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100多年的發展，現代奧林匹克運動已經成為規模宏大、具有全球影響的社會運動，任何一屆奧運會的舉辦都會對主辦國特別是舉辦城市産生廣泛而深刻的影響。但是奧林匹克運動超出體育之外的影響，在雅典奧運會之前一直沒有得到係統的記錄和研究。為了科學地評估奧林匹克運動的全面影響，國際奧委會設立了奧運會總體影響（Olympic Games Global Impact）即OGGI評估項目，要求從2004年雅典奧運會之後，每個奧運會主辦城市都要在奧運會結束兩年內提交OGGI評估報告，作為奧運會總結報告籌辦情況概述、競賽組織和競賽成績之外新增的第四部分。OGGI項目將從環境、社會-文化、經濟三個維度來測量“奧運會的全面影響”，為了了解奧運會籌辦以來對北京的社會－文化所産生的影響，記者採訪了ＯＧＧＩ項目社會－文化組專家、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副教授馮仕政。
記者：作為首個ＯＧＧＩ項目的重要組成部分，如何理解社會－文化組項目的性質和意義？
馮仕政：北京奧運會申辦以來已經並將繼續對北京的社會－文化發展造成深遠的影響，中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能夠取得奧運會的主辦權很不容易，要想辦得非常成功、並有力地推動社會－文化的發展更不容易。北京奧申委在申辦過程中提出了人文奧運的口號和思路，就是要把２００８年北京奧運會辦成一屆有人文關懷、文化底蘊、人民群眾廣泛參與的奧運會。為了實現人文奧運的構想，我們必須建立一套評估體係，隨時監測奧運會對北京社會－文化領域正在發生和可能發生的影響，為怎樣舉辦人文奧運提供科學的政策建議，並在奧運會之後科學地評估我們在多大的程度上實現了人文奧運的初衷。簡單來説，本項目的主要任務就是描述、解釋和預測北京奧運會對社會－文化領域所産生的全面影響，時間跨度上是從申辦開始直至奧運會結束後兩年，也就是説，評估的時間段將從２０００年一直延續到２０１０年，其意義是開創性的，也為以後的ＯＧＧＩ項目起到了奠基和示范的作用。
記者：奧運會的社會－文化影響可以説是非常復雜的，該項目採用的是何種技術手段來評估奧運會對北京社會－文化的影響？
馮仕政：為了科學地評估奧運會的全面影響，國際奧委會委托國際體育科學與技術學院（ＡＩＳＴＳ）設計了一個包括１５９個指標的評估技術框架，其中關于社會－文化領域的指標共有６０個。具體到對北京奧運會做ＯＧＧＩ評估時，這些指標在適用性和數據的可獲得性方面存在一些問題，特別是由于社會和文化的多樣性、價值觀和意識形態等諸多因素的影響，這一問題在社會－文化領域顯得尤為突出，６０個社會－文化指標中有２７個在適用性或可獲得性方面存在問題，指標體係的中國化或本土化任務可以説是相當繁重的。經過與北京奧組委和國際奧委會專家的長時間討論，並吸收其他奧運舉辦城市倫敦、溫哥華等的意見和建議，結合中國國情和北京市情，經過保留、修改、刪除和增加等種種調整，最後確立了包括與奧運相關的立法、媒體注冊、奧運站點瀏覽者、廣播電視受眾與播出時間、標識和吉祥物的認知度、媒體形象、藝術和建築、志願者、文化計劃、文化場所、教育計劃、文化遺産保護等共計６６個指標，通過測量奧運會舉辦前後這些指標的變化即可得出奧運會對北京社會－文化的總體影響。
記者：前面您提到社會－文化指標體係的中國化，那麼具體進行了哪些方面的調整呢？
馮仕政：有這樣幾種情況：有些指標是我們國家所沒有的，比如關于奧運會的全民公投，以及一些在西方比較有政治代表性的指標，比如遊行示威的次數，在中國就顯得很不切題。有一些指標雖然都有，但操作上有所差異，比如關于衡量人口健康的指標，西方會統計５歲以下兒童的死亡率，與我們國家衡量人口健康的方式是不一致的。關于體育人口參與率，西方統計的是體育俱樂部的注冊會員，我們統計的是每周鍛煉時間在１小時以上、強度在中等以上的體育人口。還有一些我們監控而西方不監控的指標，比如，國際奧委會的指標體係裏面沒有什麼文化遺産方面的指標，我們則增加了文物古跡的改造和修繕、中國傳統體育項目的參與和推廣，等等。文化娛樂方面，國外針對商業性影院和劇院的票數、人數進行統計，我們除此之外還有少年宮、文化宮等具有中國特色的文化場所，在圖書館、博物館的統計上，我們的工作也更加細化。在保持ＯＧＧＩ評估的穩定性、連續性和可比性的前提下，我們立足于中國國情和北京市情，提出新的概念框架，賦予每個指標以新的理論闡釋，賦予指標之間新的理論聯係。總的來看，改進之後的指標體係更加細致，研究工作也會更加深入，為以後ＯＧＧＩ社會－文化項目的實施開了一個好頭。
記者：為了達到研究的目的，社會－文化組在實際操作過程中具體開展了哪些方面的工作？
馮仕政：項目組通過對６６個社會－文化指標進行歸並、打包，一共形成了６個子課題：北京奧運與中國體育發展研究，北京奧運與中國奧林匹克運動發展研究、北京奧運與中國政治發展研究、北京奧運與中國信息傳媒業研究、北京奧運與中國社會生活方式研究、北京奧運與中國社會協調發展研究，項目的工作就圍繞這６個子課題展開，採集相關的數據資料。實際研究所需要的數據是多種多樣的，數據採集的指標頻次從時間上分為隨時、每月、每季度、每半年、每年、每兩年、奧運前後、奧運期間不等，數據來源也有多個渠道，有些是已經公布的年鑒數據和相關文件，有些是未公布的內部數據，需要到相關的部委辦局去拿，還有一些既沒有公開數據也沒有內部數據的就只能通過問卷調查獲取，包括電話調查和入戶調查，我們與統計學院的電話調查室、央視市場研究有限公司和北京市統計局都有過這方面的合作。數據採集是項目的核心之一，同時也是項目組織實施過程中所碰到的一大難點，有些數據因為保密或其他原因難以獲得，組織問卷調查的人力和財力投入都比較大，特別是入戶調查確實存在一些難以克服的阻力。北京奧組委也召開了多次由人大課題組和北京市相關部委辦局一起參加的研討會，商議數據如何獲得，如何建立聯係，等等。
記者：奧運會籌辦已經有７年時間了，它對北京的社會－文化具體都産生了哪些影響？
馮仕政：我們已經在２００５年９月和２００８年年初分別向北京奧組委提供了兩份研究報告，再由北京奧組委提供給國際奧委會，在奧運結束之後還將有一份報告，從中可以看到奧運會對于北京的社會－文化影響是相當巨大的。報告從政治、信息、體育、文化、社會等子係統研究了奧運會對北京的影響。這些對中國的影響都是很深遠的。比如，奧林匹克教育以及數字電視技術和信息網絡技術的普及成效都非常顯著，根據國際奧委會的指標，改善體育設施方面也做了很多工作，誕生了“鳥巢”、“水立方”這樣的藝術性建築，此外，因為很多比賽場館都設在大學裏面，所以也就推動了很多大學體育場館的更新換代，推進全民健身和健身設施進社區的工作也進行得相當成功。文化遺産方面的影響就更明顯了，傳統文化的多個方面都受到了廣泛關注，比如説民間手工藝品等等。
記者：從既有的研究成果來看，北京奧運會在社會－文化方面的目標在多大程度上得到了實現？
馮仕政：有人曾拿韓國來做比較，説韓國辦奧運會對它的經濟促進有多大，要知道當時漢城佔韓國人口的７０％，漢城發展了韓國就發展了，實際上和中國沒有多少可比性，１９６４年的日本東京奧運會也是這樣。畢竟中國有這麼廣闊的地域和眾多的人口，奧運會對北京之外的地區的輻射效應並不是很顯著，中國辦奧運會其實跟美國比較接近，奧運會的舉辦能推動北京的發展就已經是了不起的成就了。總的來説，奧運會還沒有結束，ＯＧＧＩ社會－文化組的研究也還在進行之中，現階段還不易作出全面的評價。
記者：這個項目匯集了大量的社會、文化方面的專家，其中的經驗會不會在奧運會結束之後得到延伸和推廣？
馮仕政：這是肯定的，這次研究工作所開發出來的研究范式、方法和分析工具也可以在更為廣闊的領域中得到應用。比如，如何對重大社會活動、重大事件的影響進行係統評價，如何分析城市社會經濟環境復合係統中社會文化、經濟發展和生態環境之間復雜的聯係和相互作用，並形成城市管理決策的支持係統，這些問題都是未來將長期受到決策部門和學術界關注的重大問題。單就體育而言，體育作為一項社會活動，非常頻繁也非常引人注目，但是據我所知，關于體育的學術研究即體育社會學不但在國內，在美國也是很薄弱的，做學術研究的人往往對體育並不感興趣，甚至存在一些誤解，認為那是肌肉發達的人才從事的事情，有一些從事體育的人從事這方面的研究，但在專業性上面又稍顯不足，我們這個項目的成功實施首先要能夠推動這一領域的研究，有助于開展社會、文化和體育相關學術活動，讓體育研究更加專業和深入。此外，由于這個項目是國際奧委會的一個常規性項目，參與其中的專家不僅有國內的，還有大量的國外專家，以此為紐帶和平臺，也可以推動中外學者在相關領域的交流與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