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抗日烽火已息，但民族記憶猶存。7月7日，在中國國家博物館職工合唱團《義勇軍進行曲》與《保衛黃河》激昂的旋律聲中，中國國家博物館隆重推出“抗戰與文藝：紀念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館藏文物係列展”。文藝與抗戰展、延安電影團史料展、抗戰木刻展、抗戰攝影展、梁又銘抗戰美術作品展5個展覽，以1109件套（近700件套為首次展出）歷史文物、美術和攝影作品、歷史照片等強大館藏陣容，反映抗戰文藝對抗戰勝利的偉大貢獻。 

　　每一件展品都有故事，都是一個研究課題 

　　走進展區，抬眼望去，一頂巨大的降落傘懸挂于展廳外的天花板上。這，並非裝飾，而是一件抗戰時期的特殊文物：八路軍129師獻給慶祝中共七大召開的彩繪降落傘，經129師美術工作者將抗日的戰績以及慶祝中共七大召開的祝賀，畫于1939年10月擊落日軍戰機所繳獲的降落傘上。 

　　由抗戰時期有關文獻、題詞、繪畫、歌曲與戲劇、漫畫、連環畫、窗花、郵票、證章、傳單、墻報、錦旗、文藝圖書報刊等組成的文藝與抗戰展，用近475件套展品，形象地反映了抗戰文藝的各個方面。其中，刊載于《文藝突擊》1939年第1卷第1期的1938年8月毛澤東為延安戰地文化資料展覽會的題詞“發展抗戰文藝，振奮軍民，爭取最後勝利”，1940年9月29日周恩來為中華職業教育社王席君的題詞“筆戰是槍戰的前驅，也是槍戰的後盾”，1941年于右任、梁寒操、馮玉祥、李濟深、黃炎培、郭沫若、茅盾為沈鈞儒題詞的《與石居》手卷，1937年印制的揭露日本侵略中國的“國難地圖”傳單，1941年晉察冀軍區授予狼牙山五壯士宋學義的“堅決頑強”獎章，1945年中華民國郵政總局發行的“平等新約”和“臺灣光復”郵票，中共七大期間朱德為悼念抗戰烈士書寫的“浩然正氣”錦旗等，均尤為珍貴。 

　　1945年鄧穎超代表周恩來贈送柳亞子的延安木刻窗花，是中國國家博物館副館長陳履生在展覽新聞發布會上特別提到的展品之一。“這裏展出的每一件展品都有故事。當時為什麼贈送窗花？又為什麼是木刻的？這都是可供研究的課題。”他進一步説：“作為抗戰時期的重要宣傳手段，木刻藝術衝鋒在前，有著很大的影響。” 

　　木刻版畫因制作便利、可大量復制、視覺衝擊力較強，成為風行抗日根據地與國統區的藝術宣傳品。抗戰時期的邊區木刻創作，作品取材廣泛，類型豐富多樣，風格質樸簡潔，圍繞抗日軍民生産、生活和戰鬥，生動表現了抗日軍民的英勇鬥爭，承擔起文藝抗戰的歷史使命。 

　　其實，此次係列展專門設置了抗戰木刻展，展出抗戰時期以延安魯藝木刻工作團為主的木刻作品及有關文獻文物146件套，首次展出的為51件套，反映了抗戰時期延安文藝工作者在延安文藝座談會講話精神指引下，就地取材，用最簡單的工具和最容易獲取的材料，以木刻的方法創作出一批代表這個時代的版畫和年畫，走出了一條民族化和大眾化的藝術道路。 

　　檢閱國博革命文物的收藏成果 

　　70年前，在中華民族面臨生死存亡的關頭，廣大文藝工作者結成抗日統一戰線，擔負起喚醒民眾、實現民族救亡的文藝抗戰使命。他們走出書房、畫室，投身到火熱的民族救亡運動中去；他們熱情謳歌全民抗戰運動，憤怒鞭撻日本侵略者的滔天罪行，形成了轟轟烈烈的以救亡圖存為主題的抗戰文藝，為振奮民族精神、鼓舞民眾堅持抗戰，堅定人民抗戰必勝的鬥志和信心，發揮了重要作用。 

　　時間轉瞬即逝，在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之際，將持續至9月30日的“抗戰與文藝：紀念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館藏文物係列展”，可謂多角度、全方位地再現了廣大文藝工作者以文藝為武器，在抗戰時期所發揮的齒輪和螺絲釘的作用——延安電影團史料展主要展出延安電影團拍攝的珍貴歷史照片138張、相關文物17件，都是首次展出，係統反映了中國共産黨建立的第一個電影機構延安電影團的歷史發展；抗戰攝影展從中國國家博物館館藏的數萬張抗戰時期的原版照片中精選出具有代表性的方大曾、沙飛、石少華等著名攝影家抗戰時期的攝影作品233張，另有8件相關文物；梁又銘抗戰美術作品展展出了抗戰時期國民黨軍旅畫家梁又銘創作的抗戰題材的水墨畫41件、水彩畫14件，以及梁又銘收藏的37件歷史資料，形象地反映了國民黨正面戰場的抗戰情況，尤其是中國空軍將士英勇抗戰、誓死衛國的空戰場景。 

　　通過這個展覽，能夠讓公眾更加了解延安文藝座談會以來，革命根據地的文藝所發生的變化以及共産黨文藝事業的發展和文藝隊伍的壯大，對于研究20世紀文藝的發展變化與對新中國文藝發展的影響，提供了最為直接的重要史料和最能説明問題的論證，中國國家博物館館長呂章申為此表示：“該大型係列展的舉辦，檢閱了中國國家博物館自新中國成立以來60余年間在徵集、收藏、保管革命文物方面的成果，表現了我館在研究、利用館藏文物方面的不懈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