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迪亞諾淡泊名利，從不嘩眾取寵，不肯在時髦的熱鬧場合拋頭露面，還曾拒絕進入法蘭西文學院

帕特裏克·莫迪亞諾

　　10月9日下午1時許，法國作家帕特裏克·莫迪亞諾正在街上遛彎兒，忽然聽到他榮獲今年諾貝爾文學獎的消息。他一下回不過神來，繼續在外溜達，故而遲遲沒有在焦急找人的媒體上露面。他所處的伽利瑪爾出版社也沒料到鴻鵠將至，或天上會掉下餡餅。社長安托尼·加斯東午後一直忙于其他事務，到四點半時才趕緊將莫迪亞諾請至社本部祝賀。加氏是既驚訝又驚喜，心態溢于言表。可是，莫迪亞諾卻表示他獲獎是件“怪事”。他結結巴巴地對一大群奉承者説：“我覺得被人分身了，感到自己判若兩人……因為，這有點兒……總之，我想説，特別是……”他對蜂擁而至的提問者支吾一陣，幹脆吐露：“一個作家，對他寫的東西總有些盲目。我倒急于知道他們為什麼選擇了我。若找到緣由，自己也弄個明白。”

　　莫迪亞諾是一個十分謙遜的人，淡泊名利，從不嘩眾取寵，不肯在時髦的熱鬧場合拋頭露面，還曾拒絕進入法蘭西文學院。從一個孤獨的作家驟然變成受追捧的公眾人物，著實令他窘迫難堪。當天，我得知他獲得本年度諾貝爾文學獎，于是趕到巴黎“同位書店”看他作品的出版銷售情況，但只找到了他10月份剛出版的小説《讓你別在區內迷路》。那裏，女店主對莫迪亞諾獲諾貝爾文學獎感到十分意外，説：“我們猜想美國、日本、白俄羅斯，或者肯尼亞幾位作家可能獲獎。誰也沒有想到會是莫迪亞諾，盡管他是個很有影響的作家。此人極不善言辭，結結巴巴，當眾説不出幾句完整的話來。我不知道他將怎麼應付當前的局面。”對此，我見法國《解放報》也載文道：“莫迪亞諾的一群追隨者們企盼聽到他在斯德哥爾摩發表演説。可是，他能説出完整的句子嗎？或許，他像慣常那樣，用手勢來表達意思，亦未可知。他身高一米九八，看來得另量身定做一套禮服哩！”

　　在報道莫迪亞諾獲得2014年諾貝爾文學獎時，法國媒體異口同聲叫喊“出乎意料”，但卻都是“喜出望外”。因為，法國作家獲得此獎項的人數至今達到15人，可謂“莫大榮耀”，各家電視臺均當作主要新聞播出，總統奧朗德專門向莫迪亞諾發了賀信，稱讚他為國爭光。據稱，莫迪亞諾可以拿到八十萬歐元的諾貝爾文學獎獎金；伽利瑪爾出版社也將莫氏的新作《讓你別在區內迷路》加印十萬冊，增付給作者一筆豐厚的稿酬。從更廣的文學范圍看，盡管法國國內一向視莫迪亞諾的作品為“小調音樂”，他在國外被看成“典型的巴黎懷舊作家”，然而一旦登上斯德哥爾摩的領獎臺，將頃刻幻變成“大師”，巴黎文壇上空又閃現“一尾彗星”，給悲嘆法國“文學危殆”者以莫大的慰藉。

　　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我指導過中國研究生撰寫關于莫迪亞諾的文學論文，又在北外編纂的《法國文學》（1980-2000）裏對他進行介紹，涉獵其《星形廣場》《夜巡》《環城林蔭道》《陰慘別墅》《花墟》《蜜月旅行》《春狗》等主要作品，覺得他雖自雲繼承熱拉爾·德·納爾華的文學衣缽，卻自辟蹊徑，是一位具有個性的寫實主義作家。現在，看了諾貝爾文學獎評委會在頒獎上給他貼的幾個標簽，感到都有些浮泛，與他本人文學創作的主導修辭格不甚相符。斯德哥爾摩可敬的判官們依憑莫迪亞諾跟普魯斯特同為“灑水澆菊花”的辛勤園丁，因而稱譽莫迪亞諾為“當代普魯斯特”，純係誇誇其談，言而無中，近乎亂點鴛鴦譜。稍有世界文學知識的人都清楚，普魯斯特的長河大作《追憶逝水年華》裏涌動的是“意識流”，而莫迪亞諾則明確拒絕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其三十來部小説構成一個巴黎現實社會的“形象世界”。與之相適應，他在敘事中的遣詞造句力求簡潔凝練，通俗易懂，與普魯斯特的“內心獨白”，運用大長句子的築夢格調迥然不同。法國現任總理瓦爾斯日前在電視上指出，莫迪亞諾的作品“簡短而入木三分”。他道出了自己讀莫氏小説的實感，也恰是該作家筆觸的特徵。何況，在談及普魯斯特的散文風格時，莫迪亞諾坦言：“我從十六歲時起就開始讀《追憶逝水年華》，直到二十歲才讀完……在小説裏，我尋求一種簡練的語言。歸根結底，我始終在想，一個人若退而採用散文，那表明他是個拙劣的詩人。”顯然莫迪亞諾不屑與普魯斯特同歸進“意識流”，而更欣賞鮑敘埃、海茲、塞利納、奧約諾、貝爾納諾斯、哈繆和海明威等“簡約派”作家。

　　當然，對他影響最大的，還是兩位法國現代作家雷蒙·格諾和保爾·莫朗，特別是前者。可以説，莫迪亞諾是在雷蒙·格諾的直接培養下成長起來的。他從年輕時代起就結識格諾，常上格諾在塞納河右岸的家裏午餐。後來，格諾當了他的證婚人，指教他閱讀，還將他1968年寫的處女作《星形廣場》推薦給出版社。還是格諾讓他光顧巴黎奧斯特裏茲車站和第十七區的一些荒涼去處，從而引起他對“啟蒙城”的濃烈興趣。使法京的街巷、人物，以及其秘密，尤其是德軍佔領時期羅裏斯通街的“法國蓋世太保”皆淋漓盡致地出現在他的《夜巡》（1969年）等一本本小説裏。

　　諾貝爾文學獎評委會是根據莫迪亞諾是被公認的地道的“巴黎作家”決定給他頒獎的，認為莫氏充分“揭示了德國佔領時期的那個世界”和“最難摸清的人類命運”。不過，這一頒獎意旨強調莫迪亞諾的創作是“回憶的藝術”，這種立論有失偏頗。所謂“回憶的藝術”，緣于“回憶的責任”，即歷史的過來人有一種“回憶的義務”，可莫迪亞諾出生于1945年，並沒有親歷第二次世界大戰納粹佔領下的法國生活，他小説裏描繪的“巴黎黑市”原本為他的猶太父親出沒之地。他展示的德軍佔領場景全是從查閱舊報紙、年鑒和各類指南間接了解到的。因此，他1974年跟著名電影導演路易·馬勒合寫的電影腳本《拉孔布·呂西安》曾招惹非議。他敘述的故事《多拉·布魯德爾》則是1988年9月在1941年12月31日的《巴黎晚報》上查到的一則“尋人啟事”，由彼聯想出來的。更有趣的是，他在《種畜係語》裏描繪得十分動人的“中國長毛狗”係從家中的幾張照片上看的。那只狗因遭他母親拋棄而憤然跳窗自盡了。這些細節表明，莫迪亞諾並不是二戰的見證人，並無“回憶的義務”，談不上什麼“回憶的藝術”。嚴格説來，諾貝爾文學獎給他加冕的“回憶藝術”有些“空穴來風”，連他本人都不敢茍同。莫迪亞諾的作品並非僅限于描寫巴黎生活場景，《夜草》、《失去青春咖啡館》等數部小説的主題是阿爾及利亞戰爭和本·巴卡事件等重大歷史場面。諾獎評委會聲言他們依憑莫迪亞諾的作品整體衡量發獎，卻以“回憶藝術”歸結其全部創作，顯然自相矛盾。評委會完全按他們固有的框框，不恰當地虛擬結論，難免有損其“學術權威”，表露出在斯德哥爾摩正襟危坐的諸位判官既無應有的能力，亦無充分時間考察全球的文壇，卻年年歲歲在北歐一隅對之妄加判斷。

　　總之，莫迪亞諾是一位對文學事業做出重大貢獻的作家，其價值是他的作品，並非出自諾獎。在祝賀他獲得殊榮的南非高音喇叭鼓噪聲平靜下來之後，法國一些有識之士靜心思量，發現莫迪亞諾其實是個“反諾貝爾獎”（un anti-Nobel）人選，不適于進入“精英殿堂”。眼下的“意外”若不是諾獎的自我否定，就是又一出“西洋荒誕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