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 天津大劇院把打工詩歌引入劇場、舉辦《我的詩篇》詩會引發論戰

　　【觀點】 機械地、單一化地認識打工詩歌，注定會走進一條尷尬的死胡同

　　最近，天津大劇院把打工詩歌引入劇場，運用紀錄片和無主持人、無轉場的編排等形式，試圖對打工群體的“身份寫作”進行新的探索。可是，這樣的探索卻因大劇院的“高雅藝術殿堂”性質，被指與工人無關、打工詩人離開工友聚居的地方使其詩歌失去了價值和意義。

　　果真如此嗎？我讀了論爭各方的觀點，比如《炸裂之後的沉默，打工詩篇已死于舞臺》《誰有資格宣判打工詩歌的死刑》等多篇針鋒相對的文章，其中所涉從身份寫作的地點、意義生成的場域到寫法等諸多方面，都展開了爭論。質疑者，大致認為打工詩歌有自己的生存語境、獨特寫法和價值體現形式，登上“大雅之堂”實在是自我戕害。支持者主要立足于打工詩人的個體權利和詩歌的精神性特點，認為打工詩歌走進殿堂未嘗不可。然而，我的感覺，過度強調或解讀身份的內涵，殊無意思。

　　首先，身份之爭是一個偽命題，因為身份不是非黑即白、非此即彼，而是交叉疊置的，工人與詩人、父親與小販、素食主義者和亞洲人，等等，從來不矛盾。單一地強調身份差異乃至衝突，是很粗暴的。在這一點上，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馬蒂亞·森在著作《身份與暴力：命運的幻象》中就説過：“暴力往往孕育于這樣的一種認知，即我們不可避免地屬于某種所謂唯一的——並且往往是好鬥的——身份，該身份不容置疑地向我們提出極其廣泛的要求。”很多時候，我願意理解概念、命名的産生，實為限定和清晰、便利表達。但是，在很多時候，單一、狹隘甚至工具化的身份強調，實在有太多乖謬甚至荒誕之處。比如，割裂人的其他身份屬性，有意無意地産生孤立或對立。又比如，刻意把打工詩人所處的廠礦環境、艱難處境描摹為單一的、不可改善的場景，從而造成一種幻想的歸屬感，卻不知任何歸屬感本身都是有排他性質的。

　　其次，除了前提不成立，多數時候，類似“打工詩人”的表述，囿于表述對象（特別是文化水平或話語權力有限的社會群體）自身的地位、處境等，往往難以避免被他者命名、代言的尷尬。這個書寫的悖論，本身就表明“打工詩歌”的能指所在，並不一定就跟“打工者”或“打工詩人”的訴求完全吻合。盡管特定的詩歌在特定場合可能會更容易産生共鳴，但詩歌的內涵卻不會因身份、地位、場域的變化而轉移。不管任何身份的人，他寫詩歌，他體驗生活，並不因為他身上的標簽而有新的增減，反而是他作為獨立自主的人在改善生活和追求精神的豐富性上，有著一種更廣泛意義、更普遍的文化認同。

　　最後，打工詩人寫詩獲得認可，這有何不可呢？既然身份只是標識，又可能有交叉疊置，其內涵的泛傳播自然無礙，又何來消解其身份呢？退一步講，任何個體都有獲得公平發展、展示才華的機會；倘若因“打工詩人”的身份就必須永久地被綁架在“打工”之上，這是多麼荒誕可笑的邏輯。再退一步説，打工題材的詩歌創作，能深入生活，深入體驗企業、廠礦的生存環境和工人們的生活，那自然是很好的；但它同時又是精神性的活動，它的體驗和刻畫未必一定要在特定環境中才有力量、才有意義和價值。機械地、單一化地認識打工詩歌，注定會走進一條尷尬的死胡同。誰説打工詩歌不能進入大劇院！（關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