　與岡田利規的作品一樣，李建軍也在創作中不斷尋找和探索著新的劇場美學。畢業于中央戲劇學院舞美係的他，自2007年起參加北京青年戲劇節，先後推出了《背叛》《狂人日記》《美好的一天》等作品。在改編自魯迅經典小説的《狂人日記》獲得強烈反響之後，李建軍組建起自己的劇團，並以“凡人劇場”為目標，嘗試用創作踐行博伊斯的那句名言——人人都是藝術家。“‘日常’是我最感興趣的一個詞匯，人們最普通的日常生活有沒有戲劇性，有沒有價值，又能否成為創作的素材？”帶著對這些問題的思考，李建軍和劇團的成員在2013年夏天共同創作了《美好的一天》，作品由19個普通人對日常生活的敘述組成。演出時，劇場裏的每位觀眾手拿一部收音機，可任意選擇一位表演者的頻道，收聽他的故事。在李建軍看來，一部戲劇要把真正有價值的東西傳遞給觀眾，《美好的一天》不只是簡單的生活記錄，而是梳理個人體驗與城市變遷的內在關係，並在舞臺上創建一種比日常生活更為強烈的維度。之後，他受蓬蒿劇場委約，推出了另一部形式頗為有趣的作品——《25.3公裏》。40名觀眾乘坐一輛播放著各種聲音採樣的公交車，穿梭在跨年夜的北京城，從城市中心駛向郊區。當戲劇的時空被打破，演員與觀眾的身份差別被消弭，整個城市化身成為巨大的劇場，關于城市的那些別樣而溫暖的記憶則留在了每一位參與者的心中。

　　對話：每一代戲劇人有不同的任務

　　在對談的過程中，李建軍説起他去年曾經在德國看過岡田利規的《香草冰淇淋》，感覺非常獨特。如今站在觀眾角度，很想問對方一個問題——作為後輩，他與鈴木忠志、平田織佐等戲劇大師的創作有怎樣的傳承，又有怎樣的不同。“在我看來，鈴木忠志一直在思考如何以日本人的肢體，進行最具個性的舞臺呈現；平田織佐則是通過對日語語法的研究，從側面反映日本人的特點。可以説，在探索‘日本性’上，二人有相似之處，他們都強調日本戲劇的特殊性，旨在完成‘去西方化’的任務。”岡田利規回答説：“而我則是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對普通人的觀察之上，以他們為素材，創造屬于我的戲劇語言。這種方法看起來比前輩們的格局要小，他們是站在國家的角度，而我只是著眼于身邊，但事實也未必如此。我所背負的東西更少，不刻意強調‘日本性’，反而有了更大的自由。從不同的時代而言，前輩們通過他們的努力，已經完成了很多的探索，我們可以‘坐享其成’，更放松地去做跟人本身有關的戲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