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運，是運動員們的節日，是全人類共享的盛會。然而，我們不應忽視的是，在體育明星的光環之外，在奧運會的籌備過程中，很多人在無聲地勞動著，很多人做出了這樣那樣不為人所知的犧牲。對于２００８，歷史不應忘記這些細節。在歡呼聲的背後，我們還應當傾聽這些平凡人的聲音。《五環旗下的中國》就是這樣一部記錄了環保工作者、志願者、建築工人等千千萬萬的普通人如何為北京奧運會的成功舉辦而無聲奉獻的報告文學。日前，記者採訪了這部報告文學的作者孫晶岩。
記者：您以前寫過扶貧、經濟犯罪、女性犯罪等一係列重大題材，這次又創作了長篇報告文學《五環旗下的中國》，您從事奧運題材寫作的初衷是什麼？
孫晶岩：我寫這本書首先是為了留下一份史料，北京奧運，中國作家不能缺席，也沒有缺席。上世紀80年代末我開始寫體育題材的報告文學，最早寫的是關于中國足球的《衝出亞洲的坎坷》，這幾年關于奧運題材的書雖然比較多，但是運用文學的方式，全景式地去寫，《五環旗下的中國》可以説是第一部。在這個題材上我盡到了自己的力量。每個人都有對奧運表達心意的獨特方式，對于我來講，《五環旗下的中國》就是我向北京奧運會的獻禮，為奧運寫史，為中國助威、加油。
記者：在您採訪和寫作的過程中主要有哪些困難？有沒有讓你感觸特別深的地方？
孫晶岩：對我來説，寫作絲毫不存在問題，最大的困難就是採訪不容易。奧運會不是單純的體育，而是涉及到多個方面，過去所寫的重大題材都是單一的，比如扶貧、經濟犯罪、女性犯罪，而奧運則不同，什麼內容都有，體育、科技、文化等等，多少都要懂一些。比如寫到文物保護問題，我就得去國子監、孔廟採訪。我用了3年時間，採訪了400多位奧運人士，參加了200多場新聞發布會，辛苦固然難免，但採訪過程中所感受到的人們對于奧運的熱情可以説是深深感染了我。一般來説，我們中國人總是顯得很矜持，不像西方人那樣性格張揚，但在兩件事上中國人表現得特別有激情，一個是奧運，一個是賑災，中國人的熱情像火山一樣噴發了。説到奧運，從7 13那個狂歡之夜40萬中國人走上街頭慶祝申奧成功就能夠看出國人對于奧運的熱情。
記者：就您的創作實踐而言，奧運題材的報告文學和一般新聞報道有什麼不同？
孫晶岩：新聞報道講究短平快，越簡潔越明了越好，文學則不同，我們會用文學的語言，進行文學性的描寫，增加一些人文的東西，實現文學和體育的情感碰撞。有時候可能會採用一些想象，但有一點是確定無疑的，就是要真實，絕對不能虛構。比起新聞報道，文學更生動更形象，具有其他載體所缺乏的那種感人力量，能夠深入到人的內心，因此也容易被大家接受，從而流傳下來。
記者：作為奧運題材的寫作者，您愛好體育嗎？奧運會在哪些方面能夠吸引你？
孫晶岩：即使不寫這個題材，我也是一名體育愛好者，在我看來，體育不僅意味著運動，更意味著文化和精神。亞特蘭大、悉尼、雅典的奧運會我都看過，我愛看開幕式，這是主辦國文化的集中展示，也是各個國家文化交流的大舞臺。我也喜歡看那些在公開、公平、公正的奧運賽場上進行的高水平競技，你不能不驚嘆人的生命竟然能發揮到如此的極致，比如説100米短跑比賽，還有跳水、遊泳和體操，你會覺得原來人類是這麼偉大，人體是這麼美妙。體育不但展現力量，還蘊含著美感，力與美的完美結合帶給人的震撼是難以形容的。所以，體育真不是可有可無的，更不像有些人説的那樣是頭腦簡單、四肢發達，奧運會最吸引人的地方就在于它集中體現了人類對生命極限的挑戰過程。
記者：您如何理解體育的魅力？
孫晶岩：體育絕對不只是一個運動和輸贏的問題，需要改變這種觀念，要知道體育對人類精神的塑造有非常大的作用，熱愛體育、能夠把握體育精髓的人是幸福的。很多運動員都説，體育就是他們的生命，比如鄧亞萍，就認為乒乓球就是一切，是自我價值實現的一種途徑。體育既是人的生命極致的一種展示，同時也是極為殘酷的競爭，體育比賽的結果往往是幾家歡喜幾家愁，每屆奧運會都會有一些黑馬出現，也會出現一些馬失前蹄的例子。結果其實是次要的，重要的是過程。有些體育運動比如登山，運動員們還會冒著傷殘甚至死亡的危險，盡管如此，他們卻能説出“我愛體育勝于一切”，正是因為“生命在于運動”，他們能夠在體育運動中感受到生命的升華。
記者：奧林匹克發源于西方，北京舉辦奧運會不可避免會有中華文明和西方文明的碰撞，奧林匹克文化會給中國帶來什麼，中華文化又會為奧林匹克增添什麼？
孫晶岩：在已經舉辦過的現代奧運會當中，大部分都是在西方國家舉辦的。奧運會是西方文明的産物，同時也是世界性的主題文化活動，奧運要發展，就離不開東方文化的營養。北京奧運會為什麼重要？就是要讓全世界來了解一個有著深厚文化積淀的古國，“世界給我十六天，我還世界五千年。”中國經過改革開放30年的發展，經濟的崛起必然伴隨著文化的崛起，以及民族精神和國民心態的振奮，這些如何得到認同和肯定？東西方文化之間的隔膜實在是太大了，奧運無疑就是一個消除這種隔膜的機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