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寫作中多得賢妻淑仁之助，因條件不佳，辛苦備至，其功不可泯沒。我平生得文飽食安坐，靜心專神地做點學問，全是她照顧協作之力。此中包含著她的心意和勞作……她是一個善良仁厚的慈悲為懷者，一生勞病，助我為文寫字，縫衣做飯；在危難中表現出無畏的護我申冤的高尚精神。我平生的這點兒學術成就，其中包含著她的辛勤甘苦，這種無形跡的貢獻，是我難以忘懷的。——周汝昌
毛淑仁自畫像
我的父親周汝昌是天津鹹水沽人，母親毛淑仁是天津上郭莊人。父母自相識到後來結褵成為夫妻，相互廝守了一輩子，其中的故事，一部大書也説不完。
1939年6月，父親從天津工商學院附屬中學高中畢業，7月中旬，就趕赴北平育英中學報考燕京大學。考試結果出來後，父親以第一名的成績“金榜題名”而考入了燕京大學西語係。
可是，就在入校的這當口，天津大水泛濫，洪水橫流，那簡陋的純土坯築起來的家會在旦夕化為一片泥堆，四處茫茫一片，根本無法出行。父親因此不能按期入學，就給燕大寫了一封信，説明“因居地水災慘重，本學期奈難到校上課”。按照入學須知規定，須等到第二年秋季才能再進入燕京大學就讀。就在等待入校的這段時間裏，父親結識了母親。
有一個時期，天津南郊一帶的土匪，是“聞名遐邇”的，距鹹水沽以西二十余裏的小站，那時是有名的土匪窩，且勢力巨大，而鹹水沽獨敢抗匪。我的祖父就曾一心為保全村與匪鬥，受到全村商民的尊敬與感念，送上刻有“智深勇沉”四字的大銀盾（出自《史記·荊軻傳》），和鐫有“碩果苞桑”四個大字的巨型整樟木橫匾（用《詩經》“其亡其亡，係于苞桑”之義）。由于鹹水沽是當時綁匪橫行中的唯一安全地，所以四鄉外圍有很多遷居來此落戶者。母親毛氏一家即是遷移來的一戶人家，遷來後就落居在春暉裏老院周家大戶的鄰近房舍。由此之故，父親和母親彼此可以時常照見，早有印象，只是沒有交往接觸的機緣而已。
父親那時身著一件藍色長袍，戴一副細絲眼鏡，雖然夠不上“美少年”，卻生得文雅秀氣，面如春風、發似錦緞，親友鄰坊多加誇獎，又身出名門，且考入北平燕京大學，前途無量，故有很多攀親之家。母親那時還未滿十六歲，劉海短發，清水盈盈，亭亭玉立，知書達理，且家境勝過周家。後來由樂于成事的媒人來提親，父親感到自己年齡也已大了，加之祖父的催促，心想彼此若能相投，做個終身伴侶，也就蠻好了。而母親自幼喪母，故外祖父疼愛有加，也盼望能找個好人家早點嫁出去，所以很快即約定了婚姻大事。
1939年（己卯）農歷九月，父親與母親訂下了終身大事。當父親拿到母親贈予的照片後，當即在背面題了一首詩，由此也可以看出父親當時的心境，詩雲：年華十五太盈盈，嫁與王郎總不勝。卻笑東風渾過客，如何鬟鬢畫中青。
轉過年來，父親年當二十三，母親小父親六歲；父親屬馬，母親屬鼠，“算命”的説犯“六衝”，但父親沒有顧及這一不利之説，于1940年的農歷四月十六日，與母親“拜了天地”。
按照沽上的婚姻禮儀，結婚那天新郎迎娶新娘子，新娘子是要坐轎的。可是父親早就識得新娘子，而且兩家就住同一條街上，這“迎娶”就在眾人簇擁下，奏樂鳴炮，起轎發親，母親坐在轎子裏隨吹吹打打的隊伍，沿途繞了幾個大彎，才進了周家。父親與母親拜了天地，進入洞房，兩人從此攜手成為夫妻。
新婚後的生活也就維持了三四個月，到秋天，父親只能與祖父母、各位兄長辭別，母親自然戀戀不舍，父親拉著母親的手許諾道：等我大學畢業，就帶你離開這個家！自此，母親就一直盼望著這一天的到來。父親獨自一人赴北平燕京大學讀書去了，在京北成府的燕園裏，父親寫下一首《蝶戀花》，留下了他的一片思鄉與慕戀之情：
年去年來證客路，別羽離宮，日日思鄉譜。昨夜遙城傳細鼓，等閒歲臘看看暮。窗外空枝搖凍樹，珍重寒衾，睡裏尋春處。淺夢才從家畔住，匆匆又被風吹去。
周汝昌毛淑仁青年時期合影
誰知剛讀完大學一年級，上大二沒多久，1941年的冬天，爆發了珍珠港事件，同一時期日寇封閉了燕京大學，學子們皆遭到遣散。父親失學，只好回到家鄉。孰料這次與燕京大學作別竟然持續了6年之久。這期間，為了生計，父親做過鹹水沽小學教員、同立木號司賬員，後來又考取過“津海關暫用助理員”。等到父親再次踏入燕園，已經是1947年之秋了，那時的母親已經成為三個孩子的媽媽。
父親回到燕園，深感身世滄桑、年華老大、朝氣難回、傷情易觸，心緒總帶著淒涼的滋味。只是那潛藏已久的學術力量卻獲得了喚醒和煥發。課余時間，他都呆在圖書館，拼命地讀書，充實自己。母親再一次留守在周家老宅，不同的是，這次她是一個人拖著幾個孩子，還要照顧那個二十幾口人的大家庭，身心俱疲。生活裏有許多看不見的艱辛，有時孩子生病，或自己有個頭痛腦熱，有時遇到煩惱與不順心，也沒有人替她化解。等稍一有空隙，母親或手牽著哭鬧的孩子也要抓起筆來給父親寫上幾句。母親高小文化，早先為父親謄錄過詩詞稿，字雖然不十分漂亮，但蠅頭小楷，整整齊齊。母親給父親的信裏述説著自己的艱辛處境，盼望父親多回幾趟家，叮囑多寄幾個錢來，好給孩子們置辦衣物。
1948年的暑假，父親回到鹹水沽老家。這時他已經開始整理自己的研究成果了。《紅樓夢新證》的最初稿，是摘記在各式各樣的紙條上，這大量黏綴起來的紙條，倣佛是件“百衲衣”，需要一張張一條條抄錄在稿紙上。一天，父親幫母親燒柴火做飯時，不慎將撰稿的筆掉進火裏，等到扒拉出來一堆灰燼後，卻只見那金筆尖一閃一爍，筆桿已經燒盡，父親真是心痛極了，因為這是燕園好友送的珍貴禮物。無可奈何之中，父親只好把筆尖綁在一根筷子上，繼續寫作，終于完成了全稿。而這一年，恰巧是父親的而立之年。
1948年11月，沈陽宣告解放。其時，燕京大學南方同學紛紛南返，燕大也作縮短學年準備。和父親同班的一位周姓校友決意離開北平南下，欲與父親攜手同行，並承諾與之行一切皆由他照應。這樣“鐵”的關係在當時恐怕是很難得的，但父親感覺自己的立場環境全與他不同，而且有妻兒老小，自己決不能拋棄骨肉，背井離鄉而去，便婉言謝絕了。
那時，周家的院落分兩個院子，祖母帶著伯父住東院，父母和祖父住西院，兩個院子中間本有一條小巷似的“箭道”連通，後來，伯父用一個木制水車灌田的廢木盤做成一個“月洞門”，使得兩院互望通明，而且詩意盎然。父親去燕大讀書後，母親就自己帶著孩子住在西廂房，一排三間，屋裏沒啥東西，很是寬敞。
一天傍晚時分，母親在做活計，招呼姐姐拿剪刀來，姐姐就跑到外屋，爬上床去拿。就在姐姐往床上爬的那一剎那，母親一低頭，猛不丁地發現大床底下有團黑乎乎的影子還在動彈。母親舉著忽閃忽閃的油燈，斷定是個人，土不拉幾，黃不溜秋，光個頭，縮作一團，也許是蹲久了，在微微抖動。母親頓時就明白了，立刻把姐姐遞過來的剪刀緊緊地握在手裏，拉著姐姐，打開大門，大聲説：你看爺爺來了！叫你爺爺去！母親本以為大門打開了，那人會溜走，不料那人半天沒動靜，于是又衝床底下喊道：還不快走！只見那人磨蹭了一會兒，突然“噌”地一下躥出了門──跑了！也許這家夥看見了母親手裏握的剪刀？也許聽見家裏還有男人？也或許是看到母親不懼怕的樣子？事後聽母親説，其實當時並沒有看見爺爺，只不過急中生智罷了。後來爺爺去打探，才知道那家夥是被解放軍收編的國民黨的敗兵余孽。母親的沉著機智和勇敢，給我留下了深深的印象。
1950年夏天，父親西語係本科畢業了。到秋天，他又考取了燕京大學中文係研究院。1951年冬天，父親接到成都華西大學聘請，要他前往外文係做講師。對于這個要遠離故裏親人奔赴四川的決定，祖父母及家裏的其他人都極力反對，而父親最終拿定主意赴成都，皆是因為在母親的執意要求與敦促下，踐行自己對母親許下的諾言，于是作了永離家鄉的打算。1952年春夏之際，父親帶著我們，舉家踏上遠赴成都的旅途。
母親自從跟父親離開那個大家庭獨立生活後，心情十分愉悅，父親有一處文字作“妻之裝束已如蝎子糞矣”，我開始不甚明白，後來才知道此為“蝎子粑粑獨一份”之意，雖然沒有具體寫明，但這十個字透露出的是父親的眼光、母親的容顏與裝扮。
1953年9月25日，父親雇車從成都署襪街郵政總局取到自己的第一部著作初版《紅樓夢新證》，立刻坐在長凳上拆包，取出一冊，又坐原車返回，翻看至半夜，十分滿意。待稿酬一到，父親即帶著母親和我們到商場，給母親買下兩件呢單袍，又買了一雙大圓口皮鞋，母親十分高興，父親則心甚欣慰，認為此誠勞動之報酬耳。
由于《紅樓夢新證》的出版在社會上産生了不錯反響，也引起北京方面注意，得到人民文學出版社聶紺弩的賞識。1954年4月底，父親奉特調令回到北京，任人民文學出版社古典部編輯。也自這個時候始，母親除了安排全家的生活外，還要幫助父親為文寫字、查找書籍資料。父親紅學家“桂冠”的背後，有母親的一份辛勞。
周汝昌《紅樓夢新證》
1968年 4月，父親被人民文學出版社“造反派”開批鬥大會，並隔離審查。1969年中秋節那一天，又被下放到湖北鹹寧文化部“五七”幹校。那時出版社常常來人動員母親到“幹校”去，有時還以威脅相逼，母親卻以智慧與他們周旋，終于躲過“一劫”，照顧保全了我們的家。
父親一人在幹校時，恰逢與母親結婚三十周年紀念日，他先是夢見少年夫婦情景如在目前，夢見所居之地棠花正開遍水灣間，如見故人，特別高興，就賦詩一首寄給母親，詩曰：
夢中歡聚醒來悲，片刻春還綠鬢時。
卅載光流驚箭羽，百年情重感琴徽。
棠新恰憶初逢面，柳弱應憐已老姿。
一語憑君同記取，白頭長久不分離。
母親有次給父親去信引用了毛主席的詩句“風物長宜放眼量”以為勉勵，這讓父親佩服感動得不得了，他以五言詩記下了這段情：
抬糞汗如漿，小憩泥濘旁。
舉頭望鄉裏，湖天蒼茫茫。
南雲愁不散，北鬥想輝光。
我思親愛者，中心惄如傷。
來書知我意，慰勉語更長。
上引主席教，下及兒女行。
錘煉此紅心，回環幾寸腸。
1998年，父親八十大壽，加上多本新著的出版，全家其樂融融。母親拿起筆來也作了一首詩，詩雲：光陰似箭一瞬間，轉眼八十又一年。文採風流如紅樓，精神十足像少年。
周汝昌毛淑仁合影
2002年，父親行年八十五齡，視力僅右目有三分之一的微光，仍不服老，逐日寫作，有時精力好，燈下還要拾起毛筆。每到晚間，便請母親幫忙“做書童”，並詢問寫些什麼詞句好。有一次，母親提議説：“還是你的本行本業，就寫題紅樓的詩，豈不比別的更有意思？”這話觸動了父親的情懷，一時興起，就説：“好，你念一個紅樓人名，我就題一首七言絕句，即席即興，口佔信筆，不打草，不苦思冥索，不敷衍湊句，不引用自己原來的詩句……”就這樣，父親母親開始了這個“作業”計劃。結果，父親的才思還如昔時的“倚 馬立成”，沒有過太久，斷斷續續就積累了百余幅新詩新字。因為父親喜歡一百零八符合曹雪芹原書“九級十二釵”的構局，便選了一百零八幅作為定本。這就是後來出版的《詩紅墨翠》紅樓人物書法集。
那時母親已經重病纏身，但興致不減。“做書童”是很辛苦的事：由于我們家裏條件簡陋，沒有專用書齋書案和定式定位的文房四寶，只一個吃飯用的折疊小圓桌就是“一切設備”了。先要擺桌、墊紙、裁幅、調墨、泡筆、抻紙、晾放……忙個不停。抻紙也得十分內行：什麼時候需要往上提抻或左右延展，這些細致而利落的工作，母親都很熟悉。孰料，這冊書法集還未能出版，母親卻過早逝去。父親悲痛地説：在我的寫作中多得賢妻淑仁之助，因條件不佳，辛苦備至，其功不可泯沒。我平生得文飽食安坐，靜心專神地做點學問，全是她照顧協作之力。此中包含著她的心意和勞作。如今，淑仁已不在了。六十載糟糠夫妻，患難伴侶，所歷萬言難述。她是一個善良仁厚的慈悲為懷者，一生勞病，助我為文寫字，縫衣做飯；在危難中表現出無畏的護我申冤的高尚精神。我平生的這點兒學術成就，其中包含著她的辛勤甘苦，這種無形跡的貢獻，是我難以忘懷的。
晚年的周汝昌毛淑仁夫婦
父親作了一副挽聯，寄托哀思：
六十年相依為命共我語笑悲歡助我護硯鈔書永憶蜀水燕山同患難
百千緒願卜三生累君庖廚針線賴君撫雛慰老忍看金風玉露引靈幡
2012年，在母親去世後的第十年，父親也追尋母親，駕鶴西去。
（刊于《天津日報·滿庭芳》2020年7月17日）
