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裏斯 羅奇（英國謝菲爾德大學歐洲社會與文化研究中心教授）
體育與全球化：奧運電視和“地球村”
當代的體育大事可以被定義為“新聞媒介事件”，奧運會和足球世界杯堪稱兩個典型，因為自從２０世紀８０年代早期衛星轉播出現以後，它們就被固定地向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的數以千萬乃至億萬觀眾現場直播。正是如此，它們至少給一代人灌輸了一個十分形象並且眾所周知的概念：“地球村”。
奧林匹克精神涉及和平與教育的普世理想。不管公眾對此標準的普世精神是否接受，在媒介化奧運會這一體育大事中，世界范圍同時收看奧運賽事這一每4年出現一次的周期性社會現實産生了一個獨一無二的文化空間，並且産生了突破空間和時間距離、增進一種短暫而可重復性的“單一世界”意識（這一全球性的意識是把世界看作一個整體，而不是空間上、政治上分離的地區）的得天獨厚的機會。在傳統國際政治機構那裏，沒有類似通過電視再現“單一世界”而慶祝喝彩的機會。或許這正是最近幾年來聯合國熱衷于與奧運會發生積極聯係的動因。
奧運賽事的電視轉播和國際廣播，至少在最近20年毋庸置疑地産生了周期性的“地球村”現象。在地球村裏，奧運會這項全世界共同觀看的遊戲在全球幾乎所有公共場合進行著。奧運電視，作為一個世界新聞媒介事件，可以説是對全球化各要素的體現。首先，賽事一方面傳播奧運價值，另一方面增進了文化的標準化，直接地（比如國際體育組織利用“體育文化的普及”）和間接地（利用商業化），通過市場機器提供世界名牌和消費文化。其次，對奧運新聞媒介事件的全球廣播造成了時空的壓縮，就是説，整個世界在同一時間觀看同一種東西，這在某種意義上成為同時（媒介化的時間）同處（媒介化的空間）的交流，即一種全球的“此時此地”。
奧運會的結構和內容，以及奧運電視傳播的內容，已經明顯地呈現出重復和慣常的特點。奧運會的開閉幕式和頒獎儀式被國際奧委會和讚助方嚴格限制。它們被視為文化符號和適應電視傳送的舞臺藝術。雖然每屆奧運會本身是一個獨特的賽事，但主辦國家和城市會以其與眾不同的方式來詮釋和表現其中的規范化因素。全世界大部分人並且越來越多的人在觀看奧運會開幕式的電視現場直播（估計有約１０億人觀看了１９８８年漢城奧運會和１９９２年巴塞羅那奧運會，約２０億人觀看了１９９６年亞特蘭大奧運會，３５億人觀看了２０００悉尼奧運會）。這喚起了一種集體記憶的歷史感以及國家和世界宏大敘事的交織感。
國際時間與奧運電視：共在與歷史
隨著電視直播的發展和當代不斷加強的觀賞體育的傳媒化趨勢，對我們的時間和歷史經驗有重大影響的奧運會，具有特別的時間距離化和時間結構化的特徵。
1.媒體形成奧運賽事中的“共在”
媒體對奧運會的傳播路線的典型風格是無視常例，它包括“強制”報道和訪談，包括“歷史見證者”的價值觀和評論視角，而不同于那些普通新聞或娛樂體裁。這給與電視前的觀眾不同的觀點和信息，要比在體育場的觀眾所看見和了解的多得多。還有就是人們私人空間融入了當代公共空間，以致由家人、朋友構成的家庭觀看環境，都變成特殊的社會場合，它具有一些與在現場眾多觀眾中的公共性格一致的特點，同時也有它自己鮮明的個性特徵。媒介和傳播技術在很多方面的大大進步，使得觀眾能獲得更多復雜賽事的經驗，因為電視提供了除了身臨其境的普通體驗外的不計其數的全部信息。
從現場觀眾的經驗來看，大型場館銀幕的出現提供了一些獲得電視視野和電視圖像的機會，並且那些有效信息（包括選手資料，爭議部分的慢動作回放，賽後訪談和其他電視信息）已使現場經驗向更為復雜的傳媒化的“在那裏”和“在現場”的模式轉變。場館觀眾也意識到電視攝像頭的存在，知道人們的反應能被鏡頭攝入現場賽事的報道以渲染比賽氛圍，如果他們被拍進鏡頭還能使他們上電視。另一方面，置身場館外的電視觀眾的情況，也已變得更加不同和復雜。
２０００年悉尼奧運會期間，大銀幕被設置在市中心周圍出現的許多所謂的“指定直播現場”，除了大銀幕，在許多體育酒吧也有現場直播。對于觀看現場直播的人們來説，他們在比賽期間有了一種特殊的“到場感”和“參與感”，既不同于現場觀看也不同于在家的電視收看，而具有它自己的接近性、可靠性和紀念性。這種對遠距離比賽的傳播，提供了一種集身臨其境感、眾人參與感和類似進入場館本身的時空感的綜合模式，這改變了對現場觀眾和“缺席現場”的觀眾的二分法，從而使奧運會呈現出更為復雜的在場觀看的圖景。
2.以體育擺脫時間與歷史的符號化
伴隨交通和傳播技術的發展而日益加快的社會生活節奏，給現代人的當下體驗帶來潛在的消極信號。定期的世界性媒介化體育大事，如奧運會，則可以為人們提供一些文化資源，來應對現在及其關于過去和將來的人際意識和集體意識的可怕削弱，來幫助人們暫時擺脫時間和歷史的人為化和符號化。
從奧運會等體育大事的意義和經驗來看，在參與當代重大賽事和體育文化的媒介化世界中，人們觀賞了非同尋常的魅力四射的比賽，它包括獲得與眾不同的刺激性和激動人心的經歷、活動和表演的機會。在重大賽事和體育文化的傳播過程中産生了籌辦等待期和後續影響期之間的差異的體驗。而在這一時期，媒介化和全球化已經成為社會發展的普遍特徵。通過體育事件以及更廣泛的體育文化的策劃，能夠使人們形成和培養出關于傳統性和未來性的長期經驗。
更確切地講，當從文化的宏觀歷史的視角審視時，對普通人而言，重大賽事（如奧運會）扮演著集體的、國家的具有劃時代意義的角色。
國際社會空間與奧運會：城市和世界地區
1.世界性城市與世界區域化
國際奧委會授權不同的城市主辦奧運會，無疑，其中有對主辦城市國家機關公開比賽情況的長期性要求，對政府在財政上保證主辦城市在比賽及其基礎設施上的開銷的要求，最後還有一個事實，許多夏季賽事（如帆船比賽）往往還會牽涉到一個地區而非僅僅一個城市。作為全球化的范例，奧運會及其産生的電視奧運在某些方面似乎與基本全球化的特徵相一致，即要求全球的標準化，包括控制每項比賽及其電視轉播的運行和內容符合國際奧委會章程。這種標準化給奧運電視節目帶來了諸如奧林匹克理想的傳統普世主義和類似可口可樂等讚助方的“世界品牌”商業性消費普世主義。不過，也有某些來自每場比賽及其電視轉播的更為復雜和矛盾的方面，使其更加不同、特別，更世界區域化了。從歷史看，每屆奧運會在很多方面都獨一無二，尤其是令人難忘的冠軍得主和明星選手及其值得回味的競技與獲勝畫面更是如此。每屆奧運會的獨特之處都導致一種獨特的奧運歷史敘事的建構，一種來自世界文化敘事一部分的劃時代的與史無前例的敘事，即“我們時代的故事”，或稱為“我們這一代”或者“我們這個世紀”的故事。
全球化可以説是部分地通過“世界區域化”來推進的，即以制造不同地區（常常是不同地區的比賽）的方式，從而在一種新型“異化”時尚中，把這些不同地區整合進世界秩序。要如此操作，一是要發展旅遊業，一是要借助體育電視的力量。後者包括對奧運城市價值形象的重建。這些如今某種意義上稱之為“世界性城市”的都市正是新聞媒介事件産生的大本營。
2.世界區域性與全球體育文化
與許多其他國際性政治文化組織不同，國際體育組織，盡管其國家性和世界性最強，卻往往包含一種鮮明的地區性或洲際性。就著名的國際體育組織——國際奧委會在其美洲、非洲、歐洲、亞洲和太平洋國家委員會而言，這種情況從二戰後以來長期存在。值得注意的事，在這種背景下，公認的廣泛適用于奧運標志和旗幟中的五環圖案，是１９２０年安特衛普奧運會的國際協調産物之一。它旨在代表各大洲各地區的世界聯合，以顯示奧運理想在世界各地取得全球支持。
在此背景下，值得注意的是，兩項分別來自１９８８漢城奧運會和１９９２巴塞羅那奧運會的著名奧運電視研究發現，國與國之間對自然資源和基礎設施的奧運電視報道，在制作和播發過程中存在某些嚴重的不平衡。顯然，這類不公平反映了長期的南北分化、不同國家和地區間不平衡在全世界的發展。國際奧委會需要盡量關注在奧運電視，尤其是更廣泛意義上的國際體育以及循環賽事中存在的這些地區性不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