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琦素以版畫創作著稱畫壇，晚年亦在中國畫創作上著力良多，圖為近作：銀色世界係列之二

　　展覽開幕式定在上午10點半開始，10點不到，中國美術館方廳通向各處的路已經被人群圍得水泄不通。人們在前廳放了很多花籃，一派熱鬧景象。

　　很多新朋，好奇展覽主人公的生平與經歷；很多舊友，忙著互相寒暄天氣與起居。大家都在等待他——王琦，95歲高齡的著名藝術家，聽他講70年的藝術旅途。

　　黑皮衣，花色圍巾，卡其色長褲，黑布鞋，身材“高人一等”的王琦精神矍鑠，有著經歷延安時代的藝術家特有的氣質，有著老美院人的“范兒”。簽名、握手、拍照，眾人爭先恐後，他應接不暇。“藝術的道路越走越長，人生的道路越走越短，對自己在創作上的要求也越來越迫切，拿出只爭朝夕的精神，希望在創作中不斷頑強地艱苦奮鬥”，王琦至今仍有著濃重的四川口音。

　　“5年前，我曾在這裏舉辦從藝70周年的展覽，如今又辦展覽，非常高興。希望同志們給我多多提意見。”王琦洪亮的聲音回響在“紀念王琦從藝75周年暨95華誕——水墨新旅程書畫展”開幕式上，引發現場熱烈的掌聲。

　　沒有藝術性的作品是沒有感染力的

　　幾年前採訪王琦，他一樣的精神矍鑠，握手有力，不愧是以刀代筆的藝術家；由于語言有時不通，他偶爾大飆英文以方便溝通理解，説起來，你若探索了上世紀30年代以後的中國文藝界的往事鉤沉，經歷頗為傳奇的他，自然是一個資源的百寶箱。

　　1918年出生于四川宜賓的王琦，自幼受家學熏陶，自上海美專畢業後，1938年春，由老師倪貽德介紹到重慶“政治部三廳”工作，8月首赴延安，首次拿起木刻刀。1939年初回到重慶，加入中華全國木刻界抗敵協會，1942年籌建中國木刻研究會，1942年和1943年發起組織雙十全國木刻展，1948年赴香港，1950年回到上海，1952年起任教于中央美院，在新中國成立前夕，已當選為第一屆文代會代表的王琦先生，因交通受阻未能見證中國文聯的誕生，而他在之後的60余年歲月裏，作為版畫大師、藝術評論家、新興版畫運動和新美術運動的領導者，一直見證著中國美術的發展、轉折與變遷。

　　上世紀30年代至40年代，作為新興木刻運動的參與者和親歷者，王琦以充沛的激情和社會責任感實踐著他的革命理想，並貫穿他的藝術人生始終。他的早期作品《難民站上》《難民一群》等以現實主義手法描繪艱難時世和人民疾苦，他的《警報解除之後》《冰天雪地中的我遊擊隊》等名作，以木刻為武器喚起了廣大熱血青年投身革命的熱情。新中國成立後，他的版畫題材轉向水利建設、林業建設等，《售余糧》《貯木場》構圖開闊，尤其在他嘗試創作套色木刻後，《晚歸》《雪原峽谷》等作品畫面色彩明麗，堪稱社會主義建設的藝術史詩。改革開放後，王琦激情奔涌，佳作迭出，《人民萬歲》等組畫作品氣象雄奇，迎來了創作的另一高峰。

　　“魯迅先生曾説，藝術品一定要重視它的藝術性，沒有藝術性的作品是沒有感染力的。”——這句話鼓舞了王琦幾十年創新求變。

　　少年時的王琦在大革命時期接受了革命啟蒙教育，“既當革命家，又當藝術家，兩者應是截然分開的，但上了上海美專，聽到了尼採、弗洛伊德、柏格森的學説，又看了日本學者廚川白村的《出了象牙之塔》《走向十字街頭》《苦悶的象徵》，接受了很多革命文藝思想的感染”，魯迅的文章讓他豁然開朗，他的“純藝術”的理想破滅了，他希望藝術表現生活、表現人民的苦難和鬥爭。

　　1946年，王琦曾經感到遺憾：自己沒有直接聆聽魯迅先生的教誨，雖然1934年他進上海美專時就認真研讀了魯迅的著作，“可是魯迅的著作和他的精神，始終是我們這樣年輕人學習效法的榜樣，我一直在魯迅先生精神的感召下從事自己的創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