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冠軍文學”打造“紅光亮”的世界（19７８年-19８４年）

    體育文學是伴隨著文學和體育的産生而逐漸發展起來的，而從誕生之日起，人的運動是文學的一道自古不變的主題。文學能夠將體育運動中的瞬間輝煌，轉變為永恒之美，不僅能抒發出自由體育運動激發的情感，而且能揭示體育與社會更深刻更復雜的聯係。

    《荷馬史詩》中有許多關于古希臘人舉行葬禮競技的描寫，中國古代的《詩經》中也有不少反映出商周時期中國人的體育生活，中國歷代的筆記、小説乃至史書中，都有不少反映體育生活的記載，如文學名著《水滸傳》中，對宋代蹴鞠、相撲等就有細致的描述。

    我國現代意義上的體育文學作品最早出現在２０世紀３０年代，當時出版的一些體育刊物上偶爾會刊登一些體育題材的小説。１９３４年，聯華影業公司還拍攝了一部以女短跑運動員的運動經歷為素材的影片《體育皇後》。新中國成立後，隨著文化體育事業的發展，中國體育文學創作也迅速繁榮起來。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體育文學的發展大體上經歷了三個階段。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新時代歌頌型體育文學創作異軍突起，作家們面對百廢待興的國家，以自己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和敏銳的觀察力塑造了一係列為國爭光的體育健兒和教練形象。這一階段的體育文學與撥亂反正的思想運動處于共時狀態，體育文學的敘事目的還是為當時的社會政治實踐進行形象的論證，提供精神動力。

    經過“為文藝正名”討論之後，新時期的文學逐漸走出政治附庸的誤區，打開了新的一頁。“文革”中經歷的是高壓下的窒息和沉默，那麼進入新時期，呼喊便成為生命復蘇的第一需要。這一時期的文學，包括體育文學，尚未完全脫離“文藝為政治服務”的傳統格局，所不同的是“政治”的性質已轉到正確的改革開放道路上，作品無不同當時的時代需求以及人民群眾強烈的理想情感息息相通。在這個萬馬齊鳴的時代，體育文學也用自己的方式感應著時代，而體育報告文學正是這一時期中的佼佼者。

    當欒菊傑獲得第一個女子擊劍世界冠軍後，１９７８年５月理由發表的《揚眉劍出鞘》，成為體育題材報告文學的開山之作。隨後，被文學界稱為“冠軍文學”的體育報告文學應運而生。國家體委借助舉辦全國運動會之機進行徵文、評獎活動，更極大地促進了一批歌頌型體育報告文學的出現，如李修玲的體育報告文學集《足球教練的婚姻》中就收錄了她4年間的１４篇作品，李超的《好漢劉小光》，羅達成的《奇跡是這樣創造的—一記著名棋手胡榮華》，趙麗宏的《新的高度，屬于中國》，朱巾芳的《羽球情》，魯光的《東方的愛》、《強將手下》、《敬你一杯酒》，陳祖芬的《美》等，魯光的《中國姑娘》更是其中的扛鼎之作。

    此外，還出現了一些體育詩歌，如胡喬木《中國女排之歌》、周濤《馴馬者》、周達《長跑者之歌》等。

    這是一個撥亂反正的時期，時代呼喚著各條戰線的英雄。這個時期的體育文學創作有兩項突出的主題：一是歌頌英雄，二是愛國主義。如果我們檢閱一些這個時期的體育文學作品就可以看到，它們中的大多數都以描述為國爭光的體育健兒和教練員形象為主。這些人物形象有著統一的概念化的臉譜特徵：姿態正派，始終洋溢著為國爭光、奮勇拼搏的愛國熱情和昂揚鬥志。比如《揚眉劍出鞘》裏手負重傷、體力下降的女劍客心裏重復的是：“只要能把五星紅旗升上去，讓我去死也幹。拼，拼了！”在《中國姑娘》中，作者沿著中國女排的足跡，記錄了她們遭受挫折時的苦悶，奪得勝利後的歡樂和激蕩，以及她們心中對祖國、人民的摯愛，“女排精神”也因此被發現。從１９８１年到１９８６年的5年，中國女排像圖騰一樣高踞世界女排的神壇上，崇高而樸實的“女排精神”激蕩了整整一代人的靈魂，它帶給國人的精神激勵和示范效應已經遠遠超越了體育的范疇，成為整個20世紀８０年代中國社會奮鬥激情的集中體現。胡喬木為歌頌“女排精神”，在《中國女排之歌》中寫到：“我們的春潮是怎樣漲落／春苗是怎樣開花結果／滾翻，彈跳，舉重，爬坡／人倒了，球救了，腰傷了，別管我／前面是對手，後面是祖國／人生啊，能有幾回拼搏／可拼搏的隊伍是流不盡的長河……”不可否認，“冠軍文學”抓住了飽受外來侵略和欺淩的中華民族夢想期盼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這一時代主旋律，通過作品中淋漓盡致的渲染，激發了改革開放以來國人的愛國主義熱情。運動員和教練員頑強拼搏的意志和品德，成為了我國人民奮發圖強的一支強大精神動力。此時的作家們都懷有一種以天下為己任的豪情壯志，幾乎所有的體育文學作品都直接或間接地關注民族國家的歷史命運和體育發展的光明前景。正如批評家陳曉明在《無邊的挑戰》中所説的，20世紀８０年代的文學，構成了“時代集體精神鏡像”，“它們從歷史本身的情勢中涌溢而出，它們就是歷史的實在之物。８０年代的中國文化，創造了它的歷史主體，一些普羅米修斯式的文化英雄，他們的敘述意識就是這個時代的歷史意識，就是社會整體的無意識，就是這個民族自我意識的巨型寓言。”

    然而，對正面人物、英雄人物的臉譜化表現卻形成一種套路，這種簡單化了的“典型化”創作方法、所塑造的“典型”人物與“典型”作品，很快地成為了一種空洞的類型化的形象與類型化的情感表達的模式。從反映對象的選擇上，無論是從擊劍隊員到排球隊員、從運動員到教練員、從冠軍到浪子足球隊員，還是從中國的“鐵榔頭”郎平到外國的拳王阿裏，從作品中能看到的都是他們“高、大、全”的類型化人物的形象。

    這種類型化的創作，在藝術形式上，都以情節編織為結構特色，求取情節的相對完整，都以具象的（心理、場景、行動）再現性描述為其基本方法，如吳新民《“二傳手”的故事》中對沈富麟帶病參加巴塞羅那男子排球預選賽的場面描寫，魯光《中國男子漢》對美國洛杉磯奧運會上中美女排爭奪冠軍驚心動魄的一幕的描寫等大量作品中都採用了具象描寫的方法，描繪我國運動員在一個又一個國際大賽中爭金奪銀的激烈場面，這也就是“冠軍文學”的一大特點。然而，這類“冠軍文學”創作，在思想感情的表達上卻是相當僵硬的，除了那些起鼓動、激發、振奮、教育作用的情感外，其他一切個人的情感表達在這兒卻有意無意地被忽略或隱藏了，最終導致的結果是創作題材與主題表達上的狹隘和思想感情上的虛偽。

    體育文學作家們用千篇一律的類型化圖像和單調的風格敘述為我們打造了一個“紅光亮”的世界。

    二、“反思文學”開拓文化的空間（19８５年-19８９年）

    １９８５年，在文化熱等因素的影響下，以文化開掘為目標的文藝思潮形成了較大的發展聲勢，體育文學創作也以高度的自覺走向了文化。從這段時間的創作情況可以確認：一批作家，如阿城、趙瑜、馮驥才、羅達成等等，都是深刻認識到了文化的意義，認識到了體育現象背後的文化原因及其巨大作用，推出了一大批諸如《中國體育界》、《兵敗漢城》、《神鞭》、《棋王》等文化意識突出的體育“問題報告文學”。

    隨著經濟改革的初見成效，人們的物質生活水平有所提高，社會的審美要求進入了多樣化選擇的時期，個性化審美意識的增強逐漸瓦解了體育文學“賽場文學”、“冠軍文學”創作的一體化結構。著名作家劉心武和理由分別創作的《５１９長鏡頭》和《傾斜的足球場》則在１９８５年“５１９事件”之後出爐（中國足球隊在世界杯小組賽中１：２輸給香港隊，引發觀眾騷亂），長鏡頭攝下了“５１９”香港足球賽及賽後“騷亂事件”的始末，買黃牛票、掀汽車、被捕等活動，透視出當時中國社會風貌和社會心態。體育界的思考性文章從此發端。不過，這些只是圍繞一場關鍵性足球比賽失利的創作。

    ２０世紀８０年代中後期，中國在國際體育比賽中接連兵敗，以此為題材形成了大量的報告文學。這些作品針對政府主導型的體育管理模式、競技體育為核心的體育體制、支配體育行為的非體育觀念等體育問題表達了強烈的改革意識。同時，新一代體育報告文學作家隊伍的集體崛起、國外批判性報告文學的大量譯介也促進了這一時期此類報告文學的大量出現。《強國夢》正是真正從體育本體觀念，從中國文化傳統的角度展開思路，並觸及深層話題的體育報告文學作品。

    １９８８年，６萬字的《強國夢》經《當代》雜志第二期一經刊出，就洛陽紙貴——八一體工隊正在天津比賽，隊員聞訊排隊搶購。作家出版社聞風而動，迅即出版了《強國夢》單行本。單行本中的副標題為“中國體育的內幕”，封底的內容提要則是：本書作者把觸角直接伸向了一個體制改革中熱鬧而冷清的死角——中國體育界，揭開了它神秘的內幕。“由于過去強調上一屆奧運會拿了１５塊金牌，金牌的光焰掩蓋了許多問題、許多矛盾，比如説東歐幾個體育強國在當時抵制美國舉辦的奧運會，沒有參加。但他們的競技水平並不低，有些項目如果他們參賽的話，我們就拿不到那塊金牌。所以我分析，中國當時的競技體育水平可能就是四五塊金牌。”這是趙瑜在報告文學《強國夢》中，針對１９８８年奧運會作出的一個大膽預測。

    １９８８年的《兵敗漢城》則以一個生動的個案對《強國夢》做了圓滿的回應。與競技體育打交道時間還不長的中國人，第一次知道了競技體育“勝敗乃兵家常事”的規律，第一反應普遍是難以接受。作家張石山《我們有權參與》的文章代表了這種心聲：１０億人口大國，區區５枚金牌！

    而《兵敗漢城》並未對２４屆奧運會中國隊僅以可憐的５枚金牌兵敗漢城的現場作全景記錄，開篇便以大量數據將中國與日本兒童的身體素質進行對比，結論是，“中國青少年的身體狀況比起１９７９年那次聯合國調查的結果，有更加惡化的趨勢”。文中對奧運軍團歸國後的追蹤採訪，通過描述漢城一個記者營中諸多令人不快的事件、李寧等體操隊員內心“無邊的壓抑”、國家體委官員與中青年體育理論工作者賽後的不同想法與衝突，證實了《強國夢》中對中國體育現狀及危機的中肯分析，它“警醒人民抑制非體育觀念，弘揚奧林匹克體育精神是當務之急”。

    10年之後，趙瑜的《馬家軍調查》寫出了一個創造輝煌的傳奇體育軍團，由于觀念上、行為方式上的落後不得不承受命運的悲愴。

    由此我們也知道了：體育文學可以這樣深沉與厚重。

    此外，同期還出現了反映中國體育事業現狀的羅達成的《中國體育界》，悲憤控訴不平、鞭撻官僚主義的繆暉的《他走了，留下……》，反映中小學體育教育問題的郭東的《誰在憂傷》等等。還有一大批描繪普普通通小人物的體育情結的作品，如《壯哉，八十年代的青年》、《冒險、志氣、浩歌》、《萬裏壯遊》、《蔚藍色的暢想曲》等，這裏有車迷、飛行迷、航海迷……他們之中有人獲得了成功，有人的苦苦追求成了一場夢，然而失敗並不影響他們生活的輝煌，也並不減弱他們生命的意義。或許正是這些小人物的追求和經歷，才讓我們更加準確地理解體育的真義，也為體育的本質作了一個個小小的注解。

    20世紀８０年代中期在文化熱等因素的影響下，以文化開掘為目標的文藝思潮形成了較大的發展聲勢。在這種文化背景下，小説家們也轉而向文化“尋根”。作家認識和反映生活的視野迅速擴大，文化意識逐步成為不少作家創作審美思維活動中重要的思理機制。阿城的《棋王》描寫了特殊環境中人的逃避。王一生是“文化大革命”期間的一個下鄉知識青年，在整天高唱“以階級鬥爭為綱”而又食不果腹的年代，王一生們只好借象棋之類求得一絲安寧：“……我迷象棋，一下棋，就什麼都忘了。呆在棋裏舒服。就是沒有棋盤，棋子兒，我在心裏就能下，礙誰的事兒啦？”運動員出身的馮驥才在中篇小説《神鞭》中，則寄托了作者對歷史和文化發展更深刻的思考。《神鞭》為我們講述了一個舊時代天津衛的世情傳奇，用象徵性的筆法，説這條辮子（即“神鞭”）是所向無敵的，猶如“國寶”，但到了新的社會變革時期，卻頂不上一個洋槍子兒，辮子斷了。小説當然並不是在説武術的進步，而是借“神鞭”終于被剪去的故事傳遞一個道理，那就是再好的傳統也不能一味死守。中國傳統體育文化也只有實現了價值重構和創新發展才能呈現出一種新的勢態，跟上時代前進的步伐。此外，還有反映體育體制因步自規、呼喚改革春風的《羌笛怨》，科技造福體育的《空中足球場》，理由的《“迷路的孩子”》，馮驥才的《獻你一束花》等。作家在對民族的重新認識過程中，以理性的批判精神剖析了傳統體育文化的構成。

    這時期的體育詩歌作品數量不多，優秀作品更是鳳毛麟角。作為載體、媒介的詩歌語言此時發生了根本性質的變化，成為通過思想解放回歸到詩的本質意義上的本體，具體表現為詩人由“代言人”向個人化寫作的轉型，由對社會、人生的咏嘆到生命體驗的突入。如張德強《守門員之死》、易殿選《對弈》、佟偉《為了這藍天》、謝君遠《戀情》等等。

    在這個體育文學與文化共舞的時期，體育文學的內涵與外景發生了全新的轉型。從外在的形態可以顯見，體育文學的結構由微小轉至宏大，這表徵了作家觀照世界已從微觀走向宏觀。從作品的內涵看，作家們已不再僅從金牌、賽場一端看取體育，而是攝取更廣闊的生活面，容納更多的信息，與社會、文化、心理等等廣結良緣，將體育運動與歷史、人性、生命本體、社會存在聯係起來進行重新思考、認識、觀照和感悟，使體育的價值在不同的意義上被顯現。體育文學作品通過綜合（問題的綜合、專業的綜合、社會性與文學性的綜合）解剖急需解剖的體育問題和矛盾，使體育在不同的價值層面上表現為一種文化現象。于中，我們能強烈感受到作品的每一步“文化化”，都伴隨著作者的文化思索和文化解剖。體育文學也由此從“賽場文學”、“冠軍文學”中脫離出來，走向“反思文學”，開始立足于文化的思考，有深度地來表現體育，開辟出更廣闊的文化空間，給人以整體的文化感覺。

    三、“休閒文學”在網絡時代輕舞飛揚（1990年至今）

    人類文明發展至今，注重休閒已經成為人們的廣泛共識，以寫休閒並以供讀者休閒為旨趣的“休閒文學”便突顯價值。其中體育文學更是借助于網絡這種開放的“第四媒體”異軍突起，在寫作思維、風格、表達手法上發生了巨大的變革，在文學迅速邊緣化的上世紀９０年代，文學的休閒功能反倒急劇膨脹起來，體育文學也日益走向休閒。

    從上世紀９０年代開始，中國社會在迅速現代化的進程中開始步入一個傳播媒體左右人們的思想情感與生活方式的時代。以網絡為載體的“第四媒體”的出現使寫作工具不再只是紙和筆，而變成了鍵盤和鼠標。一切寫作信息的發出，不再需要印刷出版這類中介。于是，寫作思維可以直接表達，寫作意圖可以立即表現，寫作情感可以瞬間外化，寫作目的可以快速實現。

    體育文學與網絡也結下了不解之緣。隨著職業足球聯賽的興起，傳統樣式的體育文學開始走向衰退，大量的體育網絡文學寫手及作品出現，在這一時期，除了趙瑜的《馬家軍調查》、王崇理的《中國體壇熱點寫真》和《五環人世相》、羅達成的《中國足球青年近衛軍》、謝紅的《流金歲月——中國女足檔案》等少量具有文化批評意味的作品外，代之而起的是雜文式的體育評論和日益繁榮的網絡原創體育文學。在眾多的體育網絡文學作品中也不乏極具影響力的作品。如楊傑創作的中國第一部“長篇足球小説”《假球》，２０００年６月８日在《羊城體育》報首家連載。小説寫了一個完全該寫、完全不好寫的題材，向我們提出體育産業市場化以後需要注意的重大問題，提醒各方面人士，在玩體育市場時，保持市場公平的遊戲規則多麼重要，它旗幟鮮明地反映了作為體育受眾人們都在看什麼、想什麼、為什麼不滿意、為什麼要求在體育界也來一次反腐倡廉。作品在新浪網發表後，受到廣泛關注，被文學界和體育界專家稱為“足球文學的開山鑿河之作”，“一部鬼斧神工的足球故事”。他還在“５１９球迷騷亂事件”１７周年來臨之際，創作了中篇小説《足球流氓》，對這種特殊文化現象進行了特殊紀念，深刻呈現當今中國足球文化的真實形態，塑造出球迷秦華山和以網站ＢＢＳ網民為代表的新時期球迷形象。同時，小説圍繞和借助足球事件，意味深長地展開了關于“流氓文化”的多角度觀察與思考。此外，董路創作的４０萬字的長篇小説《臨門一吻》，是國內首部以職業足球聯賽為背景的都市題材言情小説。作者依據多年採訪國內職業聯賽的親身經歷，真實地刻畫了職業球員、專業足球記者的生活、事業與情感世界；同時也揭示了現代都市年輕人在追求愛情、維係友情、體現自身價值的過程中，所體會到的種種艱難、困惑、矛盾、彷徨以及希望。

    體育網絡文學更多的是一些散文、隨筆和評論。如李尋歡的《足球男人》、《女足五題》，黃健翔《我心目中的最佳陣容》，白岩松《笑到最後才是幸福的》，朱又紅的《咱是球星咱怕誰》、《中國足球與英雄無敵》，逸鴻《中國球迷的品位》，徐坤《期望爆出冷門》，叼得一《甲Ａ恩仇錄》、《大連問題》、《回歸足球》，紅油順風《説説中國隊》、《一位南方體育記者的崩潰》，韋一笑《尷尬時代的中國足球》、《笑看體壇》……

    體育網絡文學的選擇更加多元，呈現出與以往體育文學全然不同的一種輕松、調侃甚至戲謔色彩的風格。例如當迭戈馬拉多納帶著博卡青年隊風塵仆仆來到京城，女作家徐坤順勢炮制了一篇小説《狗日的足球》，“……馬拉多納，馬拉多納，哪個馬拉多納？難道真是那個被她崇拜得至高無上、滿腦袋都是羊毛黑卷兒（中間還夾雜著一小撮精心染制的黃毛），小矮個兒，大腳模丫子，每一個腳趾頭上都長著眼睛，傳球永遠準確到位，中場起動時風馳電掣，帶球過起人來虎虎生風，從不黏黏糊糊逮機會抽冷子就射的那個長得卷毛獅子狗似的足球巨星馬拉多納？！”亦悲亦喜、亦莊亦諧之間，盡情地刻薄了男性足球文化的不無荒謬的表演性之後，驟然進入了當代狂歡節上女性所遭到的“文化強暴”與絕對失語的現實。“我年輕的時候看球，覺得他們個個都是高大威猛的偶像，那一連串響亮光輝的名字，頻頻閃爍在我少女懷春的夢裏；而今我中年的時候看球，卻見綠茵場上奔馳的，個個都是大孩子，他們眼神中滿是純真、無辜和善良：馬拉多納腆著小肚尋隙滋事，坎多納爆踢球迷後痛哭流涕、追悔莫及……”（《女球迷》，１９９８年）“去看教練，看球員，看前鋒，看後衛。看他們的臉，看他們的腳。脖子以下和大腿根以上的部位，在球場上，就臨時省略，遮蔽在球衣和短褲的襯裏內部。明晃晃的燈光球場，誰光著身子，都不好看。……”（《君子好逑女子好球》，１９９８年）徐坤不是第一個、更不是最後一個使用這種語言描述體育的作家，在網絡體壇中，這種文風甚至成為一種時尚。寫手們根據自己的情感意志而創作，為了個體情感的宣泄而表達，從評論世界體壇大事、雞毛蒜皮到互相人身攻擊，無奇不有，嬉笑怒罵皆成文章，無所顧忌。

    ２００４年以來，體育網絡小説的創作更是風起雲涌。林海聽濤《我們是冠軍》紅透了半邊天，帶動了體育類小説寫作的熱潮。此後大秦的《校園籃球風雲》也在起點掀起一股熱浪。據説“校園”最熱的時候，剛發完一章節，回貼數目就多達５００多個，“校園”更新多半在晚上２點，這個時刻也被稱之為：校園瘋狂時刻。此外，八戒的《飛翔籃球夢》堪稱中國網絡上最火爆的籃球題材長篇小説；《籃球之夢》、《籃球之王牌後衛》等都是描寫籃球的小説；足球類小説有《宇皇星首部曲——足球之戀》、《求索》、《足球神話》、《天生廢柴》等不勝枚舉；圍棋類小説則以陳峰的《棋士》和木三的《棋定今生》為代表。

    體壇網站、體育論壇共同建立了一個“體育文化圈子”，培養了都市心態下廣大體育愛好者灰色而幽默的溫情。他們在日常生活中扮演著各自平凡卑微的角色，三緘其口，而內心深處卻洋溢著對體育話語表達的急切渴望，並且只有當面對網絡這個無限虛幻的美麗新世界時，他們蓄謀已久的體育熱情才會像煙花一般熱烈綻放開來。網易體育、新浪體育、南方體育、球迷一家、榕樹下、黃金書屋、清韻書屋……都記錄著他們語言詼諧幽默、粗放草率、自由揮灑的體育網絡文學作品。在述説對體育的痛與愛，在現實的酸楚裏表達激情與反叛中發掘體育中的每一絲樂趣。在塵埃彌漫的市井生活中它們更能讓人們走出“市場”，輕松的“休閒”，在茶余飯後或睡眠之前跟隨它們一起輕舞飛揚，接受精神按摩的最高理想。這就是在Ｅ時代走向“休閒文學”的體育文學。

    值得一提的是，隨著２００８年北京奧運腳步的臨近，全國各地作家紛紛“投身奧運、鑄造名篇”，通過自己的文學作品宣傳奧運精神、反映全民奧運中的感人事跡。我們看到了大批知名作家在用他們的筆來書寫奧運，感受奧運。一批以奧運為主題的體育文學作品也陸續與讀者見面，給讀者們貢獻了一餐關于“閱讀奧運”的饕餮大宴。

    徐坤歷時4年採訪、創作完成的《八月狂想曲》以一座虛構的奧運協辦城市為背景，以奧運場館建設為主要線索構架故事，塑造了一代年輕的城市管理者和建築設計師的形象。是目前為止全國第一部、也是唯一一部以北京奧運為背景的長篇小説。

    魏紀中新著《我的體育生涯》以作者５０多年的體育人生經歷為主線，從第一屆全運會到“小球推動大球”的乒乓外交，從女排連奪五連冠到拿下首塊跆拳道金牌，從重返奧運大家庭到兩度申奧……再現了新中國體育半個世紀的清晰脈絡。

    肖復興，曾經的體育記者中的一個“另類”，他的視角，他的優美，打動了一代雜志的讀者，其新作《其實奧運會已經開始》日前由新華出版社出版，感性地記錄了他對一些著名運動員的採訪，從中也可以看到中國體育３０年來的發展輪廓。

    由孫晶岩創作的中國首部全景式記錄２００８年北京奧運的長篇報告文學《五環旗下的中國》近日由人民文學出版社推出，作品以開闊的視野、激情的筆調、豐富的內容，濃墨重彩地描繪了籌辦北京奧運的歷程，是中國文學界為北京奧運會奉獻的一份厚禮。

    此外，還有《何振梁申奧日記》、《我愛女排》、《楊瀾奧運高端訪談：揭開奧運核心人物不為人知的一面》等等名家名篇問世。伴隨各地奧運徵文大賽的開展，一大批體育散文作品也應運而生：《同一片祥雲 同一個夢想》、《奧運的中國色》、《編織五環迎奧運》、《感受奧運》、《夢奧運》等等。體育文學在報紙、廣播、電視等大眾傳播媒介的各個角落都變換著面目出場。現在體育詩歌的最佳載體不是詩刊、詩集和雜志，而是流行體育歌曲的歌詞，從《亞洲雄風》、《實現夢想》到北京申奧歌曲《向奧林匹克進發》，這些歌詞被廣泛引用來表現體育健兒的拼搏精神。由此，我們欣喜地看到執著于藝術探索的耕耘者翻新出奇，為我們展示了體育文學發展的種種新的可能，體育文學正借奧運的東風，重新啟航。

    體育不僅需要肉體，還需要精神，于是，體育就必須升華為一種藝術形態，同時還必須與其他藝術種類進行密切的交流和補充。我國新時期的體育文學在這方面做出了積極探索。新時期體育文學歷經３０年的發展、流變至現今，體育文學進入到了另一個新的文化狀態，體育文學的時代也並非如黑格爾所説的那樣屬于過去，它的真正“黃金時代”還在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