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狼圖騰》與跨國電影的作者論

□ 李道新

電影《狼圖騰》海報

　　不得不説，在這樣一個信息暴漲、多元交互的網絡時代，電影更是一個全球化産業和世界性媒介。作為一部中法合拍、多國參與的跨國電影，《狼圖騰》的生産和消費，也必然是一個超越國族與地域，橫跨歷史與文化的復雜係統。在此過程中，無論生産主體還是消費主體，都不可避免地置身于反復對話、不斷遊移的運動狀態。但遺憾的是，在中國，針對《狼圖騰》的不可遏制的話語增殖，彼此之間雖然能夠達到一定程度的相互理解，卻也出現了一些自説自話的對抗局面，甚至産生了上綱上線的話語暴力，隱隱中疑似“文革”幽靈再現。這當然不是大多數人願意接受的，也不是電影批評的一般路徑，更不是電影工業的正常狀態。

　　實際上，把《狼圖騰》當作由電影作者讓-雅克·阿諾執導的一部跨國電影，比把它簡單地看成一部中法合拍片甚或一部國産電影更為接近這部影片的思想文化屬性，也可部分回應中國輿論場裏許許多多或求全責備、或借題發揮的聲音。也就是説，《狼圖騰》的全部復雜性，主要源自這是一部跨國的作者電影。

　　早在2012年8月，讓-雅克·阿諾就在“時光網”專訪中指出，每位讀者對文學作品的感受都不盡相同，改編只能忠實于自己對原著的看法；而且，完完全全忠實于原著是不可能的，但這正是改編的魅力；與此同時，他還不忘強調：“如果要拍成電影，那就應該是導演做主。”在去年5月“搜狐”文化頻道的專訪中，這位為《狼圖騰》放棄《少年派的奇幻漂流》的法國導演，仍然實話實説：拍這部投資四千萬美金（折合人民幣約2億5千萬）的電影，只是順從自己的內心，不會刻意取悅任何人；中國投資不會影響他的“創作自由”，“我所有的電影都是享有創作自由的，至今沒人能夠影響我。”他還表示，中國的審查制度也並沒有影響到《狼圖騰》的劇本創作和制作過程，一個電影作者所能擁有的最終剪輯權，也始終牢牢地掌握在他自己手中。在首創電影“作者論”的國家裏，讓-雅克·阿諾甚至比同樣著名的呂克·貝松更加堅定並執行著自己的作者身份，也更加成功地建構了一個只屬于自己的電影王國。

　　作為一個電影作者，讓-雅克·阿諾以其對多樣文化的熱愛與跨國電影的運作享譽世界影壇，特別是在他自己最關注的人與環境、人與動物之間和諧平衡的主題方面，可謂天下獨步。這也是中國資本願意選擇他執導《狼圖騰》的關鍵原因，甚至可説是毫無異議的眾望所歸。但即便如此，在特定的中國語境裏，要想真正讀懂讓-雅克·阿諾，仍然是非常艱難的。就像他會把原著作者姜戎及其作品主人公陳陣從北京下放內蒙古的歷史遭遇，跟他自己年輕時從巴黎去到非洲喀麥隆服兵役的個人經歷進行類比一樣，其中的許多歷史文化背景和個人生命體驗，其實都是似是而非，因而無法同日而語的。我們非常願意接受他對各種文明和地域人種的由衷喜愛，但很難接受他有意無意消除國族、宗教甚或生活方式與語言表達之間差別存在的既定事實；同樣，我們能夠理解他對觀眾“從人的角度”去觀察狼的行為的期待，但無法理解他這種“從狼的角度”去展現“狼之心”和“狼之魂”的電影方式；特別是當這些生活于草原的蒙古狼，又被定位于蒙古人的圖騰崇拜與“文革”的歷史維度之時，狼之“心”“魂”到底意味著什麼呢？

　　讓-雅克·阿諾是聰明的。盡管在影片開始，被狼“迷住”的主人公陳陣，以第一人稱心靈獨白的方式，表述過“我”由此推開了“通往草原人民精神世界的那扇門”，但這只是導演對帶給他生命喜悅的草原和狼的致敬，跟“草原人民的精神世界”其實沒有太大的關聯性；讓-雅克·阿諾真正關心的，不是千百年來蒙古人的圖騰，也不是“文革”時期的特殊的歷史記憶，而是抹平了文化差異和時間長河的一種普遍的精神，是他自己對另一種更加純粹的生命狀態的癡迷。如果説，被狼“迷住”的原著作者及其主人公，其實是因被動和孤獨而走進了狼的世界，通過從不屈服和向往自由的文字想象，虛構了一個朝向功利主義的命運哲學的“狼圖騰”，那麼，讓-雅克·阿諾電影裏的“草原”和“狼”，卻是更具草原氣質與狼之本性的一種詩意存在。在廣袤的草原與蔚藍的天空，疾風一般奔跑與壯士一般赴死的，其實是讓-雅克·阿諾刻意追尋的充滿極致的個人生命體驗與地球生態圖景，也就是那一幅幅畫面中草原狼永駐世間的孤傲的身影。

　　跟從前一樣，通過電影《狼圖騰》，讓-雅克·阿諾仍然保住了自己的作者身份，並且成功地借用了跨國電影刪繁就簡、我行我素的文化策略。在上述搜狐文化頻道的專訪以及今年2月“時光網”的最新專訪中，讓-雅克·阿諾也在一直強調電影作為一項全球産業所應具有的“世界性”，他認為合拍片猶如美妙的“跨國婚姻”。因為包括李安的大多數作品在內，跨國電影呈現的也是一種世界性的語言，它不屬于某個特定的國度，而這也正是跨國電影的“美感”所在。

　　誠然，“跨國婚姻”有其美妙的一面，但也不無痛苦的先例；完全由其中一方順應內心自由做主的婚姻，其“美妙”的程度終究還是要打些折扣。對于類似《狼圖騰》這樣的跨國電影來説，雖然它的版權不單單屬于某個特定的國度，但它的精神文化氣質只屬于“典型的法國人”讓-雅克·阿諾。對于這樣的電影作者，跨國電影的“美感”當然十分彰顯。問題在于：電影作者在跨國電影裏講述的那些充滿個性色彩的異文化故事，到底是張揚了同質化的文化選擇，還是遮蔽了全球文化的多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