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民族之間的戲劇改編涉及跨文化、跨語言、跨藝術門類等多重障礙，中國內地和香港地區以及新加坡戲劇人對此表示——

跨文化戲劇不能喪失個性

　　“當我們都知道這個故事的時候，語言就不是最重要的了，舞臺表現力才是最重要的。”一位外國戲劇導演近日在廣州舉辦的世界戲劇日係列活動之亞洲傳統戲劇論壇上觀看了根據《麥克白》改編的昆曲《夫的人》選段和根據《威尼斯商人》改編的粵劇《豪門千金》選段，雖然聽不懂昆曲和粵劇唱詞，但他表示對欣賞沒有影響。

　　“日本也有很多這樣的改編，像歌舞伎，就改編過很多莎士比亞的作品。”國際劇協日本中心理事菱沼彬晁介紹説，創作者根據本國觀眾的情感、想法、生活態度改編創作，觀眾欣賞莎士比亞的改編作品也不會有障礙。“真正偉大的戲劇，是根據人的普遍性創作的，在這種普遍性面前，東方和西方的觀眾會産生共鳴。”菱沼彬晁還表示，日本歌舞伎演員很喜歡中國的昆曲《牡丹亭》，為了磨練演技，他們會學習昆曲中的表演和語言，“藝術家之間有‘共感’，他們追求的目的都是藝術表現”。另外，不少翻譯成日語演出的中國戲劇如《朱買臣休妻》等，日本觀眾也很喜歡看。

　　不同民族之間的戲劇改編涉及跨文化、跨語言、跨藝術門類等多重障礙，中國內地和香港地區以及新加坡戲劇人對此進行了深入探討。

　　不是單純模倣

　　新加坡戲劇學者蔡曙鵬把這種改編稱作“跨文化戲劇實驗”，這種創作有多種模式，比如外國人演中國戲，打扮成中國人的樣子，又比如只汲取外國故事，做本土化改編，時代、人名都和本民族文化相對應，無論哪種模式，蔡曙鵬認為，跨文化戲劇最重要的，是把戲劇作為了解其他民族文化的窗口，比如通過改編莎士比亞作品，領悟莎士比亞戲劇精神，跨文化戲劇的價值和意義，不是單純模倣舉止、裝扮外貌，而是加深文化之間的相互了解。

　　説起文化交流，蔡曙鵬談到了東南亞的“羅摩衍那藝術節”，《羅摩衍那》是印度史詩，但柬埔寨、泰國、緬甸、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新加坡都有相關戲劇作品，“同一個故事衍化成不同版本的戲劇，各民族創作者又把本民族的文化元素融入其中，他們在一起匯演的時候相當精彩”。“羅摩衍那藝術節”上，多個國家的戲劇團體上演“羅摩衍那”的相關作品，令當地觀眾對各民族文化産生了美好的感覺，“觀眾觀看演出後會感受到，他們和我們的心靈是相通的”。蔡曙鵬説，大家同演一個故事，拉近了不同民族文化之間的距離。

　　“三十多年來，中國戲劇改編西方作品的劇目一直存在，有的比較成功，有的有點水土不服。”《中國戲劇》雜志主編賡續華説，“要看這個劇種適合不適合表達不同文化的轉換。”比較成功的如根據《榆樹下的欲望》改編的川劇《欲海狂潮》，川劇的表達方式和原作中展現的資本主義上升時期的欲望比較貼合，又如根據《麥克白》改編的徽劇《驚魂記》等。

　　“以前可能更多是模倣，比如把鼻子墊高、戴上假發等，但如今越來越成熟，不僅是皮毛，更是從精神層面領會，變成一種西方故事、中國表達的創作形式。”如今京劇、昆曲、越劇、川劇、徽劇等都有改編作品，賡續華説，除了新編歷史劇、傳統戲、現代戲，改編西方作品可以作為戲曲創作的補充，“所有對我們的精神家園有益的文化都可以借鑒，改編作品可以讓我們的文化更豐富”。

　　不止改編故事

　　“只把故事拿過來，不是到位的改編。原作的藝術內涵、創作理念，令其成為代表作的核心精神應該表現出來。”香港演藝學院戲曲學院院長毛俊輝説，“比如改編莎士比亞作品，講了一個故事，或表現了莎士比亞戲劇中的一些矛盾衝突，那不過是一個古裝戲，從西方搬到中國而已，要把莎士比亞戲劇中的人文精神，對人性的挖掘、探討的主旨，那些到今天還有價值的內容，用中國的方式表現出來。”

　　“跨文化戲劇的創作者應該像一個外交官，最好懂得其他民族文化的語言，了解那個民族人民是怎麼想的。”蔡曙鵬介紹，泰國曾把一係列泰語演繹的包公故事拍成電視劇，受到泰國觀眾的歡迎，成功的原因是作品的把關者本身精通中文，很清楚包公故事的文化內涵、歷史背景、人物特點，以及各個包公戲裏的重點。

　　蔡曙鵬坦言，一些中國戲劇改編西方故事的表演中，演員對西方人的肢體語言表現誇張，與真實情況有一定差距，“要去熟悉其他民族的文化背景、風俗習慣等，深入觀察生活，才可能做得更好”。印度尼西亞戲劇《薛仁貴》演出時長4個小時，在一個月裏演了30場，每場滿座，沒有一個觀眾離開，演出結束後觀眾還要邊喝茶邊討論劇情。蔡曙鵬介紹，《薛仁貴》的創作者在“薛仁貴”這個唐朝大將身上下了不少功夫，他深入了解了為什麼在中國戲劇裏有很多薛仁貴的故事，他值得歌頌的品質是什麼，挫折磨難對這個人物的意義何在，他尋找了許多中國歷史資料，包括戲曲資料，各個劇種中的“薛仁貴”怎麼演。“這是一個學習的過程，不能急功近利，創作者是真誠地熱愛著中國文化的。”蔡曙鵬説。

　　不失本土特色

　　印尼戲劇《薛仁貴》之所以受到歡迎，還因為創作者充分發揮了印尼戲劇的藝術手段，它是中國式的，又含蘊印尼風味，音樂、歌舞都是當地觀眾熟悉的藝術形式，蔡曙鵬總結説：“跨文化戲劇不能喪失個性。”

　　以本民族的戲劇樣式講述其他民族的故事，不可避免地會給本民族的戲劇藝術帶來變化，比如中國戲曲融入西方元素，會在一定程度上改變戲曲藝術，這種改變對于戲曲藝術意味著拓展。“戲曲不是僵化的，不是停著不動的，戲曲從來是活化的。”毛俊輝説，“有些戲曲傳統我們要保留、愛護、保護，這種融入做得好，就是活化了戲曲，做得不好，就是僵化了戲曲，做得不倫不類，則是傷害了戲曲。”

　　對于戲曲形式和西方故事的結合，毛俊輝以自己為中國京劇院導演的《曙色紫禁城》為例做了個比喻，故事講述受西方教育的格格德齡與慈禧、光緒代表的封建文明發生的一係列衝突。“看上去很簡單，但那些人物單純用程式化、臉譜化的表演方式，就會塑造得很平面，沒有深度，有現代意識融入的京劇表演才會精彩。”毛俊輝説，“比如慈禧和榮祿，是以老旦和花臉來表現的。在京劇中，這兩個行當沒有男女情感內容，我們要堅持老旦、花臉行當的表演，就很難展現人物關係。但當我們依據人物心理來表現兩個角色的情感時，又要發揮行當的特點，比如慈禧和榮祿有情感表達的時候，碰不碰手，我們認為不能碰，那樣就太現代，不像京劇了。”

　　“必須用本劇種的方式來表達。”賡續華認為，一個劇種無論演什麼題材都得唱自己的調、行自己的腔、走自己的步子，不能因為要演西方故事，戲曲程式就不要了。“劇種化”，即考慮“水土”是改編應當遵守的原則，也是改編作品成功的關鍵。“當你選擇一個劇目，先要考慮對劇種有沒有駕馭能力，比如歌仔戲要改莎士比亞作品，就比較難駕馭。”賡續華介紹，我國有些劇種屬于“三小戲”，更適合講述草根的故事，而莎士比亞戲劇中宮廷故事比較多，京劇、昆曲中有很多“袍帶戲”，所以比較適合改編莎士比亞作品。“改編作品一定要經過論證，不能盲目追求時尚，不是題材好就一定能成功，每個劇種有每個劇種擅長的題材，找到適合自己劇種表現的題材，成功率就高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