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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盛德:懷念資華筠先生

時間:2015年01月10日來源:《人民日報》作者:馬盛德

  2014年歲末,驚聞資華筠先生駕鶴西去,我內心萬分悲痛。近年來一直關注著先生的病情,每去看望她老人家,總是被她的樂觀與堅毅所感動。資華筠先生是我國著名舞蹈表演藝術家、舞蹈理論家,是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産保護工作的開拓者和有力的推動者,她的離開,是舞蹈界、“非遺”界乃至文化界的重大損失。

  第一次聽到“資華筠”這個名字,是43年前的事,那時我還是一個12歲的孩子。按理説,我這個出生在西北偏遠地區的普通孩子在那個時候是無法有這樣的見聞的。在青藏高原黃河岸邊的鄉村裏,我如何能夠知曉一位跳《飛天》《孔雀舞》的舞蹈家的名字呢?而神奇的命運將我領進了舞蹈的園地——1971年11月,12歲的我被招到北京中央民族學院(現中央民族大學)藝術係舞蹈專業學習,後留校任教。在京6年多的學習與任教期間,我不斷聽到老師和同學們念叨一些我國著名舞蹈家的名字以及他(她)們的故事,這其中就有資華筠老師。這些舞蹈家動人的舞蹈藝術生活,對于我這個撒拉族學生而言,真是充滿了神秘的色彩,對于他們,我內心充滿著好奇和向往。

  第一次見到資老師,是23年前的事。那是1991年的夏季,在甘肅蘭州,舉辦了一次西北地區“舞蹈生態學培訓班”。我作為青海藝術研究所的一名研究人員參加了培訓班。資老師作為主講人之一主持此次培訓班,為學員們係統地講授了舞蹈生態學的原理和方法等,並結合具體的舞蹈實踐進行了分析和闡述。

  當時我剛將主要精力從多年的舞蹈表演、創作活動轉向舞蹈理論研究工作,對于如何將舞蹈理論研究與舞蹈創作實踐相結合充滿困惑。多年的舞蹈實踐經歷,讓我有“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的迷茫之感。而培訓課上資老師第一次以“舞蹈生態學”的觀念與方法為我啟蒙,讓我從文化角度去思考舞蹈、認識舞蹈,感受舞蹈的博大精深,這給我的思想帶來了很大的震撼,也與我內心一直尋找的東西相契合。我茅塞頓開。在我由舞臺生涯轉向學術研究的人生關口,這次授課給了我切實的幫助,引領著我步入了舞蹈研究的學術之路。

  之後,我嘗試著運用舞蹈生態學方法,以舞蹈的外部形態為切入點,把握舞蹈的動律、節奏、風格,研究舞蹈地理環境、歷史源流、風俗習慣等生態因素對舞蹈的內在作用,並陸續發表了一些文章。其中一文受邀參加由資老師擔任主席的“舞蹈94北京國際舞蹈院校舞蹈節國際舞蹈會議”。這次會議是我第一次參加國際性的學術活動,和資老師有了第二次見面的機會。在這次會議上我了解到了中國藝術研究院舞蹈研究所的一些情況,知道那兒有由資老師領導的一支能夠與世界對話的舞蹈研究團隊,研究院還有一批全國知名的舞蹈研究學者,有專門培養舞蹈研究的碩士、博士的研究生部。

  也就是這一年的9月,為了報考中國藝術研究院的舞蹈學碩士,我走進了赫赫有名的恭王府,開始了自己在中國藝術研究院的進修生活。3年後,我畢業並留院供職于資老師領導的舞蹈研究所。多年的學習生活,讓我有機會近距離地接觸資老師,聆聽她的教誨。舞蹈生態學成為我舞蹈研究重要的理論指導。我的碩士論文《西北地區撒拉族、回族、維吾爾族婚俗民間舞蹈比較研究》正是在借鑒舞蹈生態學的理論與方法基礎上完成的。

  隨著對資老師研究領域了解的深入,我愈發感覺到她2012年匯集畢生研究心得出版的《舞蹈生態學》雖然是薄薄的一本書,但分量厚重。這部著作讓我國的舞蹈這個長期以來偏重于實踐的藝術學科第一次擁有了自己的本體化、理論化的概念、范疇,有了能夠較為準確描述與深入剖析的方法。為了這一理論的完善、發展和傳播,資老師孜孜不倦、執著進取。正是由于資老師的這一學術歷程,她在長期的科研、教學、組織和傳播過程中,十分諳熟舞蹈的情況,能從全局出發,思考舞蹈獨立的學科體係性質,不斷從總體上對舞蹈學科加以設計。這些使資老師逐漸成為中國舞蹈學當之無愧的領軍者和引路人。

  2001年11月,由于工作需要,我被調至中國藝術研究院科研管理處工作。工作崗位的轉換,也讓我從另一個角度對資老師有了更深入的了解,親身感受著資老師作為一代名師所具有的大家風范和學術涵養。藝術研究院每年都要組織一些大型的國際、國內學術性會議,資老師常是重要的嘉賓之一。為了支持我的工作,有時她還會克服身體的不適帶病出席會議。在眾多的大型會議上,資老師的發言邏輯縝密,如剝春筍,一層層剝下去,越剝越細;敘述不講空話,論證必有依據,從來不引僻以炫耀,所説的都是常見的書籍;別人視而不見,她卻偏能注意;表面上聽並不艱深玄奧,卻能在平淡中見神奇,最後得出結論能讓人覺得豁然開朗、心悅誠服。

  近十年來,資老師積極投身于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産的保護與搶救工作,為此付出了大量的心血。這是一項關係中華民族文脈傳承的大事。她在對文化遺産的認識方面顯示出了獨特而敏銳的思考,先後提出了一些嶄新的理念,為加強和推動非物質文化遺産的保護工作起到了積極作用,如“精神植被”“優質基因”“文化圍城”等理念。她一再呼吁要“搶救瀕危性文化遺産”,針對非物質文化遺産的價值判斷問題提出了理念,並結合舞蹈的特性闡釋具體方法。

  隨著我們國家在“非遺”保護領域開展文化生態保護試驗區的工作,她倡導以生態學的視野、理念引領文化生態保護區建設。她從學理層面廓清了被混淆的“原生態”概念,提出嚴格意義的原生態文化應具有“三自然”,即:自然形態——不刻意加工;自然生態——未脫離其生成、發展的自然和人文環境;自然傳衍——以一種與民俗、民風相伴的特定的生活與表達感情的方式代代相傳。此外,她的“關于設立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産保護中心”“文化部急需增設主管非物質文化遺産保護的司局建制”以及“加快‘非遺’立法進程”等構想和建議,都受到了高層的關注。她對探討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産的理念、機制、方法等多有著述,為切實有效地推動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産保護工作發揮了重要作用。

  如今,雖然“非遺”保護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績,非物質文化遺産保護工作也在穩步推進,有序開展,但資老師總是説,對待非物質文化遺産保護工作應“愛之深而慮之遠”,“對祖先的創造要懷有敬畏之心,對豐厚的民族文化遺産要永葆珍惜之情,對所有為文化遺産保護工作獻身的人要賦予戰友的崇敬,這樣才能使這項工作葆有不竭的動力和強大的凝聚力,永遠延續下去”。

  她就是這麼做的。在與資老師數十年的交往當中,我深知資老師十分喜愛青海玉樹地區藏族牧民那彩袖飛舞、風馳電掣般的民間舞蹈,一直希望有機會到玉樹親眼看看藏族牧民們的舞蹈和生活,由于各種原因這個心願終未能實現。2010年青海玉樹發生特大地震,資老師得知剛參加過當年“全國少數民族非物質文化遺産項目調演”(資老師擔任藝術顧問)的玉樹土風歌舞團三名藏族民間藝人在地震中遇難的消息,萬分悲痛,打電話給我,要拿出6000元人民幣捐給三位藝人的家屬,請我親手轉交。當這些遇難的藏族藝人遺屬得知捐款主人是遠在首都的一位年過七旬的著名舞蹈家時,感動得熱淚盈眶,連連説“尕真切!尕真切!”(藏語“謝謝”。)

  從初識到從師再到共事,至今,我仍不時回想,假如沒有那次蘭州的培訓經歷,沒有這麼多年資老師的悉心教導,我的一生將會是另外一個樣子。我今天會在什麼地方,做什麼事情,都是一個未知數。人的機緣很是神奇,並不知道一生中會遇見什麼樣的老師和朋友,但是,只要你遇見一位好老師,你就一定會受益無窮!願先生在天之靈安息!


(編輯:王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