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們”是我們對另一族類的尊稱,它們雖然對世界懵然無知,卻和我們息息相關。

　　動物題材的作品通常都是“項莊舞劍”,劍指向誰?只有作者心知肚明。即使像法布爾《昆蟲記》那樣看似純自然的文本,作者心中也有所寄托。因此,我們翻開夢也的《它們》,就不會是純自然眼光的考量。“它們”,類似一道隱喻、一道電光。《它們》敘述的是動物生活。

　　《它們》的主人公是一群野性未退的家畜、家禽。狗咬架,貓打鼠,雞玩命……一個個爭勇鬥狠、面目猙獰。沒想到夢也性格中竟有許多血性的元素,這種頑強可以看做是對清末以來知識分子漸趨懦弱的一記鞭醒。在許多作品中,“我”的形象會不時浮現出來,在虎子與“大黃”的對壘中,“我”喊道:“虎子,往死咬!”這是一種毫不示弱的姿態,不要再談什麼“大度”“胸懷”“忍讓”——那是“失敗者”的成功學。在談到當代知識分子品格之時,唐曉渡用了“普遍淪喪”這個詞。是的,當代知識分子是最乖巧、最猶豫的一代,也是最需要拯救、最需要解放的人群之一。現在,魯迅的元神已散,中國知識分子大量承襲了清末以來失敗者的心理,“失敗感”已作為潛意識存在于國人心中。中國文學極少能出現海明威《老人與海》式的悲壯與慘烈。中國文學傳統歷來不是這樣的,《水滸傳》《三國演義》《劍俠傳》,甚至金庸的《射雕英雄傳》,都有一股剛猛慓悍、大義凜然的英雄氣概,這才是為人民群眾所喜聞樂見的文本。然而,我們卻眼睜睜看著這種傳統斷裂:以“橫眉冷對”為特徵的魯迅先生開始被請出教材;標榜“新邊塞詩”派的某些現代詩作者與盛唐邊塞詩産生了巨大的精神斷裂,根本就無法“鉚合”“對接”。盛唐邊塞詩歷經數百年的精神積淀與文化陶冶,昂揚著一種英雄主義的振奮與景仰,盛唐邊塞詩以唐朝對西域的三次戰爭為精神背景,這些詩人身上多有軍人的印痕。這是後世一些詩作者終身無法企及的高度。他們建築在俗世生活基礎上的轉瞬即逝的抒情對于邊塞詩而言是不成立的,是偽抒情。單薄而又呆板,僵死而缺乏生機。“我家的這只貓是從外面跑來的,至于從什麼地方什麼時間跑來的,卻沒有一個人能説得清楚。”貓是弱小的象徵,然而夢也筆下的貓異常勇猛、剛烈。作者輕描淡寫地敘述了貓與群鼠的老窯之戰,“幾乎折騰了一夜”,第二天推開老窯的門,“場面實在太殘忍了”,這只貓蹲在地上“舔爪子和臉上的傷口”,留給我一個“搖搖晃晃”的背影。這只貓從此被老鼠“嚇破了膽”,每次經過老窯都會遠遠地繞開。“反抗”與“不安”成為《它們》的雙重主題,因為不安而反抗,因為反抗而加劇了這種不安的處境。現代社會除了大量制造經濟、文化泡沫,也造就了人類的不安,這種不安亦將構成人類新的精神危機。

　　對于這個世界,我們沒有理由失望,但要徹底振作起來,必須保持一種無知的詩性。也正像梅艷芳在告別晚會上所説:“我老是覺著夕陽和黃昏,都十分漂亮,但都十分短暫。”《它們》就是充滿了對世界重新解構的努力:一頭瘦弱的、“丟人的”豬,連收購站都不要,卻因體內埋了一枚“豬砂”而使生活陡增亮色;蘇格拉底臨死前説:“我還欠鄰居家的一只雞”;甚至虎子能夠鬥敗大黃,這種類似于神話修辭之屬都包含了作者對生活的一種態度。正如施萊格爾所説“浪漫主義的極致表現必須到東方去尋找”,但是在東方這種舍生取義的文化精神已經退居其次,充盈視野的多是小醜現象、怪異的快樂,用一種淺薄的娛樂來消解血性的浪漫。而那種剛強勇猛的男子漢形象頻頻見諸好萊塢大片,構成對美國現代國家精神的完整性表達。國人的精神世界又該如何解讀?

　　《它們》中所透露出的是一個無産者的價值觀,帶有鮮明的時代印跡。有時不免爭一氣之短長、一己之得失,甚至延伸為一種市民習氣,因而具有更為廣泛的話語效力。《它們》裏,上學的費用及家裏的日用雜貨“都得由賣雞和雞蛋來換取”,這幕場景恐怕是一代人的共同記憶。尤其是那只被扣在竹筐裏的雞,由反抗到馴服,到麻木,“後來我把它身上的竹筐取掉,它也一動不動,乖乖地趴在原地……然後自動鑽入竹筐”。然而,不可否認,《它們》也是溫情的。夢也這些故事背後洋溢著對故土、親情的眷戀,這些動物夾雜在人群中間,不管是家禽還是家畜,都離不開一個“家”字,它們身上凝結了夢也對家的記憶,對一個荒遠時代的記憶和留戀,——那是上世紀60年代或者70年代的中國式家庭。當然,這種抒寫可能是一種悲情、一種懷念,散文寫作是一種加諸肉身的精神操練,是一種回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