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強（北京大學法語係教授、《奧林匹克宣言》首席翻譯）
奧林匹克運動自誕生之日就具有深厚的人文內涵，現代奧林匹克運動的復興也有復雜的人文背景。2008北京奧運會更是提出了“人文奧運”的口號。那麼，我們應該怎樣理解奧運會的人文內涵？解讀100多年前現代奧林匹克運動之父顧拜旦的《奧林匹克宣言》或者會給我們帶來些許啟示。
上世紀90年代初，法國資深外交分析專家達馬侯爵經過多年艱難、執著的尋找，在瑞士一位銀行家、收藏家的手中，看到了一件令他激動萬分的珍貴手稿，那就是顧拜旦１８９２年１１月２５日在法國巴黎索邦大學所做演講的手稿。在這次演講中，顧拜旦首次提出了在當時極為超前的呼吁，要求“復興奧林匹克運動”。這次演講是法國田徑運動聯盟成立五周年大會上的總結性發言，年僅２９歲的顧拜旦是該聯盟的秘書長。達馬侯爵作為發現人，成為該手稿的全球傳播權利人。時任國際奧委會主席的薩馬蘭奇在認真審視了該手稿之後，欣然與達馬侯爵一起，將之命名為《奧林匹克宣言》，洛桑的奧林匹克博物館派專家對手稿內容進行辨認，並提供了相應的英語譯文。從２００７年起，該手稿的影印件與洛桑奧林匹克博物館的藏品一道，在中國巡回展覽。２００８年１月１日，正值顧拜旦１４５周年誕辰之際，《文明》雜志在北京體育大學舉辦此宣言的中、英、法三種語言的盛大首發儀式，中國讀者終于得以與奧林匹克之父的思想源頭有了近距離的接觸。本人有幸，成為該宣言的首席翻譯。長達三年之久的閱讀、翻譯、資料查閱工作，加上與手稿發現者達馬侯爵的多次直接交流，以及與之伴隨的團隊修改、集思廣益的工作，使我對《奧林匹克宣言》有了比較全面的認識。
《奧林匹克宣言》一經面世，便成為理解顧拜旦思想體係的重要文獻，被視為整個現代奧林匹克機制的基石。一位研究體育文獻幾十年的專家激動地説，《奧林匹克宣言》的重現人間與出版發行，在奧林匹克運動史乃至整個體育史上的重大意義，無論如何強調也不為過。可以説，這樣一個宣言的出版，為理解奧林匹克運動，為理解當今的體育運動，提供了全新的理論工具。
今天，“人文奧運”成為本屆奧運會最根本的價值訴求。而作為現代奧運會最寶貴的思想資源的《奧林匹克宣言》無疑也是集人文思想種種表述之大成，于字裏行間體現著人文思想的意蘊。綜合《奧林匹克宣言》中的內容，可以把顧拜旦從中體現出來的人文思想簡述為以下四點。
摒棄戰爭 向往和平
１８７０年，法國在普法戰爭中失敗。我國讀者熟知的都德的著名短篇小説《最後一課》，很好地描寫了當時法國人民的心態。年輕的顧拜旦的心中，充滿了愛國之情。他像我國１９世紀末２０世紀初因甲午戰爭失敗而震驚並開始孜孜不倦地謀求強國之路的仁人志士們一樣，開始分析法國失敗、德意志帝國得以勝利的原因。他發現，德國的體操訓練，從小開始，就具有軍國主義的一面，從而將學生訓練為戰爭機器。但顧拜旦覺得，德國式的體操盡管充滿力度，卻缺少真正的靈魂。他預感到，一種缺乏靈魂的體育必將衰落，轉而讓位于一種能夠承載道德價值的體育。他相信，德國的軍事體操行將“衰落並且消失”。
同時，由于戰敗國往往會有較強的復仇心理，顧拜旦超前地看到，如果聽任冤冤相報，將青年人送上戰場，只會給國家、民族乃至世界帶來無窮的災難。所以，與當時許多狹隘的復仇主義者不同，他高瞻遠矚地看到，真正強大的前途，在于和平。在《奧林匹克宣言》中，他提出，通過體育運動，讓青年人的熱血得到合理的疏通，並通過運動員在全世界各地的比賽，在各個不同國家、民族之間建立一種聯係，讓“擊劍運動員、槳手、賽跑運動員”和其他田徑運動員們成為一股帶來和平的力量。
融入教育 振奮精神
作為和平主義者，顧拜旦對戰爭的危害深有警惕；作為愛國青年，顧拜旦的心中渴望法國的強大、人民體質的增強。而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深入改革在他看來缺乏想象力、已經過時的教育制度。而且，這兩者是聯係在一起的，因為要停止無休止的戰爭的惡性循環、終結復仇情緒、實現人與人之間的和解，這些都需要通過全新的教育形式來實行。他的教育計劃非常全面，他在教育方面的建議非常豐富：諸如成立工人大學，進行職業教育，加強技術實習，等等。但是他最深信的，還是體育的教育作用。對他來説，革新的要義之一在于在學校開展體育教育。在這方面，他從英國人那裏獲益匪淺。
顧拜旦在20歲以後就進行了數次國外旅行，深信英國式體育的優越性。他認為：“在世界上，對于年輕人，沒有比現在英國的教育體係更加細膩、更加優雅、更加溫情。”在英國，體育是教人生活的學科，是強健身體、錘煉性格的首要教育手段。早在１８８６年，他就發表了一些關于英國教育的文章；１８８８年，他創立了一個“體育運動推廣委員會”；１８８９年，他主持了一次同一議題的國際大會。可以説，他對體育運動重要性的理解，來自當時英國的兩位先驅人物：金斯利和阿諾德。這兩位人物，一個是牧師，一個是神學家、歷史學家，但他們都首先是教育家，都認為體育能夠帶來青年人的自律能力和自尊，可以帶來秩序與對團體精神的領悟。托馬斯 阿諾德在拉格比公學擔任校長期間，將體育擺在了教育的優先位置，從而讓這個毫無紀律性可言的機構煥發了新生，重新燃起學生的進取精神。托馬斯 阿諾德的教育方法超前，建立起了一種典范，很快傳遍了所有的公立學校，進而對英國的教育體制産生了前所未有的影響。由于當時英國在全世界擁有許多殖民地，在澳大利亞、印度，乃至香港，阿諾德和金斯利的學説都大行其道，田徑運動掀起了“熱潮”，在全世界普及。周遊世界的顧拜旦從中感到了它巨大的教育力量。
戰勝自我 挑戰艱難
理智的顧拜旦清醒地看到，青年人的血液在流淌，他們的精力與力量需要找到突破口，需要將青年人的滿腔熱血進行良好的疏導。在德國的軍國主義體操之外，他看到了瑞典的林格體操。他形象地將這一體操比喻為田園交響曲，而將德國的軍國主義體操比喻為英雄交響曲。這一體操與我國的“導引”原理有些相似，動作緩慢，力度不大，從小深受風濕之苦的林格在自己親身嘗試了這類體操後，深受其益，決定將之發揚光大，從而與皇家體操學院合作，將這一體操改良後傳遍全國。顧拜旦在深入考察了這一體操後，在接受這一體操良好的治病效果的基礎上，發現了這一體操的致命弱點：它適合身體羸弱之人，適合孩子與老人。應該説，顧拜旦並沒有否定瑞典體操，林格的訓練方法，還有滑冰運動，在他看來，都帶來了為人熟知的瑞典人的“良好健康”、“身心的美妙平衡”以及“安寧的心境”。但是，他認為這種運動過于溫和，其實是一種醫療體操、保健方法：它“關注小孩兒，……病人……和老年人……，這一切都很好”，但他更強調指出，人類的天性之一是超越，包括自我超越和超越別人。在他看來，體魄健全的年輕運動員們所需要的，是力量與競爭，而這正是瑞典體操所排斥的。
最後，在德國式體育和瑞典式體育之間，他找到了一種更加博大、真正符合人性的體育基礎，正是這一基礎，使他進一步感受到了復興奧林匹克運動的必要性。自我超越，挑戰困難，這是顧拜旦心目中的人性。《奧林匹克宣言》中自始至終貫徹的，就是這樣一種對人性的認識。他高度概括地指出：（德國人）能想到戰爭，當然很崇高、很壯麗，（瑞典人）想到衛生、保健，當然值得稱頌，然而，無私地崇尚努力，喜愛艱難事業，因為艱難而勇于去挑戰它們，才是更為人性的。
立足現代 復興奧運
顧拜旦承上啟下，在承接奧林匹克之源的同時看到了現代人的全新需求。他預見了某種程度上的世界的大同傾向，看到了世界正在形成某種初級意義上的全球化。體育可以起到一種難以置信的作用，為現代社會帶來全新的氣息。這種現代感，體現在幾個地方：宗教（基督教）力量的削弱；科學技術的高度發達；民主、大眾的威力和國際化的未來；媒體力量的上升。
１９世紀末是科技開始高度發展的時代。顧拜旦敏銳地意識到，電報、鐵路、電話等科技發明正在改變世界，而且人們越來越熱衷于一些全新的現代人文組織形式，如大型的國際會議和大型博覽會、展覽。顧拜旦認識到，隨著這些科技手段與新的人文交流形式的出現，世界正在變得越來越統一，國際化成為不可阻擋的趨勢。所以，他前瞻性地提出未來體育運動的方向：大眾化（民主化）和國際化。
與以前相比，他發覺一股正在上升的新興力量——媒體的力量：“一種關心幫助體育界的專業刊物誕生了，無數報刊應運而生。”與以往都不同的是，一場比賽，“其結果都可以傳遍全世界，佔據《泰晤士報》的重要版面”。由于媒體的力量，體育進一步成為人們身邊的事情，“在一些重大賽事的日子裏，生意停止了，辦公室空了，人們像從前古希臘人那樣停止手中的工作，朝著從身邊跑過的青年人鼓勁加油”。正是這樣一種考察結果，使得這位現代奧運之父借一個簡單普通的匯報總結之機，在演講的最後，發出了強烈的宣告：“我會堅持不懈地追求，實現一個以現代生活條件為基礎的、偉大而有益的事業：復興奧林匹克運動”。
我們看到，顧拜旦的偉大之處在于，他既是一名純潔的人文理想主義者，同時又絕非空想家。對于人性，他有深刻的剖析，從未勾勒一個沒有心理、生理、文化基礎的抽象的人的概念。他喜歡用特有的一種語式，基本意思就是：“幻想……是不現實的，但要求……是可以做到的。”這個語式在兩個地方的運用，尤其充分體現了顧拜旦腳踏實地的實踐精神。一處是：“如果有人説，戰爭將消失，你們會認為他是空想主義者，你們的想法不全錯；但另外一些人相信戰爭的可能性在逐漸減少，我認為這就不是空想。”他相信，通過體育減少戰爭，是可能的，但體育又不是萬能的。另一處出現在了顧拜旦的另一份文獻中：“希望人人互愛，只是一種幼稚的想法，然而，要求他們互相尊重，則並非空想。”在整個演講中，沒有任何空洞的言語或口號，整個《奧林匹克宣言》所展示的，是顧拜旦對歷史和當時的地緣政治的深刻理解和對現代人文需求的高度前瞻性的預測。正是基于這種對現實的了解，以及對人性和現代社會的高度把握，使得他那先知般的理想在不到兩年的時間內就得到了人們的真正重視，並在短短的幾年內真正付諸了實施。
奧林匹克之火，在《奧林匹克宣言》中，得到了人文的火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