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與此同時，一場文化戰爭也打響了。一支由日本作家組成的“筆部隊”，成為戰爭謊言的炮制者。在他們的歪曲下，侵略者的殺戮、姦淫、掠奪，是那麼“英勇無畏”，甚至充滿“脈脈溫情”；正遭受巨大苦痛的中國大地，在他們的鼓吹中卻到處鶯歌燕舞、一派祥和。

　　日前，青年軍旅作家王龍撰寫的長篇紀實作品《刺刀書寫的謊言：侵華戰爭中的日本“筆部隊”真相》由廣東人民出版社出版，“侵華文學第一人”火野葦平、戰犯作家林房雄、“陸軍班頭號功臣”林芙美子等九名日本“筆部隊”骨幹作家“協力”侵華的歷史真相逐一展現在人們面前。

　　荒謬的粉飾

　　“敵方確實頑強，槍聲始終不絕。一抹黃色的半輪圓月，浮現在半空之中。水國裏不絕地傳出蛙聲。在戰場上聽見蛙聲，分外覺得寂寞……”這是火野葦平的小説《麥與士兵》描寫的場景。

《刺刀書寫的謊言》書影。 資料照片

　　“當精妙的藝術面具戴在侵略者頭上時，就會呈現出一種奇妙的罌粟花般迷幻的場景。”王龍説，作為“侵華文學第一人”，火野葦平的筆下經常出現這樣觸景生情、韻味無窮的描寫，而侵略戰場的恐怖殺戮氛圍也就隨之得到淡化。

　　當時的日本文學評論界竟然認為，《麥與士兵》是“在世界上也沒有先例”的“偉大作品”，甚至在表現驚心動魄的戰爭場面上，已經超過了托爾斯泰的巨著《戰爭與和平》。此後，火野葦平又創作了《花與士兵》《土與士兵》，連同《麥與士兵》一起被稱為《士兵三部曲》，發行量達到300萬冊。《士兵三部曲》還很快有了兩種中譯本，在淪陷的北平、上海以及偽滿政權中心長春公開發行。1939年，回到日本的火野葦平，被奉為“國民英雄”，四處演講，而很多受到他影響的日本青年，自願投入侵華戰場——那個可以實現英雄夢想的“神聖之地”。

　　與之類似，在藤田實彥的《戰車戰記》中，日本戰車所向披靡，屢屢創下“豐功偉績”；在石川達三的《武漢作戰》中，日本侵略軍成了和平的使者，侵華戰爭成為制造和平的“聖戰”……

　　“這批侵略戰爭催生的文學畸形兒，産生了極其惡劣的影響。他們進一步蒙蔽了不明真相的日本民眾，煽動成千上萬的日本軍人源源不斷地開往前線充當法西斯的炮灰，更加劇延長了戰爭受害國人民的災難和痛苦。”在王龍看來，日本侵華戰爭中的“筆部隊”寫下了當代日本文學史最為恥辱的一頁。

　　泯滅的良知

　　川端康成，1968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一位曾拼命想逃離政治的知名作家，在戰爭期間他慫恿一家出版社編輯出版《英靈遺文集》，主張把那些在侵略戰爭中斃命的日軍士兵“遺文”整理出版，並稱之為“日本精神的結晶”。在川端康成看來，“這種殉忠精神的純潔性是莊嚴悠遠的，而且是悲願極致的，所有這些英靈的遺文，就是這種日本魂經過戰爭而凈化了、閃光了”。

火野葦平《土與士兵》被改編成電影的海報。 資料照片

　　“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是日本文學史上的‘暗谷’時代。明治以來建立起的日本近代文學，幾乎被法西斯狂潮摧殘殆盡。”通過廣泛搜集史料，王龍發現，隨著戰爭的大規模推進，“筆部隊”陣容也不斷擴大，一大批日本作家、記者開赴前線進行“筆徵”。日本各大文學刊物也淪為宣傳戰爭的競賽場，爭先恐後開辟特寫專欄，為日本的侵略擴張搖旗吶喊。

　　更有一批作家，曾經遭受過日本軍國主義的迫害，對政客、財閥進行過尖銳的批判，此時卻由于各種原因紛紛轉向，成為“筆部隊”的骨幹。牛島春子早年曾受左翼思潮影響，投身工人運動，川端康成有過兩次“滿洲之行”，沒有立即成為軍國主義的急先鋒，但隨著戰爭的深入，他們手中那些為貧苦民眾奮力疾呼的筆，卻成為粉飾戰爭、為侵略辯護的工具。

　　未完成的反省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火野葦平隨即寫成小説《悲傷的士兵》。在小説中，主人公忘不了“8月15日的痛哭”，也難以認可“戰敗和屈辱的現實”。火野葦平揚言：“我在內心深處可以驕傲的是，在戰爭期間我就是以真實之心來從事寫作的。”

　　但是，無論如何申辯，“筆部隊”作家難辭其咎。戰後，日本國內開始追究作家的戰爭協作責任，一批作家被禁止發表任何政治言論，禁止在權威刊物上發表文章。然而，僅僅經歷了短暫的停滯，林房雄、尾崎士郎、火野葦平、石川達三等“筆部隊”成員，就又開始了創作活動。

　　“在確信日本政府不會積極追求他們的責任後，他們又開始招搖過市，亮相登場。石川達三甚至公然叫囂：‘我不後悔，假定日本再打一次戰爭，我仍然極有可能再一次重復同樣的錯誤。’”王龍認為，美國佔領軍和日本文化界對“筆部隊”作家的追究和處分，不過是象徵性的，而這些象徵性的處分僅在幾年後就被全部撤銷，這是林房雄等人不願真正反省，繼續歪曲侵略戰爭歷史的根本原因。

　　“戰後的日本作家，更樂于描寫戰爭給日本國民所帶來的災難，表現日本戰後艱難困苦的生活。當代日本文學對于侵略戰爭更是選擇了‘集體失憶’。”王龍説。（光明日報記者 杜 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