懺悔為何姍姍來遲？

——紀念德國作家、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君特·格拉斯

□ 文/威廉·吉拉爾迪〔美〕 編譯/王琪峰

君特·格拉斯

　　個人歷史差強人意、一生走過幾許彎路，這種類型的巨擘在文學界和知識界中，名單可以列出一長串，不過他們並非全都十惡不赦：諾曼·梅勒（美國著名作家、兩屆普利策文學獎得主）酒後誤傷妻子，與馬丁·海德格爾（德國哲學家）熱衷于納粹主義不可同日而語；海明威無謂地宰殺野生動物，也不能和埃茲拉·龐德（美國著名詩人）為墨索裏尼鼓與呼相提並論——但是坐在安樂椅上的後人卻可以對他們一視同仁地厲聲喊打。然而，有一點人們實在不應忘記：作家的個人過失，與他作品的成功與否毫無聯係。

　　剛剛去世、享年87歲的德國作家、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君特·格拉斯，2006年在他的回憶錄《剝洋蔥》發表之前告訴一家報社，他曾是邪惡的納粹武裝力量德國黨衛軍的一個兵。不出所料，他的承認在政治與文學界樹敵一片，因為在此前很長時間裏，格拉斯一直被視作德國的道德標桿，是這個迫切需要嶄新人格的國度的良心。

　　戰爭結束不久，隨著納粹集中營裏的屍體計數持續攀升，德國人被綁在了恥辱柱上，大多數人陷入了沉默，而格拉斯則是反對噤聲不語、反對尋找托詞者中的一員。因此，他曾經加入納粹黨衛軍的這番遲來的懺悔，理所當然地意味著：這位寫下《鐵皮鼓》的著名作家，這位敢于直言的德國文學的代表，自己本身就犯下了緘默之罪——他假裝虔誠、故作偽善、戴著聖潔的面具進行自我兜售。

　　《剝洋蔥》對格拉斯在戰爭期間所處的情勢解釋得很清楚，他從未有意要加入黨衛軍，當時他不過是個17歲的男孩而已，甚至還夠不上喝威士忌的年齡。由于受了戰爭宣傳的蠱惑，對黨衛軍的真實意味，對黨衛軍在希姆萊統治下罪惡滔天的歷史，他毫不知情。兩年前，出于男孩子對船只的喜愛和對戰爭天真的一知半解，15歲的格拉斯應徵成為納粹德國空軍的輔助人員。此後他沒當上自己夢寐以求的潛艇兵，卻被招進了黨衛軍。格拉斯一直沒想到自己成了精英殺人部隊的一員，直到他不久之後在德累斯頓的戰事中結束了軍旅生涯。那時德國已經輸掉了戰爭，格拉斯沒開過一槍。

　　在回憶錄中，格拉斯確實羞愧難當地承認他曾對元首抱有好感。他6歲時，希特勒開始散布神話般的、民族主義的鼓動宣傳，其目的之一就是號稱要拯救在一戰中蒙羞的德國人。就其概念、方法論和對受羞辱者的利用而言，第三帝國就是宗教式的煽動和表演逼真的戲法而已，除此無他。瓦爾特·本雅明（德國思想家、哲學家和文學批評家）就曾表達過這個觀點：法西斯主義是一個堂而皇之的劇院，臺下的市民自願放下疑慮，因為他們易受蒙騙、自感不平，並且需要那個許諾給他們的結局。

　　要理解一個國家為何會被一個獨裁者的表演戲法給徹頭徹尾地蒙騙，仍然是件棘手的事。“提出難題很容易，弄不明白自然就會問，”詩人奧登曾寫道：“可是這答案/要記取它卻難而又難。”格拉斯年輕時對元首的崇拜並不難于理解，原因恰恰在于他當時的確就是那樣的一位青年，和所有既容易被感召又不明就裏的年輕人一樣，無從知曉希特勒對歐洲的猶太人準備實施的種族滅絕計劃。

　　父親對他的漠不關心使格拉斯尤其顯得少不更事——永遠不要低估父親的忽視給男孩造成的傷害。《剝洋蔥》裏有一幕最令人難忘：16歲的格拉斯周末放假回到家中，躺在父母臥室隔壁房間的沙發上，他們交媾的聲音令他苦惱不已。同樣的事情也曾經發生在年少時的卡夫卡身上：他父母淫蕩的呻吟聲簡直快要讓他發瘋。對格拉斯而言，他不過是想借此告訴世人，他起先是出于何種緣故而要離開這個逼仄局促、缺乏愛心的家。

　　隨著越來越多真相的揭示，格拉斯的回憶錄變成了在那個大半個地球都發生著巨變的時代裏，一個男孩迷茫困惑的真實寫照。該書探究了記憶的機理，這些機理成了格拉斯真正要表述的主題。“記憶就像玩躲貓貓，像匍匐而行，”他寫道，“它易于滔滔不絕，喬裝打扮，常常並不是出于不得已。記憶會自相矛盾，盡管它誇誇其談，卻總是我行我素。”令格拉斯煩惱的記憶並未有所減輕：“所以我寫下尾隨其後的不雅與恥辱。”為了寬恕那個莽撞的17歲男孩，這位老人苦痛萬分。那時的他，不會正確地開槍，會將果醬灑到褲子上，不知道他所愛的人們的命運，自己流落到俄軍的戰線後方，被彈片擊傷。

　　回憶錄經常轉換成第三人稱，因為格拉斯試圖從正確的角度看待他的罪過。敘述中最讓人深思的，是那些對他所遭受的饑餓和孤獨進行詳細描述的片段——在臨時醫院裏養傷，在德國戰敗後的美國戰俘營，在德國天氣寒冷、人情淡薄的鄉下，他四處流浪，找尋工作，打聽消息，不知道家人在俄國人的攻打下能否幸免于難。後來他會知道他的父母確實活了下來，再後來他會得知德國戰俘營的看守姦污了他的母親，她在世時“對于她被強暴的時間和次數從沒透露過半點消息”，而直到她去世以後格拉斯才得知，她是如何“將自己獻給”那些惡棍以保護格拉斯的姐姐的。數十年來，這些事實令他無地自容，“真相大白卻久久縈繞不散”。

　　自從格拉斯2006年自我披露以後，人們對他提出的責難是，如果他確實無辜，為什麼卻沉默了幾十年？他為何不早點兒寫出真相？在《剝洋蔥》中，答案十分明確，盡管那還是説服不了成心要詆毀他的人。他之所以保持沉默不是要陰謀攫取諾貝爾獎，無論怎麼説這麼幹都只能是徒勞；而是因為他一直在學著如何寬恕自己，學著如何講述自己那苦不堪言的青春。美國小説家約翰·艾文為格拉斯辯解時説得沒錯：“好作家在寫下重要的東西之前不會走漏風聲，不會在下筆之前就先把故事講出去！”

　　那些歇斯底裏的評論家們——包括法國公共知識分子貝納昂黎·雷維和美國文藝評論家克裏斯托弗·希欽斯在內——抨擊格拉斯未將應徵入伍的真事寫出來，他們根本就是誤判了這位作家的真實心理，誤判了他將命運多舛的過去落成永世留存的篇章時所需要經歷的崎嶇心路。“經過了一段時間之後，”格拉斯寫道，“我才漸漸明白並心有遲疑地承認，自己在不知情的情況下參與了那個遺禍多年的罪行，那個沒有任何訴訟時效可以適用的罪行，那個至今依然讓我深感痛楚的罪行。”

　　從某種程度上説，格拉斯已經發表的20余部著作——主要的是小説如《鐵皮鼓》《貓與鼠》和《狗年月》（合稱“但澤三部曲”），但也包括劇本、詩歌和散文——都是格拉斯為了在《剝洋蔥》中向我們揭示真相所做的準備，是小説、戲劇和詩歌形式的練兵，好為他泄密自己個人歷史上的種種不端做好準備。然而在人生的一切不易得來之物中，寬恕的來之不易尤其為甚。

　　“很清楚，”格拉斯寫道，“我是自願服役的，我的所作所為不能歸結于年少無知。”可也許你還是想問：我們中有誰願意因為年少時的莽撞和瘋狂而背負一輩子的污點？“年輕是一種錯。”英國作家本傑明·迪斯雷利如此寫過。而這世界之美，部分就在于我們大多數人都會長大，都會超越那些年輕時所犯的錯誤，建立新的自我。格拉斯的錯誤，將他自己卷入了20世紀那場最為可怕的浩劫之中，為此他給自己銬上了恥辱的枷鎖，盡管還是有人會説他銬得不夠及時。

　　“記憶中以濃縮的形式所保存和流傳的，”格拉斯在這本回憶錄中寫道，“與故事交織混合到了一起，不管這故事是如何講述的。”這個故事——格拉斯本人的故事，以及他作品中的故事——一定程度上正是一位藝術家如何整理國家與個人劫難的故事，它將成就文學史上的耀眼豐碑，相比之下，那些針對他個人過失的趕時髦的指責只會顯得黯然無光。

　　在為格拉斯的《論寫作與政治》所做的序言中，薩爾曼·魯西迪（印度裔英國作家）恰如其分地寫道，格拉斯的書“為讀者開啟了很多扇門，頭腦中的大門，其存在是讀者們所始料未及的”，他還論及格拉斯“對這個世界進行想象和二次想象的能力”。的確，正是這種能力——對想象的崇高理解，作品中內在的道德審判，以及文字深入直抵晦暗不清的自我棲息之所——決定了一位作家的品格和價值。

　　（作者為波士頓大學所辦文學期刊《烈火》編輯，著有小説《忙碌的怪獸》（2012年）、《抓住黑暗》（2014年），現居于波士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