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劇《日出》金湘謝幕　淩 風 攝

　　◎ “決定一部音樂作品成敗的，並非是作曲家選用了什麼樣的載體（歌劇、交響樂、室內樂等）,重要的是作曲家站在怎樣的高度，用一種什麼眼光、以一種什麼心態，來審視宇宙、社會、歷史，通過內心真情流出的音樂去謳歌人性的真、善、美，鞭撻人性的假、醜、惡！在給世人以音樂美的享受的同時也感悟到了生命、宇宙、歷史、社會的真諦。一句話，音樂作品本身的質地與品格決定一切……

　　2015年12月23日晚23點21分，金湘先生在北京友誼醫院逝世，筆者在友誼醫院為恩師守靈七天，協助親屬安排後事，並為12月29日在八寶山蘭廳舉行的告別儀式撰寫悼文和挽聯：“戲劇人生先生金鐘鳴千古，中華交響後繼杏壇永垂青！”文化部、歌劇院、音樂學院代表和各地作曲家、理論家、表演藝術家共二百余人奔赴告別現場泣送先生最後一程。先生安臥在鮮花叢中，消瘦的面龐透著安詳，蘭廳輕聲播放著他創作的歌劇《楊貴妃》中的咏嘆調《沐浴華清池》：“春寒賜浴華清池，溫泉水滑洗凝脂。侍兒扶起嬌無力，始是新承恩澤時。”幹凈安寧、純潔美麗、柔軟溫情的音樂撫慰著在場所有人悲慟的心靈，也是先生最後的交待……

　　至真至純

　　金湘先生説：“面對著純粹無私的音樂，作曲家只有純而又純、真而又真，才能寫出無愧于社會、無愧于歷史，也就必然是無愧于自己、無愧于大眾的音樂……感謝上蒼給人類以最美好的禮物——音樂：心底無言的交融，情感真摯的結晶，靈魂純凈的升華……作曲家的質地、品格，決定了作品的質地與品格。”

　　金湘從上世紀八十年代起引領中國“大歌劇”創作熱潮，被西方主流媒體讚譽為“一代旋律大師”“東方的普契尼”“當代東方新浪漫主義的代表”，1992年由華盛頓歌劇院制作的金湘歌劇《原野》在美國肯尼迪藝術中心演出11場，標志著中國歌劇開始獲得國際認可。“中國歌劇《原野》在美國成功的演出，是二十世紀以來，世界歌劇史上最主要的事件之一。”他最擅長將中國民族民間音樂元素與西方現代作曲技法融合，淋漓盡致地刻畫人物的內心世界。

　　先生最後的時間為國家大劇院創作歌劇《日出》，在病危亟待手術之時，在手術協議書上簽下“不同意”。他擔心如果手術出現意外，《日出》不能完成。師母李稻川説：“在決定創作《日出》時，金湘的身體已經很虛弱，在醫院，他委托自己的博士生魏揚幫助他寫完配器，然後他親自修改。排練過程中，他忍著胃部疼痛修改、聽試唱。《日出》寫完了，首演了，我跟他講，不要再寫了。他説，他還有很多的遺憾，現在什麼都明白了，但已經不行了。李六乙來看他，跟他説：‘老爺子，別走，咱們還約定寫歌劇《雷雨》呢。’他聽説寫《雷雨》，就坐了起來，要回家去寫。他是個情緒化的人，對藝術總是念念不忘。”

　　歌劇《日出》的導演李六乙説：“在金湘最後的時光裏音樂的力量是如此巨大和神奇，我覺得對于金老師，這一年多的時間就是靠著精神的念想支撐下來的，精神的作用太大。6月17日《日出》首演，在這之前一個星期，他住在醫院裏，醫生説：‘絕對不可能參加首演。兩三天以後，人肯定就走了。’我們最擔心的就是他等不到歌劇的首演，結果《日出》聯排之後，大劇院把錄像給他一看，他特別興奮，第二天就出院了。”

　　2015年6月20日歌劇《日出》第四場演出時先生遇到歌劇《熱瓦普戀歌》的主角迪裏拜爾，先生對她説：“迪裏拜爾，你説咱們多幸福，趕上了想做事兒就能做事兒的時候，這麼好的劇院，這麼好的陳平，他信任我，你能唱、我能寫，這麼多人支持我們做事情，沒有這些人我們就跟沒打燈的舞臺一樣，啥也不是。我就是老了，如果還行，我真得再幹一場！”

　　高佳佳教授評價先生説：“他人和音樂一樣，是率真的人，有什麼就説什麼。他對學生是一片的愛心，他的真誠跟他的音樂一樣。有這種真誠，他寫出來的音樂也就是很真誠的。一個作曲家，尤其是在高校，很容易忽視大眾。但金湘的音樂從一開始就和人的情感緊緊聯係在一起。所以他是感動著自己，再去感動別人。他説：‘音樂是生命的希望，音樂是生命的延續。’這兩句話大家都在傳，他説得非常美，對音樂的評價非常神聖，也是他發自內心的感受。”歌劇《原野》首演的主角萬山紅如此評價金湘先生：“曲折的人生道路令他飽嘗人間冷暖、洞悉社會百態，也更善于用音樂語言深刻譜寫不同價值觀激烈交鋒的社會現實。通過品他的音樂我能感覺到他對生命的那種渴望、對人性的那種揭示，所以《原野》二幕中表達熾熱愛情的《啊！我的虎子哥》和仇虎的復仇音樂，這些都跟他的個人遭遇和生活有著緊密關係。那種愛憎分明，對生命、對愛情的渴望寫得如此極致。”二胡演奏家宋飛説：“他是一直到生命最後都用音樂去訴説、去耕耘的一位作曲家。”

　　正如先生所説：“決定一部音樂作品成敗的，並非是作曲家選用了什麼樣的載體（歌劇、交響樂、室內樂等）,重要的是作曲家站在怎樣的高度，用一種什麼眼光、以一種什麼心態，來審視宇宙、社會、歷史，通過內心真情流出的音樂去謳歌人性的真、善、美，鞭撻人性的假、醜、惡！在給世人以音樂美的享受的同時也感悟到了生命、宇宙、歷史、社會的真諦。一句話，音樂作品本身的質地與品格決定一切……我們並非不重視專業技巧，但它畢竟是衍伸的、支持性的、第二位的……褪去華麗的炫技外衣,留存的正是音樂本身最寶貴的質地與品格……音樂是歌劇的靈魂，旋律是音樂的靈魂。歌劇既要有交響性、專業性，也要好聽、易唱、有群眾性。宏大、深刻的主題，與細小、鮮活的個性人物結合。失去前者，作品是碎的；丟掉後者，作品是空的。”

　　民族根基

　　金湘先生説：“河曲民歌《三天路程兩天到》是我藝術觀‘民族魂’的核心。”

　　1953年，新中國第一次組織大規模音樂採風，中央音樂學院民族音樂研究所金湘等一行七人到了山西省忻州市河曲縣，金湘在調查報告中寫道：“這次在河曲搜集的民歌有兩千余首，80%是反映農民愛情生活的。封建主義婚姻制度是兩三千年束縛人民的繩索，在河曲自然也不例外：它一方面造成人民婚姻生活中的種種痛苦，一方面促使人民利用民歌的方式表達他們對美好愛情生活的向往和追求。”1960年出版、金湘參與完成的《河曲民間歌曲》成為此後民歌調查的樣板和中國音樂學的經典，帶動了對全國民歌的調查。先生在1986年給河曲民歌手張存亮的信中寫道：“50年代初我們在晉西北黃土高原上結下的友情是難忘的，尤其是經歷了這些年崎嶇、坎坷的人生道路，想起當年在河曲的種種往事，真使人倣佛又回到了那最純真的時代，我是十分珍視這段令人神往、無比純潔的經歷：聽唱民歌，一起在黃河邊看那奔騰的黃河……”

　　下放新疆後，先生想盡一切辦法學習民間音樂。1962年“庫爾班節”期間他到塔克拉瑪幹大沙漠北部邊緣的阿瓦提，參加老鄉的“麥西力普”，錄記《多郎木卡姆》音樂。與老鄉同炕睡、同桌吃。此後數度去阿瓦提，記錄了九首《多郎木卡姆》。深刻影響了他日後的音樂創作，如鋼琴協奏曲《雪蓮》、民族交響組曲《詩經五首》、民族交響音畫《塔克拉瑪幹掠影》等。1961年至1965年，他利用在阿克蘇文工團巡回演出的機會，記錄了《庫車賽乃木》，寫下《“庫車賽乃木”調查報告》，它那鏗鏘有力的節奏、豪邁粗壯的舞步、獨特魅力的調式、滾滾有層次的曲式發展，滲透在他以後的創作中，民間音樂的原始活力一直影響著他。金湘先生説：“人民群眾豪邁、粗獷、甚至帶點野性的喊叫的濃烈的生活場景，《多郎木卡姆》那高亢的歌聲、嘶啞的多郎熱瓦普和猛烈的鼓點，給我以終身難忘的印象。”

　　中華情懷

　　“中華樂派居功偉，歌劇原野照人間！”外界敬送的花圈寄托著對先生的哀思。“讓國樂與世界音樂並駕齊驅”是國樂大師劉天華的理想，金湘先生推動的“建設中華樂派”係列活動是這一理想的延續。1988年先生接受《中國音樂年鑒》採訪時説：“我認為應當建立我們自己的民族樂派，融合中西一切優秀傳統，既不拒絕也不拜倒。”1992年歌劇《原野》在臺灣首演時，先生提出“華夏樂派”，2003年先生邀趙宋光、喬建中、謝嘉幸教授聚談“建設新世紀中華樂派”，將“中華樂派”涵蓋為哲學基礎、美學特徵、傳統淵源、技術構成四個部分，包括中華音樂創作體係、表演體係、理論體係、教育體係及其評價標準，引起音樂界廣泛關注。作曲家朱踐耳致信：“建設‘新世紀中華樂派’，我衷心擁護！這是一個百年大計的雄心壯志啊！中華文化博大精深，內涵極其豐富，有著幾千年的積淀，在世界上獨樹一幟，自成體係，與眾不同，因此是足夠形成一個樂派的。”

　　他在解釋自己的音樂時説：“我在音樂結構上使用了拱形結構，或者説是鏡像結構，從一頭一尾兩個制高點，同時往中間推進，最後匯合于中心。另外，我還用了‘純五度復合和聲體係’，這是我自創的，也是對于中華樂派理論體係之民族和聲學的深入探索，從上世紀80年代就開始研究實踐了，這一次是爐火純青的運用。”正因如此，金湘的歌劇難唱在圈內也是出了名的。他也承認：“我的音樂確實難唱，但有很多歌唱家跟我説，越唱越想唱。其實，我的音樂追求就是，帶著苦澀的甜蜜，含著眼淚的微笑。”

　　先生為人作樂的至真至純、扎扎實實的民族音樂根基、藝術品格的大美大愛和魂牽夢縈的中華情懷，是學生體會最深的，值得藝術界認真學習與思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