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個民族都有自己的史詩，每個時代都有自己的神話。無論是從政治史、軍事史的角度，還是從思想史和文化史的范疇，80年前的二萬五千裏長徵，以其無與倫比的精神資源、砥礪苦難的物質構件、創世文明的原型素材和原始典型成長的內涵意象，與富吉谷之于美國革命、攻打巴士底獄之于法國革命、攻打冬宮之于俄國革命相比，長徵的意義已經遠遠超越了革命本身。

　　正是從這個意義來説，長徵，不只是中國革命傳奇的名片，而是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的精神底片；不只是中國從苦難輝煌走向繁榮富強的文化底色，而是中華民族不屈不撓自力更生奮發圖強的精神本色。

六盤山長徵紀念館 吳建新 攝

　　1 毛澤東最早定義紅軍長徵的歷史意義和地位

　　“長徵”一詞，自唐宋以來均有文人騷客或史家吟唱使用，李頎《古意》詩曰：“男兒事長徵，少小幽燕客。”王昌齡《出塞》詩曰：“秦時明月漢時關，萬裏長徵人未還。”但在中國古代詩歌裏，長徵的意思也只是指長途旅行、長途出徵而已，使長徵真正成為“世界語言”，成為“英雄創世紀”，成為一種人文精神，還是要得益于中國共産黨，得益于毛澤東。1971年八九月間，毛澤東在外地巡視期間同沿途各地負責人談話時曾説：“紅軍長徵是打著燈籠走夜路。”這支衣衫襤褸、面帶饑色的軍隊，經過一年多的跋涉與戰鬥，歷經千辛萬苦和慘烈犧牲，抵達陜北。“長徵前紅軍三十萬，到陜北剩下二萬五千人。中央蘇區八萬人，到陜北只剩下八千人。”

　　紅軍長徵路，是鮮血和生命鋪就的，是一條苦難之路，也是一條勝利之路。

　　有人説長徵是偉大的遠徵，有人説長徵是光輝的史詩，無論是歷史學家還是文學家，無論是政治家還是軍事家，對長徵的讚頌和溢美之詞實在太多了。長徵的意義和價值到底是什麼呢？1935年12月27日，毛澤東在瓦窯堡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上作《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的報告，對“長徵”的意義作了如下評述：

　　講到長徵，請問有什麼意義呢？我們説，長徵是歷史紀錄上的第一次，長徵是宣言書，長徵是宣傳隊，長徵是播種機。自從盤古開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歷史上曾經有過我們這樣的長徵麼？十二個月光陰中間，天上每日幾十架飛機偵察轟炸，地下幾十萬大軍圍追堵截，路上遇著了説不盡的艱難險阻，我們卻開動了每人的兩只腳，長驅兩萬余裏，縱橫十一個省。請問歷史上曾有過我們這樣的長徵麼？沒有，從來沒有的。長徵又是宣言書。它向全世界宣告，紅軍是英雄好漢，帝國主義者和他們的走狗蔣介石等輩則是完全無用的。長徵宣告了帝國主義和蔣介石圍追堵截的破産。長徵又是宣傳隊。它向十一個省內大約兩萬萬人民宣布，只有紅軍的道路，才是解放他們的道路。不因此一舉，那麼廣大的民眾怎會如此迅速地知道世界上還有紅軍這樣一篇大道理呢？長徵又是播種機。它散布了許多種子在十一個省內，發芽、長葉、開花、結果，將來是會有收獲的。總而言之，長徵是以我們勝利、敵人失敗的結果而告結束。誰使長徵勝利的呢？是共産黨。沒有共産黨，這樣的長徵是不可能設想的。中國共産黨，它的領導機關，它的幹部，它的黨員，是不怕任何艱難困苦的。誰懷疑我們領導革命戰爭的能力，誰就會陷進機會主義的泥坑裏去。長徵一完結，新局面就開始。直羅鎮一仗，中央紅軍同西北紅軍兄弟般的團結，粉碎了賣國賊蔣介石向著陜甘邊區的“圍剿”，給黨中央把全國革命大本營放在西北的任務，舉行了一個奠基禮。

　　毛澤東的講話，如詩如歌。毛澤東的評論，美輪美奐。穿越時空，讀來依然令人熱血沸騰，鬥志昂揚。多麼經典的概括啊！

　　長徵即將勝利，毛澤東心情豁然開朗，詩興大發。1935年10月間，毛澤東一首接著一首地寫，前後寫下了《七律·長徵》《念奴嬌·昆侖》《清平樂·六盤山》，還有寫給彭德懷的《六言詩》。如果再加上《十六字令》和同年二月寫的《憶秦娥·婁山關》，以及次年2月寫的《沁園春·雪》，在長徵途中，毛澤東至少寫了六首，一首比一首豪邁，一首比一首昂揚，一首比一首氣魄還要大，那豈是“王侯將相寧有種乎”，那真是“風流人物，還看今朝”。

　　瞧！寒風曉月，長空有雁，指揮攻克婁山關的戰鬥結束後，日夜行軍100多華裏的毛澤東難得靜下心來，沉思默想，“千回百折，順利少于困難不知多少倍，心情是沉鬱的”。于是，他揮筆寫下了《憶秦娥·婁山關》：

　　西風烈，長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馬蹄聲碎，喇叭聲咽。

　　雄關漫道真如鐵，而今邁步從頭越。從頭越，蒼山如海，殘陽如血。

　　詩詞中氤氳著少有的沉鬱，意境蒼涼，氣勢悲壯。後來，毛澤東在回憶長徵途中寫作長徵詩詞的感受時，作注曰：“過了岷山，豁然開朗，轉化到了反面，柳暗花明又一村了。”這才有了《七律·長徵》：

　　紅軍不怕遠徵難，

　　萬水千山只等閒。

　　五嶺逶迤騰細浪，

　　烏蒙磅薄走泥丸。

　　金沙水拍雲崖暖，

　　大渡橋橫鐵索寒。

　　更喜岷山千裏雪，

　　三軍過後盡開顏。

　　這是挑戰者之歌，這是自信者之歌，這也是勝利者之歌。詩為心聲。寫下這首詩歌的時刻，毛澤東毫不掩飾即將迎來最後勝利的激情，在甘肅通渭城東一所小學校召開的全軍副排長以上的會議上，用他那濃重的韶山鄉音向全體幹部朗誦了自己的詩歌。大氣磅薄的革命英雄主義和向上樂觀的浪漫主義，一下子感染了在場的所有紅軍將士，掌聲如雷，士氣如虹。

　　從此，《長徵》成為經典；從此，長徵成為紅軍的口頭禪；從此，長徵成為革命的代名詞。而毛澤東也是“長徵”最早的歌者和書寫者。但是，“長徵”作為一個革命的名詞或歷史概念，最早並非出自毛澤東的筆下，也是經過一段時間的發展、演變，逐漸確定下來的。

　　2 “長徵”“萬裏長徵”“二萬五千裏長徵”的歷史由來

　　1935年5月，《中國工農紅軍布告》中説：“紅軍萬裏長徵，所向勢如破竹。”這是中國革命文獻中，把自1934年夏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後，被迫于10月份開始撤離根據地進行戰略轉移的軍事大撤退行動，第一次以“長徵”這個詞語來進行表述。這份紅軍的布告署名為“紅軍總司令朱德”，但據説起草者是時任紅軍總政治部宣傳部《紅星報》主編陸定一。但這個時候，“長徵”並沒有作為一個名詞的概念被定義下來，它還只是一個形容詞。

　　1935年6月10日，《前進報》第一期刊載博古的署名文章《前進！與紅四方面軍會合去！》，把紅軍的行動稱為“長途遠徵”。6月12日，張國燾、徐向前、陳昌浩在給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的報告中指出，“西徵軍（指中央紅軍）萬裏長徵，屢克名城，迭摧強敵”。這份報告結尾署名“向前代草”，可見其出自徐向前之手，再次提出“長徵”。6月15日，《紅星報》第21期社論稱中央紅軍的行動為“八個月萬余裏的長途行軍和作戰”；6月16日，中共中央及中央紅軍復電紅四方面軍，也仍稱“長途行軍”。到7月10日，《紅星報》在第25期社論《以進攻的戰鬥大量消滅敵人創造川陜甘新蘇區》中，也使用了“萬裏長徵”一詞。10月19日，中央紅軍勝利到達陜北吳起鎮。毛澤東在與肖鋒講話時，指出：“我們長徵12個月零兩天，共367天，戰鬥不超過35天，休息不超過65天，行軍約267天，如果連夜行軍也計算在內，就不止267天了。”“我們走過了閩、贛、粵、湘、黔、桂、滇、川、康、甘、陜，共11個省。根據紅一軍團團部匯總，最多的走了二萬五千裏。”在這裏，毛澤東第一次明確提出了“長徵”和“二萬五千裏”的概念。值得注意的是，毛澤東所説的“二萬五千裏”，僅僅是指中央紅軍部隊行軍路線最長的裏程，也就是説中央紅軍有些部隊並沒有走到“二萬五千裏”。他在隨後的講話中也稱紅軍長徵“二萬裏”。比如，10月27日，毛澤東在吳起鎮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發言時説：紅軍長徵“二萬裏完結，將來再不會有二萬裏”。10月29日，中國工農紅軍陜甘支隊在給紅二十五、紅二十六軍全體指戰員的信中依然把中央紅軍的戰略轉移稱為“兩萬余裏的長途遠徵”。11月5日，毛澤東到達象鼻子灣，向隨行部隊發表講話説：“從江西瑞金算起，我們走了一年多時間。我們每人開動兩只腳，走了兩萬五千裏。這是從來未有過的長徵。”同日，毛澤東、彭德懷致電林彪、聶榮臻、彭雪楓、李富春、葉劍英等來象鼻子灣開會，以確定發起直羅鎮戰役的總的決心。毛澤東在隨後召開的全軍幹部會議上再次提出：中央紅軍長徵“最多的走了兩萬五千裏”。11月30日，毛澤東在《直羅戰役同目前形勢與任務》的報告中又稱作“遠徵”。顯然，上述關于紅軍“長徵”和“二萬五千裏”的説法，沒有統一固定，而且大都是在布告、講話或會議發言中提到的，受眾也局限于紅軍內部或軍隊高級幹部，所以傳播范圍受到一定的影響。

　　中共中央真正公開以文件的形式確定“長徵”這個歷史概念，應該是1935年11月13日發表的《中國共産黨中央委員會為日本帝國主義並吞華北及蔣介石出賣華北出賣中國宣言》。該宣言明確提出：中國工農紅軍“經過二萬五千余裏的長徵，跨過了十一省的中國領土，以一年多艱苦奮鬥不屈不撓的精神，最後勝利到達了中國的西北地區，同陜甘兩省原有的紅軍取得了會合”。11月28日，毛澤東、朱德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中國工農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抗日救國宣言》中再次提出，紅軍主力“經過二萬五千裏的長徵，歷盡艱難困苦北上抗日”。（《“長徵”、“萬裏長徵”、“二萬五千裏長徵”的由來》，王建強、許秀文，引自《讀·黨史》係列第5輯《鐵流二萬五千裏—長徵》，中共黨史出版社，2011年4月版。）

　　綜上所述，“長徵”“二萬五千裏”和“萬裏長徵”，以名詞概念的形式，是在中央紅軍長徵勝利結束前就已經提出。由于受當時人文、地理、戰爭和政治環境等客觀條件限制，“長徵”等概念還沒有被中共中央和紅軍部隊統一和廣泛使用。到1936年7月6日，任弼時在給中共中央領導人的電報中還依然稱紅二方面軍的戰略轉移為“遠徵”或“長途遠徵”。因此，把所有紅軍部隊的戰略轉移都統稱為“長徵”，則更需要一個歷史的過程。

　　1936年8月5日，因為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的來訪，毛澤東和楊尚昆聯名致函參加過長徵的同志和部隊，“現因進行國際宣傳，及在國內國外進行大規模的募捐運動，需要出版《長徵記》，所以特發起集體創作，各人就自己所經歷的戰鬥、行軍、地方及部隊工作，擇其精彩有趣的寫上若幹片段。文字只求清通意達，不求鑽研深奧，寫上一段即是為紅軍作了募捐宣傳，為紅軍擴大了國際影響。”在毛澤東的號召下，伴隨著徵文活動的展開和《長徵記》的編輯出版工作，“長徵”“二萬五千裏”“二萬五千裏長徵”“萬裏長徵”才開始真正逐漸進入歷史，深入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