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傅抱石與錢松嵒、張文俊、宋文治（左三）等于國慶節前趕回南京（在上海虹橋機場創作大畫），此為上海民航局領導在機場送行時所攝

　　江蘇省國畫院是新中國第一批成立的四家公立畫院之一，上世紀60年代，江蘇省國畫院與以西安為中心的西北美協成為新中國畫壇上的兩個地方重鎮，佳作頻出、盡領風騷，共同構成了新中國初期中國畫改造最耀眼的亮麗景觀。宋文治就是江蘇省國畫院具有代表性的一位畫家，他的藝術創作歷程與社會影響力持續時間比較長，在20世紀新中國畫史上重要的轉折階段，他都創作出了具有重要影響的力作，所以説，宋文治雖然活躍在地方畫壇，但是藝術影響卻遍及全國甚至海外，他是20世紀的中國畫大家。宋文治與江蘇省國畫院之間淵源深厚，他中年入畫院得與傅抱石、錢松喦諸老交遊共事、切磋砥礪，得益于這個群體影響力的連帶波及，獲得了成長與成名的機緣，並成長為畫院重要的創作力量；晚年宋文治又成為江蘇國畫院的代表性畫家和重要的領導者，為新時期延續江蘇省國畫院的社會影響力以及傳統中國畫的發展與弘揚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1956年，國家為了推動傳統藝術的傳承、解決舊社會老畫家的生活問題，中央政府決定在北京和上海各成立一個國畫院。當時還在江蘇省南京師范學院任教的藝術大家傅抱石已經在全國産生了一定的社會影響，所以上海國畫院籌備處決定從江蘇省借調傅抱石到滬任職上海中國畫院的副院長。江蘇省文化部門也聞風而動，馬上報經省委決定：以此為契機，整合本身文化資源，匯聚省內繪畫力量，籌建江蘇省國畫院，並任命傅抱石為院長。這時的宋文治還在江蘇省安亭師范學校任教，但是在藝術上他已嶄露頭角——1955年他創作的《桐江放筏》和《黃山松雲》入選全國國畫展覽，並于翌年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介紹；他1956年創作的《植樹造林 綠化祖國》參加“江蘇省國畫展”並獲三等獎。1957年，舊交劉海粟寫信向江蘇省文化部門有關領導推薦宋文治，這年宋文治調入江蘇省國畫院工作，任職副畫師兼院長傅抱石的秘書。

　　1960年，江蘇省國畫院正式挂牌成立，其後的第一個重大舉措就是報經省委同意，由院長傅抱石率團開展了二萬三千裏的寫生活動。寫生團由13人組成，院長傅抱石帶隊，成員有院裏的老畫家錢松喦、于彤甫、丁士青、張晉四位，連同傅抱石五位都是年齡在五十歲以上的老畫家，號稱“五老”。另外配有藝術學院的五位青年師生隨行，他們的任務是學習並分別負責照顧“五老”。寫生團途經河南、陜西、四川、湖北、湖南、廣東六省十余市，沿途參觀、訪問、寫生、創作、交流，為期三個月，這是在當時全國美術界開展中國畫寫生的時代大背景下，探索中國畫轉型的一個重要舉措。寫生團中副院長亞明、辦公室主任魏紫熙、秘書宋文治都是四十歲左右的青壯派，畫畫的同時還要兼管生活及隨團具體行政事務。此時的宋文治在畫院還屬于小字輩，“五老”都是在民國時期就已經在地方具有影響的老藝術家，所以他還要做好服務工作，並不能完全投身于畫畫。這時的宋文治具體擔任寫生團行政事務主管，負責聯絡沿途食宿、路線、票務、用車等具體事情。宋文治晚年回憶起這段歷史來很感自豪，他説當時正處在全國鬧饑荒的上世紀60年代，連同“五老”共計一十三人，行程兩萬多裏，為期三個多月，沒有在安全和食宿上出問題，這個很不容易，可見宋文治是費了心力的。

　　1961年，中國美術家協會與江蘇省分會聯合舉辦寫生團匯報展覽“山河新貌”，轟動了京城畫界，影響也波及全國。宋文治這時在藝術上正處在40歲銳意進取的年齡，跟隨傅抱石、錢松喦等前輩請益，又得江山之助，他在這次寫生中創作了《山川巨變》《廣州造船廠》等重要作品，展出後産生了巨大的社會反響。展覽之後，這幾幅作品又在重要的刊物上發表傳播，其中《山川巨變》被由中國美協主編、北京電影制片廠拍攝的《畫中山水》作了介紹，該片同期介紹的都是像傅抱石、關山月、李可染、錢松喦等老一輩畫家。這個時期宋文治的作品《太湖春潮》被印成單幅畫在全國發行，再版十余次。此外，宋文治還與葉淺予、黃胄、石魯等大家一起被人民美術出版社列為藝術家畫集出版選題，他也參加了中國美協組織的寫生活動，還與傅抱石、錢松喦等藝術家一道為人民大會堂、上海國際機場等地繪制陳列畫，可以説，這批新作奠定了宋文治在江蘇國畫院乃至新中國畫史上的地位，上世紀60年代尚在中年的宋文治便一躍而成為江蘇國畫院的代表性畫家。

　　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中國山水畫壇，呈現出“紅色”題材與“小青綠”風格山水畫在色調與風格傾向上興替互補的格局，北京畫院、上海畫院與江蘇省國畫院等畫院係統成為“小青綠”風格的代表創作群體，宋文治無疑是這個時期、這個類型中具有代表性的重要畫家。與江蘇省國畫院群體中的其他成員相比較，宋文治的作品除了《長徵第一關》《梅園長春》等為數不多的“紅色”係列山水之外，他更多還是描繪新中國建設場景的“小青綠”一路。同時宋文治也更擅于表現江南水鄉題材，他筆下的湖光山色、杏花春雨、小橋流水、陂陀堤岸成為江南景致的經典，溪亭煙村、水邊林下、漁舟古鎮，這是宋文治山水畫取材的本色行當，他為此享有了“宋太湖”之美譽，可以説，代表了江蘇省國畫院這個南方藝術創作機構的地域風格面貌。上世紀70年代，宋文治又陸續推出了《太湖清曉》《太湖之晨》和《太湖新裝》等作品，並屢次在全國和省級美展中獲獎，同樣也以單片畫的形式出版發行，影響深遠。1965年傅抱石去世之後，宋文治這些作品與錢松喦的《常熟田》《湖田新綠》以及魏紫熙的《黃洋界》等，共同代表了江蘇省國畫院在上世紀70年代的主要成就。1979年，宋文治還創作了“小青綠”風格的《揚子江勝景》，是繼北京畫院與上海畫院的創作群體之後，把這一畫風延續到上世紀60年代直至上世紀70年代末的主要藝術家之一。

　　“文革”結束後，1977年江蘇省國畫院恢復正常工作，宋文治以其在藝術上的傑出成就被任命為副院長。進入新時期，江蘇省國畫院仍然是國畫界的一方重鎮，藝術活動與成就仍不失為全國一處亮點。1985年，江蘇省國畫院院長錢松喦逝世之後一直到世紀末，宋文治更無疑成為江蘇省國畫院的主要代表性藝術家。這一時期尤為可貴的是，宋文治的藝術探索腳步並沒有止息，他再次煥發出藝術的青春，也像齊白石一樣在藝術上又進行了一次重要的衰年變法，他把自己藝術創作取材的重心進一步突破了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的江南山水，由江南水鄉轉到黃山煙雲與巴山蜀水；在技法上他逐步放棄原來的用筆與施墨方法，進一步強化水墨的表現功用，探索潑墨與潑彩，可謂老樹著花、再開新境，宋文治這個時期走進了他藝術生涯中的最後的輝煌時期，也顯示了江蘇省國畫院的藝術活力與實力。

　　新時期，宋文治作為江蘇省國畫院的代表藝術家，在藝術行政事務中，廣泛參與全國性的重要藝術活動，為全國政協、外交部和北京飯店等國家重要部門場館繪制作品，他的畫作多次被黨和國家領導人作為國禮饋贈給國際友人。宋文治晚年還堅持多次到國外舉辦展覽、並遊歷講學，參與國際藝術交流活動，為發展弘揚中國畫藝術、傳播中國畫藝術在國際范圍內的影響作出了重要貢獻。晚年的宋文治已經不再僅僅是江蘇省國畫院的代表性畫家，同時也是當代中國畫藝術的重要代表性藝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