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就是虎榜山了。山上有幾間破破爛爛的房子。我們一直叫它學堂，而不願叫它學校。感覺學校似乎是外面的世界，是陌生和無知的代名詞，而學堂就在家門口，不用擔心害怕什麼。我們的學堂主體是用老土墻加石灰造就，老土墻被白石灰刷得粉白。裏面有一年四季冰冷的石頭桌子，每個石頭桌子大約長1.2米，寬在50到60公分不等，很厚，離地面很低，而小凳子都是由同學們自帶。同學們的凳子有的高，有的矮，相互之間經常交換凳子坐。學堂的教室分兩排，一邊坐著幼兒園的小朋友，一邊坐著高年級的同學。

　　我每天上學，從山底下爬坡到山頂上，需要半個多小時，遇到刮風下雨，則要披塑料薄膜做的尖帽子衣服，光著腳丫，拄著竹棍子走上一個多鐘頭。若是遇到酷暑的狂熱天，我常常會用山泉將自己的頭發和褲子全部打濕，讓山風不斷送來陣陣涼意，讓透心的涼驅散骨子裏的燥熱。可見山上的學堂之于我的情感記憶何等的刻骨。

　　我和姐姐從幼兒園開始進入這個學堂。

　　山上的學堂，有人説以前這裏是座廟，有人説是誰家的祠堂，但誰也説不清這裏真正的歷史。這些都是從學堂附近含糊不清的老人那兒得來的。老人説不清，哥哥就更沒什麼記憶了。

　　哥哥在虎榜山上的學堂裏只念到小學三年級，勉強認得一些簡單的字。據説，哥哥上學經常和老師幹架，村子裏的人們印象最深的是哥哥夥同幾個孩子曾經抓沙子，撒向鼻梁架著黑邊框眼鏡的老師，之後就再也不進學堂了。于是那個老師通知了父母去學堂。後來得知那個胡子拉碴的老頭姓楊，是個代課老師，他不僅教過哥哥，還教過姐姐，是我同桌楊老五的父親。

　　我有個姐姐在學堂裏念到小學五年級畢業了。而另一個姐姐小學也沒畢業，大概是因為我要繼續念書而導致了她的學業提前荒廢吧。關于這個問題，我和姐姐曾經有過討論，原以為是她成績不好，她自願放棄學業。而姐姐的説法則是因為父母交不起幾塊錢的學費，她不願每期都成為申請免費的那個很沒面子的學生，還有一個原因是姐姐更不願老師每次留下來催交學費的學生中有她，她看見老師那張催交學費的臉與父母一時半會兒拿不出學費的臉，心裏比父母和老師都要著急，于是老師只好通知父母去學堂。父母又一次厚著臉皮放下農具從莊稼地裏趕去學堂，跟老師交涉，説好下次什麼時候將學費補上來。往往父母答應的時間，卻不一定能夠兌現。

　　于是姐姐決定不讀書了。

　　這樣，家裏就只剩下我讀書。

　　從幼兒園跨入小學一年級時，我已經八歲了。一年級至三年級，我的成績一直保持在班上前八名，這樣的名次走親戚時被人問到，也不會臉紅，因為班上一共有五十多名同學。似乎從四年級開始，我們班上的老師就像換鐮刀把那樣頻繁了，有時甚至半個月，也見不到老師。我們常常只能被其他班的老師招呼幾句自習，像一群沒娘帶的流浪孩子。家長們知道這種現象後對學堂也是埋怨聲起，但無濟于事。因此我的理科開始跟不上趟了。每次測試，很少及格，一直到小學畢業，數學都成了我難以啟齒的學科。

　　比起數學，語文倒成了我驕傲的資本，記得五年級的時候，班上來了一位名叫謝義超的代課老師，他個子小小的，穿的衣褲總是熨得平平整整棱角分明，看上去特別有氣質，尤其是他一手瀟灑的鋼筆字成了我當時效倣的對象。那樣娟秀的字體一定是影響過我字跡的，後來我寫的字幾乎和他的一樣，弄得他常常語無倫次不知該如何表揚我。同時，令謝義超老師感到欣慰的不是我學他的字如此神似，而是我的作文在那時所展現的與眾不同，一次次得到他的微笑認同，有時他利用一節課的時間講評我的作文，聽著他比村頭大喇叭裏更嚴肅的聲音朗誦出自于我筆下的語句，在五十多雙羨慕的眼睛裏，我真不知該做出何種表情。就是這位被我一本正經寫進過作文的代課老師，卻常常受班上幾個大高個子男生欺侮，有時在課堂上，他們會與謝老師扭打在一起，撕破衣服、抓爛臉皮的事時有發生。謝老師忍無可忍的是，那幾個成績很糟糕的大高個子男生可以罵他，但不能罵他的母親。謝老師説罵自己母親比傷他自己更疼痛。不知後來謝老師是否轉為正式的民辦教師，小學畢業後的一次趕集，遇見謝老師低著頭，挑著一擔大米走在街上，我很想上去喊他一聲，但我的步子終究沒有聽我使喚。

　　另一個有印象的老師叫何秀英，稱得上我的發蒙老師，好像當時是我們的班主任。每次全鄉的文藝調演通知下達學堂，她都會通知我去她的辦公室，問我是不是該出個節目去替學堂拿個獎回來？何老師應該是聽過我歌唱的人，加之她的家挨著我們隊，即使沒有經常聽我的歌，也在其他人那裏有所耳聞吧。她對我的信任助長了我的文藝細胞，所以她的笑容與眼神對我時常有所撫慰，那一定是其他同學眼睛裏沒有接收過的眼神與微笑。我有時會選擇獨唱的表演，有時會約上幾個同學，排練表演唱，那時我們學堂裏根本沒有專業的音樂老師，班上的音樂課一般情況下是誰會唱一首好歌誰就可以教大家唱唱。記得我排練過四個男聲不同聲部的演唱《黃土高坡》，現在想來真是鬥膽呀，對音樂一竅不通，居然選擇了如此復雜的唱法，在鄉中心校的舞臺上獲得掌聲陣陣，而且拿回的名次也不低。這樣一來，我就成了學堂裏的文藝積極分子，在低年級的同學眼裏，算是一個有點名堂的人，盡管我的學習成績很不出眾。

　　何老師除了對我表演上的認可，還為我主持過兩件公道的事情，在此不得不記錄。

　　一件是同學文先與另一個同學發貴在課堂上打架，課桌倒地將我的一支金星鋼筆壓碎，無奈之下，我傷心地將此事報告何老師。何老師鄭重地將我們仨通知到辦公室，先是將倆同學批評一通，然後問他倆怎麼辦？結果，倆同學低著頭，願意接受何老師的判罰。何老師責令他們下午不上課，陪著我去鄉上的供銷社買一支與受損同等的金星鋼筆。那支鋼筆花了五元錢，他倆一人賠了二元五。那條從鄉上到村裏的路，我們歸來時在細雨中走到了天黑……

　　另一件事，是放學路上與幾個女同學不知因為什麼發生口角，她們把我揍了一頓，我倒在路邊的玉米地裏呻吟，被路過此地的何老師扶起。第二天，幾個女同學在課堂上全部被罰站，她們躬著腰蓬頭蓋面的樣子，像是法庭上被審案的罪犯。

　　山上的學堂，偶爾也會遇到一點新鮮事。記得有一天鄉中心校來了一個初中班女生，是我們學堂一位同學的姐姐。她在我們學堂課間休息時，表演了一個節目，很多人圍觀，她唱的是：

　　把你的手兒拍一拍

　　快點跟我來呀

　　把你的眼淚擦一擦

　　笑容露出來呀

　　把你的頭兒甩一甩

　　忘掉那失敗呀

　　拋開了你的煩惱

　　一切從頭來呀

　　……

　　歌聲很有節奏，是我們在學堂裏的人從沒聽過的，她的手舞足蹈十分勁爆，後來才知她的行為叫“拍手迪斯科”。許久，有幾個面帶羞色的女生也加入了她的隊伍，人越來越多，幾乎整個學堂裏的人都跟著她搖擺起來了。放學後，我也高聲地唱著這首充滿律動的勁歌，飛快地朝家跑去，玉米地裏幹活的人攔住我問，為啥這麼高興？我説，我們學堂裏來了跳迪斯科的人。

　　這件事讓我們興奮了好久。至今還記得一個陰天的下午，學堂裏來了一個年輕的江湖藝人，他的特技是表演吃蛇。我們學堂的人全部搬出板凳集中坐在一起，圍成一個圈，看他在中間驚心動魄地吃一條扁腦殼蛇，那條蛇將他的舌苔咬得鮮血淋淋，他的舌苔腫脹得像一個大紅苕，怎麼也收縮不到嘴裏，我們在臺下緊張得一個個屏住了呼吸，時間慢得快要靜止，那個人的雙手終于將蛇的嘴巴控制住，然後吞了一支玻璃管水，舌苔一下子就恢復正常，縮回到嘴巴內。頓時，我們的驚叫聲沸騰了！顯然，那支玻璃管水成了魔術的神奇解藥。不久，同學中便有人找來了幾條小蛇，但他們沒有研究出玻璃管水，不敢模倣那個吃蛇人的玩法，而是趁機放入某些女生的課桌裏，他們僅僅玩了一回心跳。

　　關于那支神奇的玻璃管水，我們議論了好長一陣子。直到電視裏播放《武則天》，一個六年級的高個子女生，突然在頭頂盤了一個與武美人一樣的發式出現在學堂，我們的注意力才從吃蛇人轉向這個女生。她是我們唱《黃土高坡》裏面一個男生的姐姐，她的裝束的確很像武美人，課間休息時間很多男女生都不願與她走在一起，她行為上的大膽與誇張當時與我們的學堂格格不入，甚至與我們未知的外面的世界，都有可能尚屬超前，她因模倣武美人的裝扮成了學堂裏的焦點人物。

　　哦，山上的學堂，曾經我在場的好多事都想不起來了。當地老百姓其實不怎麼叫它學堂，叫沙堰塘。學堂背後有一座竹林掩映的堰塘，而堰塘的竹林間還有一口水井。夏天，我們渴了的時候，常用芋頭葉子去捧井裏的水喝，天旱年間，井裏的水常常發渾，我們卻喝得那麼甜。

　　有一年從兵營歸來，我帶著相機上山，只見山上的學堂早已被夷為平地，上面長滿了雜亂的野草與一排排桑樹。風把蟬聲嘶啞地送進我耳朵，陽光稀薄地打在臉上，倣佛有一種現實恍如隔世。學生娃娃都到哪裏去了？曾經那個披頭散發腰間圍著獸皮忽然隨風衝進教室的瘋子還記得這個地方嗎？我彎下腰，一地野草淹沒了我的膝蓋，舊年學堂裏的半片殘瓦也沒尋到，走著走著，年少的心就徹底荒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